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李潇树
跃出现实边缘的一轮
海飞的中短篇小说里叙述的大多是市井瓦肆中为世情所累的众生，他仿佛一直行走在城市的巷陌间，站在那些琐碎斑驳的日常生活的光影里。在海飞的笔下，故事的内核往往不是宏大的，人物也大多轻盈，但他的叙述却总是能以逼真的轻描淡写触及一些寻常灵魂的根本。按昆德拉的想法，“小说经常只是对几个难以把握的定义进行长久的探寻”，海飞便是用了灵巧诗意的语言探寻着日常生活中周而复始的平民的苦难。他把那些温情的、窘迫的、美好的、悲哀的、流离不安的事端，搅乱了放在文本里，意欲实现对现实的主观重构，进而专注于己身理想的复现和对鲜活生命的探求。
以叙述内容来分，海飞的中短篇小说大抵有几条路径。一条路径是在低空以轻盈的姿态飞行，此类小说经常有这样一种模式：在一个既定理想的指引下，叙述顺势自由生长，比如《赵邦和马在一起》《看你往哪儿跑》《我少年时期的烟花》《干掉杜民》等几篇。在这些小说中，现实主义只是一个悬在半空的影子，诗性的非正统的想象力使海飞需要叙述这些稍微带着点离奇因子的故事，就像一个孩子，执意要编一个属于自己的童话，意欲抚慰自己和他者的心灵。海飞在这些故事里用着一种他特有的叙述方式．清丽柔软的叙述中夹杂着滑稽机智的对白，将生活中的琐屑平凡与精神上的郑重美丽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使那些透着理想主义和人性光芒的小人物们在故事中竟如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们一样灼灼生辉。
理想主义在当下这个充满理智和秩序的社会中总是以一种暧昧的语态出现，它们越抵近现实越变得含混、虚弱，并且在现实的挤兑下显得残破不堪。面对现实并忠于理想的行为方式已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我注意到，海飞的小说却执意在文本里唤起理想主义的光辉。《赵邦和马在一起》就是一个将蒙昧的理想之光照进现实的故事。在小说里，赵邦被妻子背叛，后离了婚，卖掉了八成新的威风牌拖拉机，买了一匹叫做大河的马，然后赵邦带着它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骑着它去打猎，帮马英姑运桑条，把大河当做旅游景点的附加物拍照赚钱，建农庄，办养老院等等。在这些奇怪而纷乱的事件中，那匹叫大河的瘦弱的老马其实已然变成了这部小说的意义核心，这个核心也是一个符号，其间孕育着自由，梦想，生命郁勃、万物葱茏的理想世界。赵邦跟马在一起的时候，他原本所处的平凡世界就变成了他的理想国，欲念和世俗价值都被消解了，一切化繁为简，返璞归真。《我爱北京天安门》也是一个有关理想的故事，保卫科科长屠向前嘴里嚷嚷的去北京看天安门只是一个由内心生发的光辉而脆弱的理想，残破的现实与理想的拉扯之间造成的巨大的反差使现实越不堪，理想就越令人感慨。
海飞的另一条路径则是更贴近地面的，更接近粗粝芜杂的小市民的现实生活，《像老子一样生活》便是其中佼佼。这里的“老子”不是两干多年前的那个说了一堆醒世恒言的老头，而是杭州本地人“我”的代词。杭州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是“老子”，用杭州话发声，“老”字要念成四声，舌尖一挑，自有一种睥睨众生唯我独尊的气概。在这样的语境里，海飞运用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想象力的部分并没有缺席，而是潜到了故事内部的架构中。如果海飞愿意，我相信，他可以给每个小说设定一个精彩的莫泊桑式的结尾——小小的意料之外，氤氲着温暖的俗世的光亮。这样的结尾会因为出乎寻常的审美经验而讨人喜欢，但对大多数作者来说并不容易设置，它需要作者作大量的前期文本细节的配合，且必须具备高超的情绪铺垫的能力。《像老子一样生活》中，桥桥在小说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五节中以微小篇幅出现，身份仅仅是一个国芬偶尔想起的初恋情人。直到小说第八节，桥桥才在魏子良的叙述中，以一个国芬婚外情整个事件的幕后推手的形象出现。报复者角色的介入使原本只是一个主题的小说立刻变成了双线并行的架构，读者的记忆回溯使两条线彼此渗透交织，复仇的母题之下漫漶着对现代人情感基础极端物质性的批判。国芬这个人物的塑造无疑是非常成功的，这个开公交车的女司机抽烟，稀里哗啦地吃馄饨，拍拍胸脯喊自己老子，会“笑嘻嘻地说谁来管燕儿的事，老子就把她的嘴在三十秒内撕烂”。底层小人物实实在在的悲喜都被海飞仔细丈量后放大了一点点，但正是这跃出现实边缘的一轮将他们人性的光芒凸显无疑。
“怎么说”和“说什么”
大凡小说的构成，总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前者大多主义先行，故事里的人物需时时表现怍者的哲学、审美和迷思；后者却擅长在最细微的情节处人手，渐渐地沿着故事的走势生发开去，让故事中的人物依着自己的态势自由生长，自己则成为自己小说的旁观者，只是在要紧关头将那些枝蔓横生的细节去掉或加以斧正，将起承转合安排在恰当的时间点，从而延展成一个富有光辉的好小说。海飞走的便是后一条路，他笔下的主角大多卑微、坚强、善良，总是处在情感或金钱的贫瘠状态；他们时而洒脱，时而忧郁，都拼尽全力地努力着，期望摆脱现实在他们身上施予的重力；他们在小说恩怨迭起、波折横生的叙事中做着安静而长久的反抗。故事的结尾，这些丰富而自由的生命形态在现实的规约下或者走向无能为力的哀恸，或者终于站在了精神的高处。在这个过程中，市井零碎的生活在海飞的笔下显得诗意盎然。巴赫金认为：“脆弱易变、不可理喻的事，才是构成常态生命的基本内容。”给定之物的无序混乱的状态在小说中要作为一种暗中有序的状态排列，就必须要求作者有一种技巧，使得那些细节能在同一种情绪的统领下各司其职，并且以一组最优的集合状态出现，以便让文本口的情绪以最有感染力的方式铺排。海飞便有这样的本事，从“强大深沉的生活潮流中汲取力量”，从凉薄含混的现世人生中建构衡量人性的尺度，将公众经验和自我意识作着无距离的掺杂，然后统统还诸文本，生命的驳杂和丰富在诗意文字的指引下自觉地建构了一个杂草丛生、万物相连的文字阈境。
再来说说海飞的叙述方式。他的叙述方式绝不是正经八百、洪声堂皇的，而像是一个聪明促狭、爱说故事的年轻说书人，把他周边发生的事细细地告诉给你听，他的声音温暖并带着笑意，使你听着便信了他的故事，自然而然地随着喜或者悲了。细节的设置和小说结构的布局使你能感觉到作者具有的精良的写作技巧，对读者心理和情绪的起伏都有良好的计算[来自wWw.lW5u.Com]，我甚至怀疑，“怎么说”和“说什么”在海飞的大脑里就像一张画满符号的战略地图。
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言：“我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发现别人。”考虑介人他人是一种比较考验作者功力的小说写作模式，《私奔》里便有这样的运用。说故事的王秋强作为小说的主角出现，在他的叙述中另外出现了一个新的过去时态的主角——爱琴，而这个主角与小说中现在时的人物外孙女爱琴和小凤之间又产生了关联，两条线的适时交互使小说中有了现在与过去的交叠。蒙太奇手法在文本中的运用使人产生了虚幻和现实的错乱，它们互相呼应，互为聚合，并在末尾收归处合并为一条，世俗的温暖的向心力终于大于情感交砥处含混纷乱的离心力，整个小说也因此站在了精神向度的高处。
一直以为，读文本时所能激发的审美愉悦是评价一部小说语言体系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而海飞小说的语言已然具有一种柔韧的力量，他的词汇架构是属于江南的，单字和句子都是温和的、细密的，有着植物的清香和水汽。但将这些文字组合起来，却又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生命，那是有画面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镜头感。他对人物的刻画经常是戏剧化或者说是漫画式的处理，比如《我爱北京天安门》中，机修车间主任何虎为整治车间纪律用蛮力把三个工人修理了一顿，然后“何虎坐在三个人叠成的罗汉床上，他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盒方便面，然后把啤酒瓶和方便面盒子在草地上一[来自wWW.lw5u.com]丢说，你们要想和我玩，我不玩死你们，我就不叫何虎”。再或者《我少年时期的烟花》的结尾，十四岁的少年海皮在清亮的护城河河水里执意舞着一路地趟刀为杨梅妈送行。海飞的能力是，他能让你在读这些文字的同时产生对丰沛的画面感的想象，将阅读时的快感瞬时放大。
卡夫卡曾说：“真正的道路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海飞便是一个坚定的文字行脚者，他从大量的写作实践中提取了最适合自己的路径，然后便一直在这根绊人的绳索上行走、思索，摇摇晃晃地站立，偶尔也被绊倒，但起身之后依然目光杳远，无畏坚定。
作者：李潇树，学者、评论家，现供职于浙江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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