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杨好
海鸥简短低哑的叫声，飘着咖啡香气的石头马路，透过教堂彩画玻璃折射而出的阳光，这是圣安德鲁斯的清晨。教堂钟声总是整时响起，九百多年来从未间断，静静守护着这片海角。
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得名于耶稣上-门徒中的圣安德鲁。传说中圣徒安德鲁的遗骸被安葬在世界尽头，而罗马人心中的世界尽头便是这座北海边缘的小城。圣徒安德鲁就安睡在圣安德鲁斯大教堂的主塔楼里。当年被誉为“苏格兰最伟大建筑”的圣安德鲁斯大教堂现在已是一片残垣，圣安德鲁的遗骸也早巳不知具体所在，只有那哥特式的主塔楼依旧骄傲地指向天空。
“世界尽头有一座花园，那里有金苹果树和青春之泉。”我没有看到花园，只看到古老城堡的遗迹；没有看到金苹果。只看到一地转黄的树叶；没有看到青春之泉，只有老人在海边散步。大教堂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北海，海浪日复一日拍打岸边的礁石，如同古老的大钟日复一日地报时，它们都是时间的记录者，以各自的方式捕捉每一次稍纵即逝。海边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每隔几天就会过来走一走。英国有很多乌鸦，在阴沉的天空与古老的房子之间，驻留、盘旋，鸣叫、沉思[来自Www.lw5U.com]。有时乌鸦从头顶飞过，黑色的翅膀低垂在海与地平线的交界，真让人希望和绝望。
在英国，你会感受到来自几个世纪前的气息：变化多端的天气，沉郁的石板街，灰色的房子，英国绝大多数地方都保留了旧时代的痕迹。对怀旧的热爱推动了英国人对收藏的热爱，也使[来自www.Lw5U.coM]得英国的博物馆在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和生性热爱艺术的法国人不同，和欧洲文化摇篮的意大利不同，甚至和艺术史学术权威的德国人也不同，英国人对艺术品的喜爱有一半出自对时间历史的兴趣，而博物馆和艺术品则是最诗意化的封存时间的方式。正如英国的诗歌，很难辨清它整体的面貌特征，很难求证好的英国诗歌究竟是怎样的，它们可以是莎士比亚，可以是拜伦，可以是弥尔顿，可以是布莱克，然而所有这些诗歌，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古老传说的怀念。甚至在整部英国艺术史中，那种怀旧的气息依然弥漫其中（虽然当代英国艺术以强烈的现代性而闻名）——无论是拉斯金或贡布里希这样的大理论家，还是罗塞蒂或透纳这样个性鲜明的大画家，在他们的作品里都有着对某种遥远时光的追忆。
好的博物馆应该是一盏盛放历史的器具，装有美的灵魂，而不仅仅是一个客体。博物馆大概有这么两类：一类是静止性的博物馆，一类是不定性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属于静止性的，参观者游览其中，自我构造一部可述的历史，并在同一时间和空间里被不同的美冲击。圣安德鲁斯属于不定性的：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它所展现的是不变与偶然的结合，人们参与其中历史与美的经验，更多的，是流动的体验。这里，收藏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光与生活残留的细小痕迹。
小镇以三样东西出名：宗教、大学和高尔夫。宗教赋予了小镇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别样意味。若圣徒安德鲁的遗骸没有安葬在此，这座小镇便和全英国所有的海边小城一样，只是一座普通的美丽海滨小镇。居民们大多从事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手工业，老年人坚持自己浓重的地域风格和地方口音，年轻人向往大城市的现代气氛和全球化的时尚。然而宗教的存在使这座海边小城拥有了独特的命运。在欧洲文明史里，宗教就像教堂顶上共栖的鸽子与乌鸦，光明滋生于此，黑暗也孕育其中。
大批朝圣者和宗教学者的来访带来的不仅仅是上帝旨意的普及，他们还带来了书本和知识，带来了教育的诞生，这也是为什么英语世界中第三古老的大学会在圣安德鲁斯的原因之一（最古老的两座分别是牛津和剑桥）。另一个原因是15世纪初期紧张的政治与宗教局势迫使苏格兰人急需建立一所大学，在那之前，苏格兰贵族通常是远赴英格兰或法国完成高等教育。圣安德鲁斯所聚集的高等知识分子和宗教学者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利条件，直到今日，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神学专业依然在世界排名第一。宗教，早已融人这个小镇的血脉，成为它全部的历史。甚至在穿过林阴小道，远远向圣安德鲁斯博物馆望去的时候，一眼便能看到博物馆外墙上的木质十字架和蓝底交叉白色十字架的苏格兰国旗，同时也是圣安德鲁斯旗。苏格兰国旗上的白色十字架是圣安德鲁受难时所背负的X形十字，象征作为苏格兰圣人的圣安德鲁永远守望这片土地。
14世纪初，圣安德鲁斯主教兰博顿(Lamberton)为苏格兰国王罗伯一布鲁斯(Robert the Bruce)主持了加冕仪式，罗伯一布鲁斯就是我们在电影《勇敢的心》里看到的那位苏格兰独立战争的英雄国王。因为这次加冕，兰博顿被捕入狱。16世纪，天主教和新教之争弥漫整个英国，作为宗教中心的圣安德鲁斯成为一座血腥之城：天主教徒被围困在圣安德鲁斯城堡地道里；新教徒则被施以残酷的火刑。“二战”期间，有着六百年历史的高尔夫老球场(old course)遭受德军飞机轰炸，球场大片绿地作为临时机场使用。每当因为人类狭隘的眼光、固执的价值观和不宽容的信仰而引发冲突和战争的时候，世界便没有一处平静之地。今天，这个小镇平静幸福，屹立在海边的烈士纪念碑和城堡遗址已成为供游人拍照的景致。
中世纪以来，圣安德鲁斯依然是那三条主街：北街(North Street)，市场街(Market Street)，南街(South Street)。街上分别镶嵌着三座小教堂，与海边的大教堂共同谱写了一部完整的欧洲宗教史：天主教的鼎盛到没落，宗教改革的屠杀，基督教由兴起到普及。教堂里的每一块石头仿佛都会呼吸，每一块彩画玻璃仿佛都在说话；你会不自觉地屏气凝神，害怕打扰这些古老的见证者，却又本能地想要触摸它们，探寻它们默默讲述的故事——它们藏起来的一定更多。
和教堂一样，圣安德鲁斯大学最初的主体建筑也分散在城内，大学博物馆(MUSA)同镇上的高尔夫博物馆和圣安德鲁斯博物馆齐名。如果说圣安德鲁斯博物馆记叙的是一段宏大的宗教朝圣史，高尔夫博物馆则是对世界高尔夫发源地圣安德鲁斯的致敬，那么MUSA所构建的则是一个相对封闭、自给自足、属于知识分子们的小王国。从建校直至今天，圣安德鲁斯大学始终固执坚守自己的古老传统学科：神学、医学、音乐、历史。这些学科的成立可以上溯至15世纪后期，并始终保持顶尖级水平。圣安德鲁斯大学只是在近代才开设了经济类学科。严重的偏科倾向既有利于精英知识的传承——圣安德鲁斯大学从来就不缺少名流贵族的青睐，上至伊丽莎白二世的孙子威廉王子，下至与托尔金齐名的英国作家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hnan)的女儿。这也不难解释比起同龄人来，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的穿着举止会稍显文雅老成。由于学科的局限性和选择性，圣安德鲁斯大学在英国也曾遭诟病。人们认为这是一所中产阶级气息过于浓重的大学，除了学生的组成相对单一，大多来自英国中产阶级或贵族家庭以外，就连镇中心唯一的连锁超市TESCO的标价都是全英最高的。
但是一旦走进MUSA，所有的阶级成分、出身背景、学科差异都会暂时烟消云散，眼前所呈现的只是一条单纯的克里奥之路。公元4世纪神学大家圣奥古斯丁用拉丁文在圣安德鲁斯写下的手稿就这么呈现在你面前，带着泛黄的光芒和遥远的气息；中世纪的三支权杖（其中包括著名的圣萨尔瓦多权杖）沉睡在中央玻璃展柜里，全部以黄金刻成，细节处的天使和主教雕刻令人顿生敬畏；铜质的天体观测仪静置一角，来自伊丽莎白时代，极有可能是当时汉弗莱·科尔(Humphrey Cole)所制造的最大的一台观测仪，曾经被学者们用来观测星相；还有英国著名历史肖像画家约翰·欧派(John Opie)的油画《刺杀大主教夏普》(The Murder of Archbishop Sharpe)，画面红色与白色的浓烈碰撞记录了宗教斗争的惨烈与无情；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留给圣安德鲁斯图书馆的手稿放在北阊的小展柜里，这位以《老虎！老虎！》而获诺贝尔奖的作家曾担任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
吉卜林最初因创作关于英国军队征战异国的诗歌而获封“帝国诗人”称号，然而“战争”给晚年时的吉卜林留下的更多是悲痛与创伤——他的大儿子在“一战”中身亡；和奈保尔相似，印度血统和英式教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也迫使他徘徊在欧洲中心文明和被打碎的东方传统之间，驻留，惶恐。这也是每一个寄居在海峡彼岸，浸染着欧洲文明教育的东方人的困境：我们有时骄傲于此，有时会困惑其中。每当我在异国翻看中国古代诗词的时候，会莫名地流泪。那时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了自己文化的“他者”？东方，是否正如奈保尔所说：“就像喜马拉雅山的隘口，我一穿过去，它就立刻关闭起来，又变成一个神秘的国度，它似乎永远存留在我小时候想象的‘永恒’中。而这个永恒，我一辈子都无法穿透？”似乎只有从圣莱昂纳多学院传来的羽管键琴才会使我想起古琴的声音，迫不及待怀念起那水墨般的清冷和温暖，欲说还休。转念，已忘言。
今天进入英国的冬令时，天很早就黑了，人们会在微黄的灯光下读书或是喝酒来度过漫长的黑夜。我还无法适应晚来的一小时。已经是凌晨五时，窗外有鸟叫声，但我无法辨清是海鸥还是乌鸦，或是某种不知名的美丽的鸟。
2011年11月5日
圣安德鲁斯
作者：杨好，2006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本科；
2010年考取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生；
2011年9月赴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艺术史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