[内蒙古】高建新
身处僻远的乡村，虽然常在贫困之中，但许多具有终极价值的问题却时常萦绕在陶渊明的脑海，他在不断地叩问：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的一生该如何度过？理想的社会该是怎样一种模式？时间的流逝究竟带来了什么，又带走了什么？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又该如何坦然地面对？对此，陶渊明不仅思索，而且让它体现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自祭文》表现的就是陶渊明面对就要来临的死亡的态度，一般认为此文写于陶渊明去世的宋文帝元嘉四年(427)。这年五月间曾有瘟疫流行，备受饥寒煎熬、折磨的诗人早巳赢弱不堪，到了九月就病故了。一说，死在十一月。朱熹《通鉴纲目》：丁卯，宋文帝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晋徵士陶潜卒”。近代学者更同意后一种说法，曹道衡、沈玉成认为：“九月中尚能作《自祭文》《挽歌诗》，当非奄奄垂逝。卒于十一月，近情理。”死前，陶渊明从容地安排了自己的后事，写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自祭文》，回忆了自己苦难坎坷而又快乐充实的一生。
深情人的安魂曲
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
这是预设自己的死期并想象着死后亲友祭奠自己的情形。袁行霈说：“临终留有遗言者，检《左传》已可见。惟死前自作祭文，设想自己已死而祭吊之者，实始自渊明也。”惟，是；丁卯，指宋文帝元嘉四年；律，乐律，古时乐律分为十二律，阴阳各六，与十二月相配；“无射”为阳律的第六，与九月相应。陶渊明预想自己死在元嘉四年的农历九月，与其《挽歌诗三首·其三》中“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说的时间是一致的。陶渊明说自己死在了一个萧条冷落、万木凋零、大雁南飞的深秋之夜，要永远离开他所热爱的美丽田园，离开这个让他忧劳让他留恋的人世，不再有漂泊和流浪，不再有饥饿和寒冷。美酒佳蔬，徒饰悲情，音容笑貌，不可复得。虽然亲友悲情无限，但陶渊明自己则通达自如，一派浩荡。《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陶渊明把生寄比做“逆旅之馆”，意在表明，旅馆再好，终究不是家，是不能无休止地住下去的。“本宅”亦即我们自己的“家”，无论“逆旅之馆”多么美好，对“逆旅之馆”多么留恋，我们都必须回“家”。早在《杂诗十二首·其七》中，诗人就曾说：“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王瑶先生认为《杂诗十二首》作于陶渊明五十二岁时。回“家”之前，怀着感恩的心，陶渊明平静地追忆了自己的一生：
茫茫大块，悠悠高曼，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合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大块，指大地。《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陶渊明和庄子一样豁达。“余得为人”，用的是荣启期的典故，《列子·天瑞》说：“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日：‘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日：‘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日：‘善乎，能自宽者也。”’有贫困，有孤独，有奋斗，有挣扎，更有属于自己的欢乐：自力[来自Www.lW5u.com]更生，心怀欢乐去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失时节地播种、耕耘、收获，农闲之时则琴书自娱，亦即“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四章·其四》），过一种辛劳又充满美感的生活。冬天虽说寒冷，却有太阳可晒；夏天虽说炎热，但有清泉可洗，所谓“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归园田居五首·其五》）。而“勤靡馀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则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勤靡馀劳，心有常闲”，说自己一辈子勤恳劳作，不遗余力，心中常怀有美感；“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说自己乐从天道，坦然面对命运的安排，一生就这样度过了。诗人的本性和行事不同于伦常的规范，屡逢困厄而尽享其乐，此乐只在田园中，在耕读中，所以虽劳苦终身而不稍废弛。梁启超先生非常喜欢这十六个字，认为它是对“渊明先生人格的总赞”，并以此为自己所写的《陶渊明》（开明书店1923年版）一书画上了句号，从中可见出这段话的特殊分量。这样的生活，陶渊明坦然面对，无怨无悔：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惝日惜时。存为世珍，没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已荣，涅岂吾缁。摔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
人们爱惜自己的生命，殚精竭虑并以种种方式体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力求生为人所重，死为人所念，陶渊明则早巳不在乎这些，他只能坚守自我，而且是在本有多种选择和生存方式的情况下决意坚持自我。“涅岂吾缁”，用《论语·阳货》“不日白乎，涅而不缁”之意，是说质本洁白，就没有什么能够染黑。正因为如此，虽身居陋室，却不妨意气傲然，饮酒赋诗，怀着艺术的心情看待乡村生活、田园景色。在陶渊明看来，人的一生能够识运知命，就能无所眷念，所以现在死去，也可以无所憾恨：了：“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按照意愿，选择自己由衷喜爱的隐居生活，陶渊明的内心是充满欣慰的。这样的生活，即使再过一生他也愿意，所以他说：“寿涉百龄，身慕肥遁。”肥遁，指退隐。活着寻求适意，死去也无甚牵挂。在温暖的追忆中，他推想着自己死后的情形，并以最为简洁的语言嘱咐了身后事：
寒暑逾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窗窗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寒来暑往，生死异路。陶渊明推想，亲戚赶来吊唁，好友连夜奔丧，为的就是尽快安葬，好让自己的灵魂得以安宁。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寂寞远行，在萧萧的风声中走入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是独属于陶渊明自己的朗阔和幽默。《孔子家语》载：“孔子在宋，见桓魋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日：‘若是其靡也。”’耗人耗财，孔子认为宋国的司马桓魋的棺椁过于奢靡了。《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临死前嘱咐儿子，“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像孔子一样，陶渊明当然谴责桓魋棺椁的奢靡，却不认为杨王孙过于寒俭的葬法有什么可笑。陶渊明绝不愿奢靡也奢靡不起；对于裸葬，他倒是赞同的：“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饮酒二十首·其十一》）“耻”“奢”、“笑”“俭”，表明的其实是陶渊明对如何安葬自己毫不介意。既已下葬，人世已是一片空旷，逝者的踪影也渐渐远去。“不封不树”，可视做陶渊明的遗嘱，是他对自己死后如何安葬的具体交代。“不封”，不垒高坟；“不树”，不在墓边植树。《易·系辞下》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意思是说古时候的丧葬，只用柴草厚厚地裹缠死者的遗体，埋在荒野之间，不堆坟也不植树，没有限定的居丧期数。《礼记·王制》说：“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庶人下葬用悬棺而下的方法，葬事不因为下雨而停止，下葬后不堆坟也不植树。“不封不树”虽古已有制，但后世真正的实施者却少之又少。
颜延之说陶渊明去世后很快即下葬了：“遭壤以穿，旋葬而窆。”陶渊明反对厚葬，生前已交代家人处理后事要“省讣却赙，轻哀薄敛”（《陶徵士诛并序》），不发讣告，不收赠礼，以最简朴的方式安葬自己，而且“不封不树”，不给后代增添如扫墓、上香等任何烦劳，听任墓地在时光的自然流逝中或存或毁。至于哀荣就更不会在乎，因为早在生前就不以美誉为贵。结尾一句“人生实难，死如之何”，是说人生在世委实艰难，现在死去了，一切是否就此可以了结？《左传·成公二年》说：“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生即飘荡、流浪，永远的止歇是否就意味着永远回到了本根？“死如之何”四字含义丰富，可作多种理解，如：人生艰难，死后又会怎样？是对死的茫然；人生艰难，死了又能怎样？是对死的无可奈何；既然经历了人活时的艰难，死亡已经不能再把我怎样！是不惧怕死亡。袁行霈先生的解释则是这样的：“渊明一向达观，似已觑破生死，但自知将终仍不免于惘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生之难，实已饱经矣，死后犹复如是乎？面对过去之生可以无憾，面对将来之死却一无所知也。”无论何种解释，含蕴其中的是苍凉又复杂的感情，因为人毕竟只有一次生命。
诗人就是这样不慌不忙、相当平静地述说着生与死，然而生之痛，死之念，坦然与悲恸、释怀与留恋、牵念与歉疚等种种掺杂依然留存心底，这样深沉的思虑自为像陶渊明这样的深情人所必不可免，带给人的是如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1887-1914)所说的“强大的死亡和心头歌唱着的火焰”一样的强烈震撼。其实，说到生命，说到死生，谁又能无动于衷呢？丰富而有限的人生，有谁能摆脱悲喜得失、生老病死的困扰呢？《自祭文》是陶渊明自己的安魂曲，深邃、沉潜、安详，只有怀有大爱者，对死方能如此深情。
大智者所为
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说陶渊明“年在中身，疚维痞疾，视死如归，临凶若吉”。“疚”(chen)，《说文·广部》：“疚，热病也。”指一种冬天受寒，到夏[来自www.Lw5U.com]季因时令之热而发作的疾病。“痦”(shan)，是疟疾的一种，多日一发。《说文·广部》：“痁，有热疟。”《臾选》李善注：“《左氏传》日：‘齐侯疥，遂痁。’杜预日：‘痁，疟疾也。”’据此推测，诗人死于恶性疟疾。诗人本来就体弱多病，加上恶劣的生存条件，健康更是每况愈下。《还旧居》说：“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衰”，《礼记·王制》说“五十始衰”，知此诗必作于五十岁之前，诗人担心活不到五十岁的衰年。五十二岁时作的《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中说：“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抱病在破烂的屋檐下坐卧，药石有时也停而不用。五十九岁时作的《答庞参军并序》又说：“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差不多与《答庞参军并序》前后的《与子俨等疏》也说：“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由此来看，从中年始，诗人身体就不好，靠勉强维持才活过了六十岁。带着遗憾，也带着无比的欣慰，饱经忧患的一代伟大诗人就这样在贫病交加中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深深热爱的世界。宋人吴仁杰说：“呜呼！生死之变亦大矣，而先生病，不药剂，不祷祀，至自为祭文、挽歌与夫遗占之言，从容闲暇如此，则先生平生所养，从可知矣。”陶渊明去世后，“近识悲悼，远士伤情”（《陶徵士诔并序》），人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志趣高远又朴实平凡的好人而感到无限的哀痛。
宋人李公焕说：“此文乃靖节之绝笔也。”（《笺注陶渊明集》卷八）苏轼说：“读渊明《自祭文》，出妙语于纩息之余，岂涉死生之流哉！”（陈秀明：《东坡文谈录》）张自烈也说：“今人畏死恋生，一临患难，虽义当捐躯，必希苟免，且有纩息将绝，眷眷妻孥田舍，若弗能割者，嗟乎！何其愚哉！渊明非止脱去世情，直能认取故我，如‘奚所复恋’，‘可以无恨’，此语非渊明不能道。”（《笺注陶渊明集》卷六）清人祁宽说：“昔人自作祭文、挽诗者多矣，或寄意骋词，成于暇日。靖节绝笔二篇（指《自祭文》《挽歌诗》），盖出于属纩之际，辞情俱达，其于昼夜之道，了然如此。”（钟秀：《陶靖节记事诗品》卷一）所谓“属纩”，是用新绵放在临死之人的鼻子前以验证其是否断气，这当然不是说《自祭文》《挽歌诗》作于诗人临死之时，而是指作于诗人死去的当年。通达、彻悟，乐命知天，让陶渊明不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者，而且心中充满欣慰，一片宁静。这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深知陶渊明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有一篇名为“死”的文章，写于1936年9月5日，距离先生10月19日去世仅一个多月时间，可看做先生的遗嘱，其中说道：“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这与陶渊明《自祭文》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大智者的作为。针对当时社会上泥古不化的所谓“名流学者”，鲁迅先生不无鄙夷地说道：“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想朽却偏不朽，想不朽却偏速朽；不想占据别人的心却偏被心永远留住，想占据别人的心却偏被心无情抛弃。这就是生命的也是真理的颠扑不破的法则！
委运乘化，随顺自然
在《自祭文》中，体现的核心思想就是“乐天委分”亦即“委运乘化”的思想，其要旨就是：个体生命与宇宙自然是一体的，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在的、附加的。个体生命既不汲汲于生，也不戚戚于死，生亦自然，死亦自然，不违自心，不逆天命，一切随顺宇宙大化，而以适情、适性为主，以今世此生为贵，把握当下，遥视未来。自己为自己做主，不为当时流行的佛家的轮回、道教的长生成仙思想所蛊惑，所谓“形体凭化迁，心在复何言”（《连雨独饮》），“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并序》），其中洋溢着一个智者和通达者才具有的乐观主义情怀。这样的思想是属于陶渊明自己的，它不仅不同于当时流行的道教和佛家，也不同于传统的儒家。儒家推崇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热情关注现实社会，力图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但容易流于汲汲于功名利禄，因屈从现实的社会政治而丧失了个人的自由独立，沦为体制的工具。陶渊明经过几次反复，最终毅然决然地抛弃官场，归向田园，就是深刻了解了儒家弊端后的举动。委运乘化、随顺自然的思想，是陶渊明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一生探索的结果，虽然受到了庄子和魏晋玄学的深刻影响，但更有自己的特色。陶渊明不是简单地把个体生命置放在有限的历史、社会中加以观照，而是置放在无限的宇宙自然中加以观照，因为视野宏阔，精神高迈，所获得的启示也自然清明自省、超越古今、不同凡响。
陈寅恪先生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夫运化亦自然也，既随顺自然，与自然混同，则认己身亦自然之一部，而不须更别求腾化之术。”“委运乘化”的思想由此成为陶渊明安身立命的基础，他的开放通达的生死观便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因为委运自然、随顺自然，所以便不窃喜于生，不畏惧于死：“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三首·形赠影》）正是这种“委运乘化”的人生态度，使陶渊明能以极其平和、安详的心态面对日益临近的死亡。从临终前所作的《自祭文》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海德格尔指出：“人作为终有一死者成其本质。人之所以被称为终有一死者，是因为人能够赴死。能够赴死意味着：能够承担作为死亡的死亡。唯有人赴死——而且只要人在这片土地上逗留，只要人栖居，他就不断地赴死。”畏死是最大的畏，然而一旦在本体论上领会了死的意义，大畏就转而成为大无畏。在海德格尔看来，“死”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替代的，因而就其本质而言，死从来就是我自己的死，是谁都无法逃脱的，而且时时伴随着我们。但人们总是不知不觉地避讳自己的死，由此显示了人类日常畏死的真相。“死”是逃不脱的，或迟或早，人总要被“死”的震颤所唤醒。在死神逼近之际，人类方能洞见生存的本质。@由此反观陶渊明面对死亡的从容睿智，不是更使我们感到了陶渊明的大知大觉、超凡人圣吗？明人黄文焕说：“一以自然听之。田园中老死牖下，得安正命，与一切仕路刑辱不同，死亦得其所，况存乎！”（《陶诗析义》卷二）清人钟秀说：“靖节一生学识精力有大过人处。其于死生祸福之际，平日看得雪亮，临时方能处之泰然，与强自排解、貌为旷达者，不啻有霄壤之隔。”（《陶靖节记事诗品》卷一）陶渊明的“得其所”和“大过人处”，就在于陶渊明超人的洞察力、透悟力，对死亡本质亦即生命本质的穿透，“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八》），而绝非故作姿态以示旷达。正因为如此，“陶渊明作为一个真正自觉的人，在自身生命追求的动力驱使下，几乎是将整个魏晋生命思潮在他个人生命境界中浓缩地再现了一番，从而使他站在魏晋精神的高峰上”@。岂止是魏晋精神的高峰，而是整个中华文化精神的高峰。名
①曹道衡、沈玉成：《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十一月》，《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4页。
②④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57页，第563页。
③梁启超：《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6页。
⑤《灵魂之春》，转引自【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4页。
⑥《尚书·无逸》：“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郑玄注：“申身谓中年。”古直《陶靖节年谱》以此为证据之一，认定陶渊明“必无六十三岁”。见【宋】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9页。
⑦[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宋]王质等撰，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5页。
⑨鲁迅：《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页。
10、1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第204页。
12、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72页。
13、周国平主编：《诗人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342页。
14、钱志熙：《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页。
作者：高建新，内蒙占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辑：王朝军zhengshi5@sina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