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凤高
《不列颠百科全书》说精神分裂症属于“最常见、最严重也最具精神致残力的功能性精神病”；并定性它是“一组严重精神障碍”，“共有下列症状：幻觉、妄想、感情淡漠、思想障碍和脱离现实”。这对认识现实中的精神病人和分析文艺作品中的精神病人，都有指导意义。
文学是人学，作家的任务是写入。写入的前提就得关心人，关心人的生活、人的命运，尤其要关心人的痛苦。
人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有的是因为贫穷，有的是因为患病，有的则因为失去权利、自由或爱情，也有因为妒忌，甚至也有某种莫名其妙的痛苦。不过，一个人最大的痛苦，大概莫过于失却自我，就是对一个作为实体的“我”的否定，对“我”的存在、“我”的思想行为的支配，尤其是对“我”和外部世界的联系的否定所造成的心灵痛苦。这可以说是人的最大的悲哀了。因此也就不准理解，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都无不着意关怀痛苦不幸之人，尤其关怀他们的精神上的疾病远胜于关怀他们肉体上的病痛，并将之付诸于笔端。
古希腊悲剧史上的“精神分裂”
古希腊文学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成就则是古希腊的悲剧。作为悲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古希腊三位伟大的悲剧作家都毫无例外地写到精神分裂症，不能认为这只是偶然与巧合，而是心灵上的共通。
欧里庇得斯在《特洛伊妇女》（罗念生译）中不仅通过剧中人物之口，一次又一次指出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是“疯狂的闺女”，“疯狂的卡珊德拉”，她的行为“老是这样疯疯癫癫”；还描写她“被阿伽门农（王）逼到他床上做了妾”后，一反常态，“疯狂地举着火把奔跑”，去请因国家的丧亡和她的受辱而悲痛欲绝的母亲：“快把胜利的荣冠戴在我头上，庆贺我嫁给一个国王。”欧里庇得斯的另一个悲剧《酒神的伴侣》（罗念生译），更是从头到尾，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个个疯狂”的卡德墨俄斯“狂女”。
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张竹明等译）中，埃阿斯精神分裂症发作时，幻觉中将拴着的牛、牧羊犬和它们看管的羊群当成仇人，“把其中有的砍下了头，／有的扭转脖颈，割断了咽喉，／有的对劈成两半片……把它们当做人”。后来又冲到门外，“和他幻想出来的影子争论……并且用一连串的大笑嘲弄他们，／夸耀自己施加于他们的报复”。
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特斯》三部曲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报仇人》，是一组表现亲属仇杀的悲剧，在剧中，“疯狂是以复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研究者指出：“《奥瑞斯特斯》中的疯狂起源于过去，影响到今日，最后还被着眼于未来的共同行动所控制。这种由（复仇女神之一的）厄里倪厄斯所引发的疯狂不是孤立的某个个人的痛苦，而是支配着阿尔戈斯家属，因而是家属本身的疾病。”
古希腊悲剧的创作，大多取材于神话故事和荷马的作品，描写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冲突，被看成是人与命运的冲突，似乎与现代人的生活格格不入。但是剧中的英雄在冲突中死亡，其悲剧情节的壮烈、人性的崇高、风格的雄伟，一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引发受众的恐惧和怜悯之情，目的是“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受众的）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因为古代希腊人的悲剧观念不同于现代人，并不在于“悲”，而在于严肃。埃阿斯作为希腊军中的猛将和萨拉米斯人的首领，是令人敬重的英雄。更可敬的是在他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自己错杀了对象之后，悔恨得“击自己的头，大叫一声，轰然倒地，／倒在杀死的牛羊残骸中间”，最后“扑向自己的剑锋”，以自杀来洗刷自己的过错，保住了自己的荣誉，极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因此在今天的受众看来，他的死，除了作为美被毁灭的悲剧性之外，还因是由于疾病——发作精神分裂症而犯的错所导致的庄严死亡，这就使他的死亡具有双重的感人力量。
古希腊悲剧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是威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朱生豪译），他的作品由于着重表现因精神分裂症——疯狂造成的庄严死亡，且表现的生活更接近于现代人的生活而具有双重的震撼力。
《奥赛罗》里的同名主人公本来就常发作精神病性质的癫痫，最后在“神经错乱”（罗多维科语）中，表现出明显的现实感觉障碍和人格变态，以至于怀着“我要杀死你，然后再爱你”的心绪，刺死他无辜的妻子，随后在热吻死去的妻子后杀死他自己。
在《麦克白》中，“我的心全然失去常态”的麦克白，时时产生幻觉。如他幻视有摇晃的刀子、像要挖他眼睛的手、被他杀死的班柯成为头发染血的鬼魂等。他的妻子，麦克白夫人更是如医生所说，由于“心理上的重大纷乱”，总觉得杀过人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不管怎么洗，也感到“再也不会洗干净了”。两个都发作精神分裂症：疯了。
《哈姆莱特》中疯疯癫癫、“一天到晚像在做梦似的”哈姆莱特，一会儿是“悲苦沮丧的脸色”，一会儿又“每一根微细的血管都变得像怒狮的筋骨一样坚强”，他的悲伤忧郁和高昂激愤正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主要症状：忧郁状态和躁狂状态交叉出现。
《李尔王》中的李尔王更表现出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裂症病人。
李尔是一个善良的人。原先就有精神病态：脾气变化不定，行为怪僻，喜怒无常。在经历一系列遭遇，成为“一个剥空了的豌豆夹”之后，他彻底精神分裂了，他完全辨认不清现实：“这儿有谁认识我吗？……谁能告诉我我是什么人？”他一次次喊叫“不要让我发疯！我不想发疯”，最后还是发疯了。如一位批评家指出，李尔“精神上的进展，是他的自我意识的消逝过程……和丧失自我，变成疯狂的过程”。
莎士比亚以比古希腊悲剧复杂得多的情节，特别是以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学派所完善、在他的时代非常流行的“体液”学说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剧中人为什么定然会有这样的个性，如胆汁质气质的奥赛罗和麦克白，粘液质气质的麦克白夫人，多血质气质与抑郁质气质的哈姆莱特，和胆汁质气质与忧郁质气质并存的李尔等，使剧作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尽管古希腊悲剧发展到了时代的顶峰，但它表现得最多、最充分的还是人与人两种形体之间，尤其是人与神这一非他力所及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属于悲剧冲突类型中比较原始的冲突。剧作家无法突破宗教观念和命运主题，难以跨越神性的束缚；且人物的性格也往往固定不变、没有发展。与之相比，莎士比亚的被公认为“性格悲剧”中的人物，既有个性的丰富性，又有其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还有个性特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更让现代的受众感到可信，感到亲近，也更易于接受。
鲁迅笔下的“四种亚型”
现代医学研究对精神分裂症的认识是更加精确、更加细致了，可以举出数十条具体的症状，但其中最主要的，据“美国精神病学协会”1994年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所列的标准，至少应具备以下五条症状中的两条：1．妄想，2．幻觉，3．言语混乱，4．总体行为紧张和混乱，5．缺乏语言表述能力，缺乏主动性和目的性，且症状出现的时间至少得持续一个月。
说精神分裂是“一组严重精神障碍”，那是因为现代医学，包括权威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有关条目，都把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分为四类：1．单纯型或称未分化型，2．青春期痴呆型或称错乱型，3．紧张型，4．类偏执型。
像其他伟大作家一样，鲁迅也关注精神病人，他声言自己创作的目的就是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中间，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病态”一词表明了鲁迅尤其关注的是人心灵上的痛苦，而不是肉体上的病痛。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典型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狂人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名勇士，不同于他周围的那些鬼鬼祟祟、探头探脑、满脸凶光、一副恶相或青面獠牙的敌对者。他有无比的正气和胆识，笑声中都充溢着“义勇和正气”，敢于怀着义愤，进行奋力抗争，什么都阻挡不了他。“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就是狂人的人格写照。
《狂人日记》写出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病人迫害狂想的特点。他时时处处都在怀疑他人要加害于自己，想要把他吃掉。所有这些由心理紊乱而产生的兴奋多动、思维奔逸、联想广泛和惶惑多疑，使狂人产生特有的目光、特有的妄想或幻觉，以及特有的非“正常人”的逻辑思维与逻辑推理。是的，一般人偶尔也会出现此类境况，如想象中的沉迷状态或“白日梦”。但鲁迅的精到之处在于，他对这一切的描写都是建立在狂人不仅是精神病人，还是其中最严重的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础之上，且狂人的这种意识、思想和行为，都因为其时时产生被迫害的感觉：横梁和椽子在头上发抖，面前的人在他追问下突然消失，“仁义道德”字缝中的“吃人”字样，以及医生说的“赶紧吃吧”等等。狂人看陈老五送给他吃的鱼，“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不知是鱼是人”，以及认为看病的医生“是刽子手扮的”，可算是最精彩的两笔，有力地表现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被迫害心理。
《白光》中的陈士成作为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常常出现幻觉，甚至像“狂人”觉得“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那样，怀疑“连一群鸡也正在笑他”。“隽了秀才……一径连上去”的一段，既是原有的幻象，也是此刻的幻觉；下巴骨笑吟吟开口说的话既是自语，也是他自己的心声。鲁迅把主人公主客观的视像和脑际中的幻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精辟地表现出这类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特有症状。自然，最突出的是如题目所体现出的“白光”，那夜的天际投下的月光，像冥冥中的指引，使他在幻觉中迈向这类患者最常见的不良预后（指预测疾病的可能病程和结局——编者注）——死亡。
不同于《狂人日记》中“狂人”的自信和进攻性，陈士成是消极的，他只是一味叹息“这回又完了”，可见他的幼稚、可笑、愚蠢和怪诞。他的眼睛在灰白的脸颊和劳乏的眼眶间闪光，是古怪的；他的言语总是这么简单而可笑；他的行为，顺着白光，来到院中，来到屋里，又去山中，最后钻进水中，自然是愚蠢至极的。而这，正是此类精神分裂症病人与同类其他亚型病人的区别。
《长明灯》的主人公可以归为单纯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他虽然表现出精神病人所共有的神情，疑惧、呆滞而迟钝，但不同的是病症的进行性，从最初的“有些怪”，到“发过一回”，到疯了起来，到更加严重，不顾任何阻挡，执意要吹灭这古时一直传下来的长明灯。作为单纯性精神分裂症的另一个特征，他没有真切鲜明的幻听和幻视，相反，他思维简单，行为刻板，活动稀少，情绪反应呆滞，不注意外在的世界，“似乎并不留心别的事”，自始至终只想着“熄掉他吧”和“我放火”。
对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拘束性态度和姿势”，《不列颠百科全书》描述说：此病的“主要特点为突出的运动行为障碍。患者可保持几乎完全不动状态，常采取雕像样姿态、缄默症（不能说话）、极端顺从，以及缺乏几乎一切随意活动”。这不就是对中年闰土的写照吗？
读小说《故乡》，对中年时代的闰土，鲁迅虽只有简略的几笔：“迟钝”的动作，“凄凉的神态”，他的整个躯干和肢体，“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把一个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精神面貌刻画得惟妙惟肖。另外，《祝福》里临死前的祥林嫂，在冲动性发问和逃脱之后“呆坐”下来时“真像一个木偶人”的体态，也有几分紧张型精神分裂症的特征。
虽然鲁迅曾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过医学，并且自己也说，他的《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凭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但是上述四类精神分裂症的鉴别诊断是近几十年的医学成果，仅凭鲁迅当年学得的19-20世纪初有关精神病方面的知识，根本不可能达到如此精确的描述。鲁迅主要还是得益于他对精神病人敏锐的现实主义观察，如对他的大姨母之子阮久荪和他的老师章太炎的精神病状的了解。
关于《狂人日记》的创作和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关系，即使如有人说的受到过后者的影响，但也仅是在第一人称日记体形式的运用和题目的借鉴上。鲁迅创作的灵感主要还是来自于他“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特别是，鲁迅强调这个问题“知者尚寥寥”，表明小说“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和批评愚昧麻木国民性的主题提炼完全是鲁迅自己的独立创意，何况他对主题的挖掘更要“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
果戈里《狂人日记》（满涛译）中的亚克森齐·伊凡诺维奇·波普里什金，在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发作的幻觉中，将狗的吠叫认定是与人交谈，甚至把丢弃在狗窝里的纸片看做是狗的通信。小说的高潮是他坚信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喊出了“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表现了被迫害的小人物对现实的抗议，在俄罗斯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有一定的意义。但这篇小说对狂人的精神分裂症症状的描写，如同古希腊悲剧或莎士比亚的悲剧，总体来看，由于时代的局限，还显得比较单一。鲁迅描写精神分裂症的最大特色是描述的精细，可以从中区别出此病的四种亚型；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看出鲁迅对精神分裂症发病的原因在认识上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远超于前者。
神灵附体？
现代医学认为，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精神病分为器质性和功能性两类。前者一般是由脑的器质性损伤引起的，后者均是由极端的、长期的情感障碍诱发的。
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可避免地会在思想、情感、观念和行为举止上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规范和阻碍，以致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种族的繁衍而不得不压制自己，忍受在与社会冲突中引发的痛苦。病理—心理学证明，心理长期被压制，处于持续的紧张和焦虑状态下，人的肌体的“自我防御”能力会渐渐减弱以至丧失，最终很可能变成一个精神病人，甚至是精神分裂症病人。而且越是心智聪慧、感觉敏锐、富有教养和才性的人，越容易罹患此病。这就是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中的英雄和极富才性的主人公个个都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原因。但是在“泛灵论”的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任何事物和现象都是由世外的神祗或恶魔主宰的。古希腊正处在这样的时代，那时，不仅流传着入神共处的神话故事，人们对神的存在也深信不疑：“每一个水泉都有一个仙女，每一座森林都有一个山精。生产谷物的土地的化身是第米特（地神），无法驾驭的大海的化身是波西顿（海神），即大地的摇撼者。”⑩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古希腊悲剧作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实际上表现的是“行动中的”入与人之间和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人物的一切行为，包括患精神分裂症，也都被认为是神之所为。在《特洛伊妇女》中，欧里庇得斯不但让卡珊德拉自己和她母亲赫卡柏说她的疯狂是因为“有神灵附体”，还让希腊军传令官塔尔堤比俄斯直接向她指出，“是阿波罗使你心神迷乱”，才引起如此的“理智不健全”。在《酒神的伴侣》中，剧作家更让草木动物之神狄俄尼索斯亲自坦言，他是为了报复对自己的诽谤，才故意使忒拜城的“所有妇女，个个发狂”，生出种种事端。事实是，卡珊德拉是因为被埃阿斯强行拖走后遭阿伽门农强奸，如阿斯堤阿那克斯说的，是“在苦难中发疯了”；忒拜城的那些“发狂的女人”，也是如报信人所说的，是因为“受了刺激”。《埃阿斯》里同名主人公的精神分裂症也一样。索福克勒斯一开始就让雅典娜女神宣称，是她“使他的眼睛产生了严重的幻觉，／使他恶毒的发泄得到了虚幻的满足。／我使他的怨恨转移到了牛羊的身上”。另外，剧作家[来自wWw.lW5u.Com]还让歌队一次又一次地说：“埃阿斯患上了不治之症，／神灵给他降下了癫狂。”真正的原因则是：埃阿斯虽然是希腊军中最勇敢的战士，却不能得到阿基琉斯留下的剑，这剑被不公正地判给了奥德修斯。荣誉感的受挫使埃阿斯无限委屈，导致深重的抑郁，最后精神分裂，发了疯。
在《奥瑞斯特斯》的第一部《阿伽门农》中就有特洛伊城陷落、希腊人分配女俘、卡珊德拉在家国俱毁之后被阿伽门农带走的场面。实际上，对于卡珊德拉呼天抢地的叹息，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已经看出：“她准是已疯狂，听从混乱的理智。”而埃斯库罗斯却要让歌队相信：“万物的起因，万物的肇始……有哪一件事物不是由神明促成？”并宣称卡珊德拉“这样疯癫，显然有神灵凭附”。对于疯狂的复仇者，第三部《报仇神》中的歌队“（六）第一台合唱”中一方面说“厄里倪厄斯们的梦幻曲”“使他的神智变糊涂，／使他的心智不清醒”，另一方面又说“狂妄的（复仇）罪行使他陷人浓重的昏暗”，把神灵的作用和情绪的原因都讲到了。
“体液”理论的缺失与《狂人日记》
虽然“体液”理论曾经风靡一时，但是早在1858年，德国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Wchow）在解剖研究了一万多具病人尸体的基础上，发表的划时代著作《细胞病理学》就已证明：人体是由彼此[来自wwW.lw5u.Com]平等的细胞组成的细胞王国，疾病最先并不是发生在人体的整个器官或组织内，而是发生在细胞内。这就使“体液”影响人的个性的说法失去了支撑点。
尽管莎士比亚一意希望借助“体液”理论来阐释人物的性格，但毕竟“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熟悉英国现实生活的莎士比亚，在悲剧中对精神分裂症进行描写时，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反而证明了这类精神病的发生主要是外部压抑所引起的心理上的原因。奥赛罗异常轻信和妒忌的心态，在被人煽动之后，发展成为暴躁症；急躁鲁莽的麦克白杀死了宁静睡眠中的邓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心灵的宁静”，他的妻子也因严重的罪行而精神崩溃；哈姆莱特本有忧国忧民的胸怀，但父亲和爱人的死却引发了他的疯狂；李尔则是因为亲爱的女儿的背叛。
果戈里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他的《狂人日记》深受俄国大批评家维萨里昂·格里高利耶维奇-别林斯基的赞赏。别林斯基在称赞小说“十足的生活真实”⑩时，按照19世纪的标准，评价该作品是一份“在真实性和深刻性方面十分惊人的、足以与莎士比亚媲美的心理的病症历史”。
果戈里的《狂人日记》通过一个陷入疯狂的小人物的眼光，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乌克兰——俄国的社会现实。社会不公，长期处在底层的生活使波普里什金忧郁成病，最后导致精神分裂。在12月3日的那次发作中，波普里什金一下子把郁积在心中多年的愤怒全都发泄了出来，“清晰地表现出其典型的妄想或幻觉”。“我为什么是个九等文官”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这一李尔式的诘问是波普里什金失却自我疯狂郁积的发泄。果戈里写他升官的渴望是狂人的妄想，这里既包含有果戈里本人的心理因素，更重要的还反映了当时他所生活的社会现实。
在俄国的历史上，的确有过出身寒微而被擢升为大臣的时代。那是俄国最伟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一世的时代。彼得大帝从1682年成为沙皇时起，立志改革，如官吏的选派任命，一改以往的做法，“打破门第，不拘一格……大胆提拔那些既忠于国家事业又具有真才实学的人进入各级军政重要部门”。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亚历山大·丹尼洛维奇·缅什科夫(1673-1729)，他出身微贱，是马夫的儿子，但因具有军事和行政才能，受彼得一世的重用，先是任他为侍从，后来官至陆军元帅，并在抗击瑞典人的北方战争中屡建奇功。像这样的事，在那时还不是个别的。既然有这样的先例，所以波普里什金才会有异想天开的想法：一旦他也穿上将军的制服，娶到部长那位“活像是天鹅”的漂亮女儿，还有什么难的。只是果戈里的时代已是“独裁者典型”尼古拉一世的时代，等级森严，“劳动者的子弟基本上被排除在学校大门之外”，他的幻梦根本不可能实现，因此郁积成病。
鲁迅小说中的精神分裂病人也是如此，如陈士成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一心追求功名而发疯；对社会无所求的底层小人物闰土和祥林嫂被社会逼成精神分裂；《长明灯》的主人公则因为对封建的“忤逆”而精神分裂，犯病之后，仍不改其反封建的初衷，只要有一丝作为，便兴奋得“眼睛闪闪地发亮”；《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更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具有战斗的精神才受到迫害，患上精神分裂症的。这一形象，是古希腊悲剧以及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精神分裂症形象所无可比拟的。
鲁迅以其一系列小说，全面提供了至今所知的四类精神分裂症病人形象，描述细致深刻，往往还具有深层的象征和隐喻意味；特别是对病因的探究，以及用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第一人称日记体叙事方式写作，都显示出他的现代性思想，开启了现代文学的疾病叙事写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余风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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