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李国涛
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原来是“译文总是自己的……”，其中的“……”一般说来该是个“好”字。“文章总是自己的好”，谁不以为自己的文章好呢？不这样以为，那也就不这么写出来译出来了。可是我的意思只是说：文章写来写去，译来译去，还是自己的味儿，文雅一点说，还是自己的风格。鲁迅老是鲁迅风，知堂总是知堂风。钱锺书多会儿也是那么尖刻、犀利又风趣。这是文章风格，其实连译文也是如此，可见“文章还是自己的”。“自己的”，当然就是自己的风格。前不久读到翻译家林一安的《精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3日），那是一篇论我国的西班牙语小说翻译的论文，很有见地。他精心分析了三个中文版的《百年孤独》，分析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风，就以小说第一句话“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逐字评论，甚为有趣。我就想起，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小说界受此书此句的影响极大，有好多小说，也模仿了这个开头的叙事方法。这当然是马尔克斯艺术力量的影响。但译文自有其功劳。林一安文中有这样几句一般地论及译文本身的风格的文字，我以为十分深刻。他说的是在翻译中体现原著作家风格之难，于是就以傅雷先生为例：“恕笔者斗胆直言，法国文学翻译大家傅雷先生笔下的众多的法国作家，风格似乎也大都雷同，遑论我等。”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细腻而清新，影响一个时代。这当然有罗曼·罗兰的风格在其中，但是，在文字方面，也许更多的还是傅雷自己的风格。傅雷也译过巴尔扎克，故事人物当然与罗曼·罗兰作品不同，但是在文字风格上也仍然会是傅雷风。为什么？因为都是傅雷的文章。这也就是林一安说的“雷同”。我们普通读者读巴金译的屠格涅夫，读傅雷译的巴尔扎克，往往就以为屠格涅夫和巴尔扎克就是那么写的，这就像看译制电影的观众以为剧中人就是那么讲中国话一样。那当然不是。鲁迅《朝花夕拾·琐记》说到他在南京念书时，“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按时间说，那是《天演论》刚译过来不久。鲁迅晚年在《关于翻译的通信》里又说过当年的情景：“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觉其头晕。”英国人赫胥黎怎么写出“桐城气息”？当然那“气息”、文笔，是严复的。那样大的翻译家，“信”也“信”了，“达”也“达”了，“雅”也“雅”了，但文章还是严复的，严复风格。鲁迅文章当年受到的影响，是严复的影响。现在读鲁迅《坟》里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我们就能感到这一点。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叙及鲁迅在日本仙台读书时，因天寒，每日以沐浴取暖。其文日：“而仙台浴堂的构造，男女之分，只隔着一道矮的木壁。（鲁迅）信中有云：‘同学阳狂，或登高而窥裸女。’自注：‘昨夜读《天演论》，故有此神来之笔。’”我们只能说，鲁迅受到严复文章的影响，不能说他受到原作者赫胥黎的影响。鲁迅熟读的《天演论》开头的几句是：“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翻译家王佐良在《严复的用心》（收入论文集《语言之间的恩怨》）中引出鲁迅当年能背诵的那段妙文的原文与严复的译文对照，其实那个第三人称的“赫胥黎”，在原文里只是“I”，第一人称“我”。“为什么要这样变？很可能，是为了要使译文读起来像中国古代说部与史书，史书的开头往往是太史公日、臣光日之类。”这是极小的一点，也是造出“桐城气息”的一则小例。这当然是严复翻译的技巧，也是他的信、达、雅标准的体现。提到严复，就要说林纾。严复和林纾真正是近代中国的两大翻译奇才，也是两大桐城派文章家。这一点恐怕直到现在也没有其他说法。钱锺书1979年写过一篇《林纾的翻译》，最是丰富奇警的文章。其中说到当年康有为因一句诗得罪两个人的故事，非常有趣。康有为诗曰：“译才并世数严林。”这本是为了赞扬他们二位，可是林纾不高兴，说，为什么不是“林严”而是“严林”呢？有什么理由把我排在严的后面？要说为了押韵，只要换一个韵脚就成为“[来自www.lW5u.com]林严”了，有何不可？在另一方面，严复也大为不满。严说，“译才”，本人中文英文都精，那是译才。而林纾呢？他不会任何外语，他要一个懂外语的人，为他一句一句念小说，翻给他听，他再将意思写成中文。这能称为“译才”，能和我并举吗？钱先生说：“文人好名争名，历来是个笑话；只要不发展成无情无耻的倾轧和陷害，这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的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林纾的翻译方法，实在是当时以及以后不可重复的方法。用那样的方法，能译出好的作品吗？钱先生指出，译文里的硬伤太多，笑话百出。但是请注意，钱先生童年通读过林译小说，被它迷上了。到了晚年，钱先生精通英、法文，又翻过来读林译，还是被林译迷住了。因为林译太好，文章太迷人、有趣。当年译时，选取的作品不一定是上乘之作。“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这也可以见出，林纾译文乃是林纾的文章。而林译也不是几十年一直一个样。开头略生硬，而后流畅生动，是高潮时期，晚年以后则是“老手颓唐”，没有神气了。他也老是讲桐城古文的方法和规律。钱先生说：“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林纾译书所用的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大……口语像‘小宝贝’、‘爸爸’、‘天杀之伯林伯’等也经常掺进去了。”这样，林纾的翻译作品影响就大了起来。我读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其中说到类似的事，很有趣。包天笑是鸳鸯蝴蝶派的重要作家，生于1876年，比鲁迅还年长五岁，办报写文译书，都卓有贡献，平生经历也丰富。这位鸳鸯蝴蝶派并不是一味地卿卿我我。比如，一些严肃之作也曾经他的手传于世间，其中有严复的重要译本，除《天演论》以外的六种都经他的严谨校对。包天笑的为人也正直不阿。他这书里有“译小说的开始”一章。那是在20世纪的第一年，在上海，他与一位好友同译《迦因小传》，这是英国小说。其实那时大翻译家林纾也才刚刚译书不久。说来也巧，他们用的译法是相同的。林译第一部名著是《茶花女遗事》，出版以后，轰动一时。那时包天笑的日文可以，而英语不行。他的好友则英文甚好，而中文不甚高明，于是他们两人合作，一个口述，一个作文，译出半部《迦因小传》。为什么说半部？《钏影楼回忆录》里说得有趣：友人在旧书店买得下半部，一看很有趣，两人就这般译开了。译完还不知作者是谁，也无法买到上半部。他们当时办了一个《励学译编》丛书，一商量，就在这部丛书里出版了。一出版，反应很好。回忆录说：“后来林琴南觅得了这书的全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为《迦茵小传》，只于我们所译的书名上的‘迦因’二字，改为‘迦茵’，并特地写信给我们致意，好像是来打一招呼，为的是我们的《迦因小传》，已在上海文明书局，出了单行本了。当时我们还不知原书作者是谁，承林先生告知：原著者为英人哈葛德，曾印有全集行世。”包天笑还说，他的译书“不免受了林译小说薰染”。那就是说，在文体上，是依着林译的调子而来。我查林纾《（迦茵小传）小引>，其中果然说到此事，对包天笑及其友人，亦多赞扬。“余在杭州时，即得海上蟠溪子（包天笑及其友的笔名）所译《迦因小传》，译笔丽赡，雅有辞况。迨来京师，再购而读之，有天笑生一序，悲健作楚声，此《汉书·扬雄传》所谓‘抗词幽说，闲意眇旨’者也。书佚其前半篇，至以为憾。”后来发现全书。“即欲致蟠溪子，请足成之，而莫审所在。”于是他才“补译其书”，而于包氏之译文，“一字未敢轻犯，示不掠美也”，“想二君都在英年，当不嗤老朽之妄诞也”。据说林纾老先生平素脾气不太好，但于此事处理得还是较好的。包天笑文章也好，又受林译文章的“薰染”，也就是学林译的路子，所以后来一般读者也未必能看得出那一本书其实出自两人之手。
在当代作家里，我以为英年早逝的王小波把译文的影响力估计到最高度。他在《我的师承》和《我对小说的看法》两文中说过这样的话，都是关于译文对他的影响。一是说到查良铮译的《青铜骑士》：“我爱你，彼得建造的大城／我爱你庄严、匀称的面容／涅瓦河的流水多么庄严／大理石平铺在它的两岸……”查良铮是什么人呀？他就是大诗人穆旦。他译诗，也是他写诗的风格，当然好。王小波还说，“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至。请听听开头一段：‘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合的大厅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很美………王小波总结说：“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来自wwW.lw5u.Com]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他在这种情况下提到的还有傅雷、汝龙的译笔。而且，他认为王道乾对杜拉斯的翻译最好，但杜拉斯的小说也不是每一篇都像《情人》一样好。不单王小波有这种看法，还有一位作家孙甘露，他的《时光流转》（《文汇报》笔会版2005年8月9日）是为介绍《杜拉斯作品系列》而作，谈到王道乾先生的译文，说：“是一个文体的奇观。”这里就提到“文体”。他说：“如果杜拉斯能够运用中文写作，未见得能把《情人》中文版写得比王道乾先生翻译的更好。”这句话使我想起前面所引钱锺书的话，他就说林纾文章比哈葛德写得更好。顺便说一下，我读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就觉出那与王道乾译的<情人》文体略有相近之处。《黄金时代））是王小波自己最满意的小说。学者林贤治编选“五四”以来的有影响的作品，在乡村记忆这类小说里选取三部：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不论这些评价是否准确，它促使我把这些零碎的材料整理一下，写此小文，请读者在读翻译小说时，要注意译文的文笔、文风，从中体会译者的风格，如有所得，可能也不小于来自原著的内容。
作者：李国涛，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依旧多情》，评论集《<野草>艺术谈》《文坛边鼓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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