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李兆忠
与安娜的恋爱
在郭沫若“弃医从文”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刺激性因素绝对不能忽略，那就是郭沫若与安娜的恋爱。
1916年8月，冈山六高的中国留学生郭开贞赴东京为友人陈龙骥料理后事，在东京圣路加医院与东瀛白衣天使佐藤富子相识，一场可歌可泣的中日跨国婚恋由此拉开序幕。其过程，郭沫若在1920年2月15日致田汉的信中有如下的交代——
我的友人死了之后，他还有张影片(X光线的摄影)放在圣路加，我前去替他索取。我在那时无意之中，才与我的安娜相遇。她许我影片寻出之后，会与我邮寄来。她听说我的友人死了，她便流了些眼泪，还对我说了些安慰的话。寿昌兄！我实不瞒你说，我最初见了我的安娜的时候，我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一可现在已经消失了——令我肃然起敬。隔了一个礼拜的光景，我已经把友人的后事渐渐办停当了，安娜才把我友人的影片替我寄了来，她还誊了一封英文的长信来安慰我，说了许多宗教上的Resignation（认命）的教训。寿昌兄！我当时真感受着一种bitterish的sweetness（带苦味的甜蜜）呀！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友，便又送来一位贤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我们从那时起，便时常通信，便相与认作兄妹。从八月直到十二月，她住在东京，我住在冈山，我们相隔千里，只靠着纸上谈心，我们每周平均总有三四封信来往了。我当时起了一个心想，我以为我的安娜既矢志在献身事业上，只充着一个看护妇，未免不能充分地达到她的目的。我便劝她改进女医学校，我把我一人的官费来作两人使用。市谷的女子医学每年是三月招生，招考期间已迫，她的病院生活，却莫有使她可以从事准备的余暇。我到十二月的年假里，便又往东京一行，我便劝她把病院生活率性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山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咳！寿昌兄！我终竞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竞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竞被我破坏了！
关于这场跨国婚恋，涉及太多的话题，这里仅提示三点：第一，在与佐藤富子相识之前，郭沫若已在异国他乡过了两年半清苦的单身生活，正在庄子、王阳明与《圣经》的神秘世界里迷走，每天早晚打坐，接近疯狂的门槛，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他“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太戈尔来华的我见》，1922)。郭沫若为什么会陷于这样的境地？后来他这样分析：“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生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活泼的心机无形中倾向在玄之又玄的探讨上去了。”值得强调的是，郭沫若原本就是一个浪漫多情、性欲超常的人，据他自己回忆，年仅七八岁，性意识就觉醒，对堂嫂的“粉红的柔嫩的手”产生过欲望；到十一岁，就“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校园里的竹木，伯父家园中的枇杷树，成为他寻欢的爱人；在成都读书时，郭沫若与一位眉清目秀的姓汪的男同学相好，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为此还闹出不少风波；甚至在赴日本的火车上，郭沫若还与邻座的长一张美丽瓜子脸的东瀛女子眉来眼去，暗中传情，还吃了人家一个苹果。（以上均见郭沫若：《少年时代》）由于背水一战的原因，到日本后郭沫若收心励志，发奋读书，过起自律的生活。据《创造十年》叙述，到东京后的最初半年，郭沫若刻苦用功应考，连最热闹的银座都不曾去过一次，进了一高预科后，依然如此，不要说银座的咖啡馆，连浅草的电影馆都没有去过一次。在繁华的东京尚且如此，到了僻远的冈山，就更不用说了。从郭沫若1915年10月21日致父母家书中的一份作息时间表，可以知道他当时过着一种清教徒般的生活，不妨抄录如下—一
五时半起床
五时半至六时半盥漱并行冷水浴一次
六时半至七时静坐
七时早餐
八时至午后二时登校星期一则至午后三时星期六则至十二时便无课
十二时午餐
午后课毕后温习时间此时间每日复行温浴一次
五时晚餐
至餐后七时散步。此间有横山者山形颇似峨眉山麓，均稻田散策田间，四顾皆山焉。恍若如归故乡然者。
七时至十时温习准备时间
十时十五分静坐入寝有一种说法认为，郭沫若那时迷恋王阳明的哲学，早晚静坐，是因为用功过度导致神经虚弱之故，是为了强体健身，这种看法虽然不错，却未免太皮相。据郭沫若叙述，打坐后不到两周，睡眠就得到改善，梦也减少，心悸渐渐平复，能够骑马竞漕，而更重要的是，打坐使他精神上悟彻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这就是郭沫若后来津津乐道的“泛神论”世界。唯其如此，身体康复后，郭沫若依然坚持静坐，这说明静坐对于郭沫若已别有一种功能，也就是说，为了打发孤寂的异域生活，郭沫若需要这样一个“升华”的管道，以维持身心的平衡。然而，人的本能与欲望并不是单凭意志就能控制的，更何况像郭沫若那样情欲旺盛的人。这里有诗为证，其一：“月下剖瓜仁，口中送我餐。自从别离后，怕见月团圆。”其二：“红甘蔗，蔗甘红，水万重兮山万重。忆昔醉朦胧，旅邸凄凉一枕空。卿来端的似飞鸿，乳我蔗汁口之中，生意始融融。那夕起头从，才将命脉两相通。难忘枕畔语从容，从今爱我比前浓……”（见《革命春秋》中《离沪之前》一节）两首诗都作于1915年，都是怀念与那位汪姓恋人的昔日之情，其大胆热烈，可谓空前，披露了郭沫若清教徒式的留学生活的另一面。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郭沫若本来就是性情中人，正如他后来不无自嘲地写下的那样：“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诱力太大了？或者是我自己的根器太薄弱了吧？我自杀没有杀成，和尚没有做成，我在民国六年的年底竞做了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太戈尔来华的我见》，1922)
从这个角度看，佐藤富子的出现对郭沫若具有枯木逢春的意义，其重要性正如1916年圣诞节，初尝爱果的郭沫若模仿泰戈尔的《新月集》，用英文写下的献给安娜的那首情诗描写的那样一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明如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沙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回，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它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这匹死而复活的小鱼儿，无疑就是郭沫若，而那位手持百合花、洒下慈爱之泪的唐装少女，当然就是安娜了。值得注意的是，安娜是日本女子，作者却让她穿上唐装，而头顶素罗、手执百合花的姿态，令人想起西方的女神。这一中西合璧的装饰具有丰富的暗示性，由此引出第二点：佐藤富子是日本女性中的另类，与那些温柔妩媚、散发岛国特有的“人情美”的“沙扬娜拉”不大一样；同样，佐藤富子也是日本人中罕见的另类，她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具有超越岛国根性的博爱与献身精神，难怪郭沫若初次见到她时，就觉得她“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郭沫若后来给她取名安娜，包含双关的意思——它取自托尔斯泰著名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象征爱情至上，又与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前两个字谐音，象征着超越种族、国家的人类之爱。在中日关系交恶，日本举国上下蔑视中国人，留日学子普遍受“弱国子民／性苦闷”困扰的背景下，郭沫若能遇上这样一个日本女子，实属难得。安娜的爱，对郭沫若具有双重的拯救意义，它既是孤寂苦闷中的郭沫若的“生命的灵泉”，也是他文学创作的酵母，这一点郭沫若自己说得很清楚：“那时候的性向，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阀。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出来。”（《我的作诗的经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安娜，就没有郭沫若。
然而从郭沫若这方面说，他与安娜的爱，“灵”与“肉”在很大程度上是脱节的，“灵”的吸引明显地大于“肉”的诱惑。在郭沫若笔下，安娜一再被称为“圣母”，说明在情感上，郭沫若是将安娜当做母亲而依赖的。安娜的大气、坚韧和刚强，与郭沫若的敏感、狂热和摇摆，刚好形成互补，甚至在长相上，也是一个“环肥”，一个“燕瘦”。这种母子型的恋爱带有较多的精神内涵和相濡以沫的性质，却缺少纯粹的男女之爱的刺激性。不过，唯其具有“圣母”的气质，安娜才不惜承受家庭“破门”的处罚，以身相许，心甘情愿地跟郭沫若过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帮助郭沫若成就大业。不幸的是，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个天性浪漫、抱负远大的男子来说，仅仅一个“圣母”是无法使自己得到满足的，受制于责任和义务，拘束于婚姻的藩篱，久而久之，必然导致灵肉分离，甚至人格分裂，这一切在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有清楚的展示。与安娜结合后，郭沫若风流韵事不断，甚至染上梅毒，祸及安娜。在后来的非常岁月里，两人分离，郭沫若在中国另筑新巢，事实上遗弃了安娜，令人感慨的同时，也让人感到无奈。这些当然已是后话。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郭沫若出国之前已按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完成了婚事，是个有妇之夫，这一被郭沫若日后悔为“机会主义”的行为，给这场跨国婚恋蒙上了阴影，一度给他造成巨大压力。由于对这场跨国恋爱可能带来的后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各种打击与麻烦随着爱的结晶一起降临时，郭沫若变得束手无策，陷于深深的哀怨与自责之中。按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僭越父母之命，在异邦另立家室，是大逆不道之举；而依现代道德标准，重婚同居也是属于不合法的行为。于是，与安娜的婚恋遂变成一种“原罪”折磨着他的良心，在1920年2月15日致田汉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一直截了当地说时，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过于自谴。只是我还有件说不出来的痛苦。我在民国二年时，我的父母已替我结了婚，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的了！我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出了门，民国三年正月，便来了日本。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是无可补置的余地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的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竟害了她！”
想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郭沫若一向以狂放不羁著称，在两性关系上更其如此，尤为重要的是，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是出于神圣的爱情，虽不合世俗的法律，却有某种“反封建”的内涵，如果是一个特立独行、精神强大的人，断不至于如此的自怨自艾。在这一点上，与他崇拜的西方浪漫主义师父比起来，郭沫若似乎差得太远。细究起来，这一方面反映了郭沫若思想意识中保守的一面，当然这也是那一代知识精英共有的精神现象，读郭沫若留日时期的家书就可发现，其中并没有多少叛逆性的文字，作者俨然是一个忠孝两全的青年，与《天狗》中的那位吞日吐月的狂者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郭沫若文化人格疲软的一面，骨子里缺少一种独立自由的精神。
速成的“忏悔”到《凤凰涅槃》
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西方文学“忏悔”精神诱导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在《三叶集》郭沫若与宗白华、田汉的通信中有充分的披露。在开始的几封信中，郭沫若对自己竭尽贬损之能事，称自己的人格“确实是坏透了”，“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几乎没有可能公开的人格”，甚至将自己比做陷没在地狱边上冥河里的变形虫，“只有一些无意识的蠕动”，并且恳请对方“宣布死刑”。读着这些文字，人们不禁产生疑惑：郭沫若果真如此的罪孽深重吗？为什么那样迫不及待，甚至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个中答案，在郭沫若1920年2月16日给宗白华的信中可以找到——
我常恨自己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i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展开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这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白华兄弟！你们便是我彼岸的灯台，你们要永远赐我的光明，使我早得超度呀！
原来，郭沫若的“忏悔”，目的在于逃离现实的困境，得到所谓的“超度”，为此他不惜夸大自己的“罪恶”，就像一个急于摆脱病痛的人故意把自己的病情说得十分严重一样。那么，郭沫若当时的生存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从1916年圣诞节郭沫若献给安娜的那首英文情诗来看，他们的同居生活起初应当是十分幸福的。然而好景不长，这场刚把郭沫若从生命的荒漠中救出来的从天而降的跨国恋爱，又把他抛进了人生的泥沼中。一年后，随着新生儿的降临，后果开始显露。如前所述，郭沫若出国之前已结婚，是个有妇之夫，瞒着家人在异邦另立家室，属于大逆不道。婴儿出生后，此事再也隐瞒不住，父母得知后，雷霆大怒，一度与他断绝关系。而佐藤富子因违抗父命，离家出走，擅自与中国留学生恋爱同居，最后受到破门处分。而最可怕的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人生咒语也毫不留情地应验。在郭沫若的眼睛里，安娜眉宇间的那轮不可思议的洁光，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勃豁吵架成了家常便饭。此外，这个家庭还受到另一种严峻的考验，1918年5月为抗议北洋政府与日本当局签署“中日军事协约”，留日学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课运动，还成立了“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留学生一律被视为汉奸，勒令离婚，否则就以武力惩罚。郭沫若因住在偏远的冈山，躲过了这—劫，然而被视为“汉奸”，却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要知道，郭沫若的爱国心并不比别的留学生少，三年前．也就是郭沫若到日本的第二年5月，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留日学生纷纷罢学，回国抗争，郭沫若也曾毫不迟疑，卖掉锅碗，加入这个行列，还作了一首七言律诗，抒发敌忾之情：“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这样一位爱国者，现在竟被视为“汉奸”，还有比这更让人伤心的事情吗？
郭沫若当时困顿狼狈的生存处境，在他的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夜哭》(1917)这样写道：“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子才一龄，鞠育伤怀抱。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万恨摧肺肝，泪流达宵晓。悠悠我心忧，万死终难了。”《春寒》(1919)具体地描绘了一幅惨不忍睹的生活景象：“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隐忧难可名，对儿强破颜。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言。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来自wwW.lw5u.cOm]漫漫。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而在一首贺儿子满两周岁生日的诗里，郭沫若沉痛谴责自己苛待儿子，后悔昨天晚上还骂他，恳请孩子宽恕自己的罪恶，诗中这样写道：“和儿！你已满两岁了！你这两年当中所受了你的父亲的狂怒，真是不少了！你爱啼，我用掌打你一用力地打你，打了之后，我又自己打自己：试试我打痛了没有。像这样苛待你的不知道有多少回了！”
正是这样的生存状态和绝望的心境，引发了郭沫若“忏悔”的冲动，而奥古斯丁、卢梭、托尔斯泰等西方作家的文学作品，为这种“忏悔”提供了模仿的样板。于是，误读不可避免地发生。当时的郭沫若——不，岂止是郭沫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几个真正懂得“忏悔”的含义？“阡悔”本是从西方文化风土中产生的东西，它建立在原罪观念和对上帝的敬畏之上，并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教会、礼拜、牧师等）确保它的实行，久而久之，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心信仰。中国没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勉强对举的，是儒家文化中的“反省”，也就是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反省，它是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自我反省，是一种道德修养，而不是宗教信仰，因此它仅适用于少数圣贤，与芸芸众生其实没什么关系。到了西风东渐，“全盘西化”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主流，儒家文化受到冲击趋于崩溃，中国的知识精英从传统的“反省”脱出，转向西方的“忏悔”，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是否真的理解这种“阡悔”并且付诸实践，则是另外一回事。正如宗白华在信中写给郭沫若的那样：“你从西洋文艺——卢梭、托尔斯泰等——中养成一种真诚底精神，忏悔底勇气，很是可喜。从此可以看出西洋文艺中有这种特长，不是东方文艺所有的了。”然而，郭沫若这种速成的“忏悔”其实并不靠谱，他并不是内心深处真的感到自己“有罪”，而仅仅是为了摆脱现实的困境，于是，“忏悔”就变成了“排毒”、“超度”的同义语，掉人中国人实用理性的套子。在田汉的“一诚可以救万恶”，宗白华的“从纯正恋爱中发生的结合不能算得极大的罪过……你的罪过也不过是你心中的Mephistopheles（恶魔），适所以砥砺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创造罢了”的劝慰下，郭沫若轻而易举地得到解脱。因此，这种“忏悔”仅表现为一种姿态、一种情绪，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内容。唯其如此，郭沫若后来才那么容易就转向，与一度狂热崇拜的卢梭、托尔斯泰分道扬镳，到写《沫若自传》的时候，对他们已是居高临下的批判态度。在《少年时代》中，郭沫若毫不隐瞒地暴露自己少年时代的不检点行为，诸如吸烟喝酒搓麻、大闹戏园、搞同性恋之类，毫无忏悔的意思。作者在序中明确宣告：“我没有什么忏悔。少年人的生活自己是不能负责的。”此时郭沫若已是真理在握，在这种真理看来，个人的苦闷及由此造成的反道德行为，都是由混乱黑暗的时代造成的，理应由时代承担；如果这种反道德行为对那个时代有怀疑和破坏的作用，就值得理解甚至肯定。
然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种“忏悔”的意义却是不可小觑。郭沫若从浅唱低吟的泰戈尔式的诗风，一下子跳到振聋发聩的惠特曼式的诗风，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种“忏悔”的强大冲动。在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这样写道：“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的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两天后，郭沫若写出了最著名的代表作《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借用东方远古的神话题材，描绘一对凤凰的“涅槃”仪式。在题记中，作者开宗明义地写道：“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全诗分“序曲”、“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和“凤凰更生歌”六部分。“序曲”描写除夕时分，一对飞来飞去的凤凰唱着哀歌，衔着香木，准备在丹穴山上自焚永生。“凤歌”中，凤对宇宙诅咒不止，茫茫的宇宙被形容成“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是“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生在这个世界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凰歌”中，凰一上来就喊出“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将飘渺的浮生比做“大海里的孤舟”、“黑夜里的酣梦”，只剩下悲哀、烦恼、寂寥和衰败。环绕着行尸走肉，诗人进而追问：我们年轻时候所有的美好哪儿去了？“群鸟歌”对前来观葬的凡鸟，从空界霸王的岩鹰开始，到自命不凡的孔雀，嗜好腐鼠肉的鸱枭，奴性的家鸽，空谈的鹦鹉，高蹈的白鹤，逐一作了讽刺抨击，显然它们是作为凤凰的对立面、黑暗腐败的帮凶而存在的。在这样的铺垫下，“凤凰更生歌”奏响了，在长达十四节的“凤凰和鸣”中，前十三节以完全雷同的格式讴歌了“光明”、“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恍惚”、“神秘”、“悠久”的未来，比如：“我们光明呀！／我们光明呀！／一切的一，光明呀！／一的一切，光明呀！／光明便是你，光明便是我！／光明便是他，光明便是火！／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只需将其中的“光明”换成“新鲜”，就另成一节。由于内涵空泛，形式雷同，冗长的反复令人难以卒读。不过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不是出于某种无法摆脱的情结和狂热，作者是不会写出如此拖沓重复的篇章的。全诗最后在长达十五遍“欢唱”的狂欢中结束。
《凤凰涅槃》是《天狗》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有纵情、夸饰、华丽、如歌般的诗剧形式，而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化用了“凤凰涅槃”这个远古神话主题，这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使这首诗不仅成为郭沫若的代表作，也喊出那个时代青年的心声。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内心郁积了太多的苦闷，渴望得到“新生”，而现实又是如此的困顿冥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迫切需要一个郭沫若那样的诗人，来替自己释放压抑的能量，而郭沫若当时的处境，癫狂的状态，冲动的气质，正好将他推到爆破手的位置上，使他得以扮演中国现代“首席诗人”的角色。
据郭沫若回顾：《凤凰涅槃》是一天中分两个时段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的意趣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诗语的定型反复，是受着华格纳歌剧的影响，是在企图着诗歌的音乐化，但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上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灵感’(inspiration)吧？”（《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不愧为是学医的，一下子从《凤凰涅粲》的写作中看出病理学的意义，不过将这种“神经性的发作”等同于艺术上的“灵感”，显然是个误会，“灵感”与“冲动”并不是一回事，正如艺术激情与政治激情、道德激情不是一回事那样。事实上，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歌，大都是“神经性的发作”的产物，正如他后来回顾的那样：“在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O年之交的几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便是当时的实感。”(《创造十年》)对于这一批惠特曼风格的作品，郭沫若的自我评价一直很高，甚至声称从那之后他不再是一个“诗人”。可是，时过境迁，这些作品已经大大褪色，如果说还有什么价值，那也主要是文学史意义上的。不过《凤凰涅槃》却属例外，因为它并非只有慷慨激昂的喊叫，还有诗歌的节奏和旋律。即便这样，其过分夸张的表达，毫无节制的重复还是让人难以卒读。值得一提的是，若干年后，郭沫若对长达十四节的“凤凰和鸣”作了大刀阔斧的删削，压缩为四节，读起来自然了许多。此举客观上纠正了郭沫若的纵情主义诗学。
作者：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