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王巨川
当吉尔伯特与古巴尔把《简·爱》中的伯莎·梅森阐释成为“简·爱”反抗男性中心位置潜在欲望的实现和毁灭男权的象征之后，在文学作品中用“怨妇”、“疯女”形象和方式向男权中心主义抗争，就成为“两性战争”的一种形态。张爱玲的作品中，“曹七巧”、“白流苏”、“葛薇龙”、“蜜秋儿”等一系列形象呈现出在金钱、爱情和地位等重压下的女性反抗形态，因为在头顶宗法父权、经济不能独立、人格不能完善以及传统桎梏中，“女人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累赘又是笨重的”。铁凝笔下的“司绮纹”是知识女性在自身压抑和社会扭曲的疯狂行为中渗透出强烈反抗男权的心理。张洁、徐小斌、陈染、林白等作家都以独特的女性经验，塑造了一大批智性而凄绝的“怨妇”与“疯女”。这一形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叙事中转化为另一种“战争”方式，即女性作家们用“身体写作”（或日躯体修辞）来表达与男性平起平坐的念想。同时，在男性作家那里，“身体写作”也成为他们追捧的写作方式，一方面是作为反抗传统的伦理道德、父权的手段；另一方面，这也成为肉体膜拜、迎合大众低级“趣味”、“欲望”的非理性发泄。走偏了，便成了一丛疯长的欲望的野草。
“身体”的觉醒与尴尬
无疑，在当代文学创作中，最早打破“身体”禁忌的写作者是王安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小鲍庄》《岗上的世纪》等多部作品率先摆脱了以往政治性的写作，而把笔触落在了“人”身上，小说中的“人”不再是时代符号式的人物，回归了活生生的人，被欲望所俘获的身体在文学作品中再次生动起来。在这几部作品中，身体终于挣脱时代、思想的禁锢而独立强大地存在。王安忆的这一系列作品在80年代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她的创作也被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此后，“身体”这一被文学叙事抛弃已久的元素逐渐被正视、被书写。到了90年代，一大批带有“身体叙事”标签的作品纷纷隆重登场。在《红高梁》《丰乳肥臀》《黄金时代》《红拂夜奔》《万寿寺》《废都》等作品中，“身体”已是构成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女性圆满阴柔的躯体之美以及充满爆发力的原始欲望在这些作品中被大肆地渲染。
从道理上讲，任何男人或女人，都存活于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身体之中——即便是双胞胎、孪生姐妹也是有细微差别的特定个体。在以往的文学秩序中，不论男人或女人的“身体”都是隐形的符码。对于男性身体的塑造，一般都是高大健硕的躯体形象，展现的是其代表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功绩。而作为女性的身体，则一般不允许出现在文学视野之中，成为历史的局外人，她们的身体只是存在于男性的目光当中。换句话说，女性的身体之美并非具有独立的品质，她的赏心悦目仅仅在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妹等时候才有意义。在历史叙事中，女性的“躯体社会形象的创造权牢牢地把持在男性手中。在形象的设计上面，第一性与第二性的位置判然有别”。除了武则天等极为少数的女性形象外，她们如果需要进人公共视野，获得社会价值，就必须要符合男性的身体符码要求，这一点，花木兰或者祝英台就是极好的例子。
不过，当身体进入社会公共视域，由符号构成的代码，由修饰组成的塑造，可以在美体文化或文学艺术中，让人们的想象从心所欲，于是有了种种化妆技术和躯体修辞。原生态的物质存在可以遭到相当程度的扬弃，躯体可以被预设、被假定、被变异、被重塑。在女性们英姿飒爽地参与写作后，埃莱娜。西苏指出了被压抑的身体、呼吸和言论的关系：“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陈列的神秘的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意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她大声呼吁：“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看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从“怨妇”、“疯女”到“身体”的叙事，女性作家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冲破传统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循的逻辑来达到占领文学的目的，冲破并粉碎男性话语的既有秩序。但是，在这场[来自www.lW5u.coM]没有对手的“战争”中，依然充满着无处不在的陷阱，稍不小心，就会踏响自己埋下的“地雷”。
不容置疑的是，当女性作家们在思考、焦虑、实践着身体叙事的时候，她们却忽视了另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她们用“身体”这一符码所呈现的叙事文本必然会受到阅读主体和批评话语的检阅。
在阅读主体方面，我们可以笼统地按性别划分女性“身体写作”的接受主体：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在男性文化中，女性身体等同于神秘的月亮，是供男人窥视、想象、探索、书写的神奇领地。女性身体对于男性来说，不仅仅意味着肉欲和征服，还有一种潜在的了解和解说的欲望与心理。而女性群体的接受心理也大致有两种情形。其一是了解自我。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从来都是从异性的界说里获取的，对身体和性的阅读期待，是大多数女性的一种潜在心理。其二是盲目追赶时尚。一些年轻的女写手，有追求新奇、反叛传统的内在驱动力，却缺乏理性的沉思，追赶时尚的心理和性观念的开放，形成了对“身体写作”怪异的迷恋。从这些接受心理，我们可以得出“身体写作”的巨大影响：满足男性“窥私欲”，欹斜地导引青春少女追求生命“新”形式——不计后果地享受生命。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身体写作”是真正的女性主义，充其量它只是“两性战争”中的荒谬方式。
同时，“身体写作”在充斥着人们的眼球的同时，各方的批评、质疑声音便会蜂拥而起，而大部分扮演着批评者身份的人和能够品头论足地给作品排座、打分、定性的人，却是女性们热切希望能够与之平起平坐的男性。也就是说，女性的“身体写作”在男权中心的笼罩下成为一种自我发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裁判却并不是她们。在对“身体写作”的讨论中，男性中心的批评活语往往借助道德的武器，无形地消解了“身体写作”中女性的声音，解构了文本中的反抗男权中心的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身体写作”扰如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批判男权文化的有力武器，一面又被男权文化“借用”。如果私人感受和经验失去文化依托，成为纯粹的个人性冒险和性经验，那么非但没有起到解构男性话语的作用，反而坠人“女人是性”的更深的男性话语深渊。
“身体写作”的两种结果
女性写作在对“身体欲望”无限迷恋、尽情挥霍的时候，必定会出现两种结果。一个好的结果，是女性躯体与文学互相打开，互相交汇，并且在一些出彩的作品中，曾经被充满强制的政治化社会所抽空的身体，以血肉去充实、去叙事而具有对贬抑进行反抗的意义。因此，女性笔下呈现的“身体写作”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表述方式，“强调文学写作中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立场，以及女性对生活的感受方式”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张爱玲通过自己的身体对上海日常生活介入写作，其作品已经超越了时空的隔阂和狭隘的性别区分。
同时，女性身上的个人历史既与民族的、人类的历史相融合，也与所有女性的历史相融合，使女性文学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诚如西苏早巳意识到的那样，这样的解放可能震撼既有的历史：“由于她一次又一次地震颤着到来，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开端，或者不如说处在一个几种历史相互交叉的转化过程的开端。”“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作为一名斗士，她是一切解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将在人类关系史上、思想上和一切常规惯例上引起一场突变……”在林白的《私人生活》中，倪拗拗惊异地发现自己少女的躯体已从沉睡中苏醒。随着女性青春发育形态的变化，对自我的发现从身体上得到实现，这种自然勃发的美感赋予身体形态艺术的品性，而这种经由身体对自我的发现，是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重要途径。
当政治化写作、人类崇高精神追求呈现出虚无的时候，这个世界便只有女人和男人的对立，“两性战争”也在对立和反抗中爆发。在中国女性主义写作的初级阶段，林白、陈染的“身体写作”是解构式的写作，性别指向无疑具有明确的反抗男权中心色彩，并且在作品中呈现出的女性形象被无限地放大而男性形象则显得模糊不清的趋势。虽然她们在躯体叙事中无意贬低男性，但事实上达到的效果却是对整个男性社会的否定与批判，或如埃莱娜·西苏所说：“我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以躯体写作。”《我的情人们》中呈现的是反传统的男女关系模式，在这里，女性成为两性关系的主导因素，小说中十余名男性形象在女叙事者的回忆意识中始终处于模糊的屏障中，成为叙事的陪衬。《双鱼星座》中的司机石曾是一个“漂亮的男人”，但他能够引起女主人公注意的也只是他生物性存在的肉体：修长的双腿、宽肩阔背上的肌肉群、筋节突起的手臂等雄性特征。《与往事干杯》中男邻居形象也不外乎是有着坚实而修长大腿的中年男子，《私人生活》中的T老师几乎就是男邻居的再现。而林白小说中男性的原始吸引力更是丧失殆尽，因而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多数是猥琐滑稽、懦弱无力的，甚至大多数男性连具体的名字都没有，小说中出现的只是“红嘴男孩”、“矢村”、“N”、“秃头男人”等菲勒斯符号。由此我们看到，在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中，“两性战争”的硝烟已经完全迷盖和颠覆了她们预设的“敌人”——男性，用她们的“身体叙事”解构了传统男性中心立场的崇高与地位。
但也不能不看到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后果，那就是在某些学养不足而欲望疯狂的作者那里，正常的“身体写作”变成了一个伪问题，一个在“身体解放”背后对女性的价值力量和意志独立失去应有尊重的伪书写，一个在“性自由”的幌子下专注于所谓“下半身”写作的伪叙事。或者说，把“身体”简化为“肉体”，以肉体乌托邦展开一种新的“身体专制”的极端叙事。把“躯体写作”演变成一种欲望化的写作，“其性别立场固然鲜明，但是已淡化了反男权的意识倾向，性别中的政治涵义大大削弱，更多了些纯粹生理学的文化意味”。这种以向男性发出吼叫、以“战争女神”姿态出现的所谓的“身体写作”，出现在20世纪末卫慧和棉棉等人的写作中。其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新潮都市女性，酒吧、公寓、宾馆、时尚服饰、化妆品、海洛因、性刺激是环绕她们的一条河流。整个作品渲染着女性对男性权力、金钱、性的依附和膜拜。
她们有自己的一间屋，性感、叛逆、一点可怜兮兮的小才情，鄙夷小市民生活的斤斤计较、琐屑，出入于迪厅、咖啡馆，其周围点缀着中外有产阶级的男人。她们生机勃勃地穿梭于男人之间，诱惑他们，以发生有爱或无爱的性体验，现实地享受男性对她们的“投资”，也帮助男性实现其在女性面前的主宰地位。其所谓的叛逆、张扬的个性，其实有一个潜在的底线，即不突破男性的承受力，激发其占有的欲望。早在19世纪，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一书中就指出：“除了少数而外，在她们应该怀有一种更高尚的抱负并用她们的才能和美德争得尊敬的时候，却一心一意想激起别人的爱怜。”两百年过去了，卫慧、棉棉们笔下的女性，再次将其心力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中，只是这次不是被诱导，而是主动地去诱惑。
在这类“身体写作”中，女性再次被定位为自然存在、性别的符码，并且预设了男性接受者，按照男性想成为性别上的主宰的趣味去调制一道美味的文学大餐，主动地打开了“独身女人的卧室”，主动地提供“消费女性”的商品，使自己成为被“看”的对象。其表面上的叛逆和张狂并不是真正有精神意义上的意味，所谓的自由是由一位男性不停地切换到另一位的自由，所谓的价值是由男性给定，其在身体和心理上彻底地依赖于男性，不仅主动地“被”男性“看”，也主动地被市场“看”。为了在大众文化市场上得到高额的报酬，屈从于市场的趣味，这些作者事实上扮演了“写秀”的角色。此时，“身体写作”蜕变为种种性实验，在酒精和海洛因中虚幻生命，却失去了生命的本质。
并非女性身体和欲望不能写和不值得写。我们也无须顾及、迎合、同构男性主流话语，但女性作为人类之一部分，能放逐灵魂于荒野而沉湎于身体的放纵吗？女性意识的追求仅限于对男权话语的颠覆，还是应有自我生命的追寻？
让“身体写作”回归理性的栖息地
诚然，“身体写作”并非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女性主义写作，在男性的“身体写作”中同样有着上述问题。在男性这里，“身体写作”的根本目的更多的是用性和身体来游戏政治，是对传统的伦理道德、父权政治的颠覆，如朱文的《我爱美元》中，作为身体的男性已经失去了传统父与子的身份在场，“父亲不再是权威和教益的化身，儿子也不再是孝顺和服从的样本，父亲和儿子是作为平等的肉体在这个世界上活动的”。在这里，笔者无意为男性的“身体写作”进行辩护，因为男性作家在形而下的层面中，也显现出了与女性的“身体写作”同一指向的“对身体欲望的放纵与暴露”，追求的是一种“肉体的在场感”。即便是被誉为文学艺术中有着最美形式和语言的诗歌，也没有逃脱被“身体”压迫的厄运。虽然“身体性写作突破了诗歌素材‘洁癖’神话，对长期的禁忌进行了可贵的消解和规避，打破了纯粹形而上精神乌托邦的一定意义上的虚无和无依感，在对生存现场的经验表述中，生活细部的纹理和对身体性的张扬成为一个时代进步和诗歌进步的声音”。但是，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号称“下半身”写作的诗歌中，理论宣言与创作实践的[来自wWw.lw5u.com]错位、矛盾和失衡，使诗歌作品中处处弥漫着低俗做爱的动作和“再舒服一点”的淫荡叫喊，诗歌已然失去了“缪斯女神”那庄重、典雅的光辉，在人们“好奇+意淫”的注视中悄然死去。
我们可以看到，“身体写作”并非是女性主义的独有表现方式，只是因为女性作为男性世界中的“逃逸者”，其“身体写作”在上世纪90年代爆发式的集体性呈现强调的是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控制，颠覆男性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范式，因此更为深刻地指向男权社会的核心之地，由此引发的“两性战争”也就更加剧烈。
在这场“两性战争”中，不论是女性主义的“躯体修辞”，还是男性对“身体”呈现的非理性流放，不论是写作者抑或评论者，都应该在对待“身体写作”时，既不盲目推崇，也不一味地棒杀或沉默无语、视而不见，而应以冷静的眼光予以审视，努力使其回归理性的写作与批评状态。特别是在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凸显、强调“身体写作”中的肉体欲望和性意识的写作，更应该引起作者和评者的警惕和批判。针对上世纪末出现的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黄晓娟批评说：“欲望时代的现实背景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启示，影响了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取向，在以大众传媒为载体，以现代都市为大众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中，由于身体的被重视，身体叙事的探索向着文学全面开放，身体似乎成为了新的文学动力，再加上传媒和商业的精心策划，女性文学写作中的身体叙事逐渐衍生出一种商业化的‘身体写作’。尤其在部分‘70年代生’的女性作者那里，描摹极端自我的感受、展示对身体欲望的追求，身体叙事被简单地改写成身体欲望的放纵与暴露，身体写作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关于女性下半身的隐私故事。身体似乎是唯一可资的财富，只有不断地挥霍身体，才能使孤独的精神得到安息。然而，当身体税离了主体意志的控制而自由地寻找快乐时，它便不可避免地会在吸毒的迷津和滥交的深渊中发出腐臭的气味。”
对“身体”的非理性崇拜，如果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应该反思“人”的社会价值与自然属性。中国文化重视思想、精神的传统，特别是封建社会尊卑有序的传统，长期压抑着“人性”的张扬，文学作品中的“人”只是整体性文化体系中的符号与组成部分。在这样的传统中，文学创作特别强调的是精神力量和载道功能，作为人的“身体”，在文学创作中历来是被蔑视、被盲视、被压制的。对此，谢有顺曾阐述说：“古代的‘诗言志’，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些文学主张从来都是反身体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至于文学身体本身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艺术的美感，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说出来的‘志’和‘政治’是否正确和高尚。”认为没有“用身体去感知，用身体去发现，用身体去创造”的作品是凌空蹈虚的，是与“意识形态管制下的‘假大空’写作并无不同”的写作。所以，“强调身体在写作中的意义，其实是强调作家写作时个人的在场。‘身体’是个人在场的标志之一”。应该说，谢有顺理解的“身体写作”是要求作家必须用自己的身体参与到创作中，去体验日常生活和感悟生命过程，从而创造出有血有肉、可感可知的文学作品，避免那种“假大空”式的凌空蹈虚的写作，这种观点是值得倡导和践行的。然而，如果文学写作完全把“身体”预设为个体的在场，并且只有肉体欲望大肆突奔的“肉体乌托邦”式的狂想，那么，无论是男性反传统的“身体写作”还是女性以反抗男权中心为目的的“两性战争”，都不能成为文学正道的行者。
人总是被自然所决定，被文化所规约的。人类彻底解放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可能还是相当遥远的梦想。不过，既然生存于同一个世界，无论对于男人还是女人，相互关系都是建立在不依赖、不欺骗、不奴役、不支配基础上的自由意志、真诚情感、思想互补以及对此的卫护上，而不是一切的一切都从个人、从单方去为人处世，乃至发起对于对方的“战争”。诚如“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不是一切星星，／都仅指示黑夜／而不报告曙光；／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舒婷：《我也是一切》）。
在今天，所谓以人为本，所谓人的解放，包括着以男人与女人组成的族群的整体性人本观念上的理解，包括着妇女解放也有男人作为人的解放。不是一切损伤、深渊、眼泪、血印都覆盖在作为“弱者”的女性头上。中国式的男女平等，需要突破极端的男权主义或女权主义的权利内核，将“个人权利”、“社会责任”和“心灵安顿”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问题纳入性别理论的思考范畴。男女两性之间的理想境界，是“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舒婷：《致橡树》）。这也是女性所坚持的位置，所立足的芳草地。
中国当代人的心灵安顿，可能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研讨与思维更新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把“告别战争”（不管是一个人的战争、两性的战争还是“小眉”插入的三个人、四个人的战争）作为一个底线，应该是人类身体和心灵安顿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使当下的“身体写作”回归理性的栖息地。
①[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巴尔：《阁楼上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胡敏等译，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
②来凤仪：《张爱玲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③南帆：《身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
④⑦⑧[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编著：《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⑤谢玉娥：《当代女性写作中有关“身体写作”研究综述》，《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⑥阎真：《身体写作的历史语境评析》，《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⑨向荣：《戳破镜像：女性文学的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想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⑩[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王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葛红兵：《个体型文学与身体型作家-90年代的小说转向》，《山花》1997年第3期。
吴思敬、张立群：《对话：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
黄晓娟：《从精神到身体：论“五四”时期与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的变迁》，《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谢有顺：《先锋就是自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6页；《从世俗中来，到灵魂中去》，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作者：王巨川，华南师范大学博1：后，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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