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李潇树
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
——梭伦
在人们被那些偶然事件以冷冽无常的命运面目碾过之前，叙事的欲望是不会生发的。我们之所以以手扶额，掷头抢地，让那些隐忍或激愤的隋感驰骋而上，占据心魄，是因为我们天生无法以泰然的面目面对可憎的厄运，于是，我们试图从别人的悲伤里汲取力量，从而寻求同质化的情感寄托，找到安抚心灵的归宿。叙述的力量便从此中扶摇而起，叙事伦理在小说写作中作为无法绕行的部分显现，读到毕希纳，这位早逝的天才说得好：“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当人们往下看的时候，会觉得头晕目眩。”头晕目眩之后，常常是拍拍胸口轻嘘一声，定神静思，彼时，那些因为世事繁杂而背离的真相才会逐渐向我们靠拢。《契阔》这篇小说便有着叫人目眩之后沉静凝思的文本力量。
《契阔》叙述了一个好的但并不算新鲜的故事，“我”与妻子晓娜是大学同学，“我”勤勉上进，赚钱顾家；晓娜温存懂理，心智明澄。上面已述，若是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故事便无处下笔。于是在“我”事业略有小成、夫妻琴瑟和鸣之时，晓娜遭遇车祸而致半瘫痪状态，小说开头便是车祸的七年后，“我”终于熬不住在外面偷偷有了新的女友朱迪，对晓娜的感情自然有了微妙而真实的变化。
小说中，“我”深爱晓娜，车祸后的七年之中，“每每想起她的一块头盖骨还冷藏在医院的冰柜里，‘我’就有种撕心裂肺的痛”。但时间的大锤之下，所有不同走势的肉身之内，其灵魂必然逐渐向背，看着日渐呆滞瘦弱的妻子，小说中的“我”现出了第一次半明半晦的脆弱，“我”不知道有没有力量继续“孤寂、枯燥地走下去……也许再过些日子，我就会熬不住，跟别的什么女人睡到了一块儿”。丰沛的力比多被势单力薄的道德观与日渐衰退的爱情禁锢着，越是被缚便越是想挣脱，反作用力往往比作用力更澎湃淋漓。肉身的缺失感渐渐弥散至孱弱灵魂，“我”跟朱迪在一起原本只是为了满足肉体上的欲望，“可不知不觉的，却发现灵魂也已跨越了某种模糊的边界，感情在两个女人之间移来移去，摇摆不定”。选择权似乎紧紧攥在“我”手中，但整道选择题在这个时候已升格成为心灵的炼狱。
我一直以为，对个体情感经验的恒久注视才是文学如今式微之光亮得以延存的基底。冲动之下思虑之上的人性情感中间层杳远广阔，偶然生发的毁灭事件必然打破我们熟识的寻常叙事中的恒定惯性，从而搅动我们掩藏在普遍人性下的独立而异常的部分。“自我”与“超我”之间不停转换，融合，分裂，互搏，这样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叙述伦理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实践，且值得实践的。
还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契阔》中妻子晓娜和情人朱迪分明挂了灵与肉的明显标志，作者用了许多新鲜和煦的笔墨描述晓娜的聪慧善良，而朱迪一出场便是紧身高弹泳衣，“滑溜溜的海豚女孩”样貌。美好而沉重的灵魂与温暖轻盈的肉身之间的永恒争战再次在文学叙事中换了战场。
车祸之后的晓娜并未放弃，想以完妥灵魂伴随残存肉身继续与“我”相处，但终究开始恐惧，开始逐渐“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之间的距离将不断扩大，迟早会被一种有形的东西阻隔起来”。问题又来了，肉身如果有些许缺失，相对的灵魂是否必然受损，不对等的肉身可否拥有相同的灵魂基本重量，是否能有平等健全的柏拉图式的理想爱情？自从罗扎洛夫把“太初有言”改成“太初有爱欲”之后，柏拉图好像早巳被扔进了老朽堆里，灵肉之战中，肉身的大比分胜利似乎决然已成定局，但厚圃却在小说里给了我们另一种可能出现的结局，这个结局，与距离有关。
距离是一种奇妙的事物，与之有关的元素极其驳杂：时间、空间、常识、心智、年龄、第六感……现代化的大背景之下，空间造成的距离得以轻易消解，但灵魂与灵魂之间的莫测距离却仍然无迹可循。一旦有了距离，自然而然便有了边界和隔绝，孤独感对战人类必将完胜且无可阻碍，但由本能驱使的我们却不能停止这一场势必失败的战争。海德格尔的谆谆告诫仍在耳边回响，“人在大地上，在天空下，在诸神面前持留，并且不断地赴死”，早死或晚死三十年，在某些时间范围的映衬下不过一瞬，生离死别肝肠寸断过后，某地某时再见时或许大家能相视熟稔，无悲无喜。
钱锺书也在《管锥编》里讲：“与人为群，在己无偶……聚处仍若索居，同行益成孤往，各[来自wwW.lw5U.coM]如只身在莽苍大野中。”按他的意思，热闹是相对的，孤独才是绝对常态，但只可惜往往只有一些天才的艺术家和苦行者才能理解并实践上述真谛，肉身的软弱是亚当遗留给我们的原罪中主要的罪身形态。人们难以忍受肉身的孤独，因此，灵魂便也随之轻易地被拉向绝望的深渊。
《契阔》中的“我”也奋力抗争过这种软弱，但世事皆如此，只有身处事外，才能摆出一副隔岸观火的煊赫姿态，而“我”的处境仿佛是赤脚站在一处荆棘丛生的分岔小径，无论往哪条路前行，都将遭受直达心魄的折磨，读者只觉“我”抗争的过程便是灵魂受难的过程，却未曾料到，厚圃在这重残酷的选择迷局之上安排了另一重更深的苦痛。
作者厚圃是潮汕人，如好些作家一样，有着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美国作家福克纳在其小说中虚构的一个想象王国——编者注），潮汕平原、樟林小镇上纷繁的烟火人事和俗世杂音是他的灵感之源。但在《契阔》的写作中，厚圃却跳出了他熟稔的“地”的拘囿，笔端更贴近了“人”，没有了独具乡土特色叙事的广阔背景做底，也放弃了他一贯擅长把握的城乡差距引发的矛盾叙事。厚圃在《契阔》中完全需要凭借对小说中人物心理的拿捏和叙述伦理的考量来提升这个看似并不新鲜的题材的咬嚼度，于是，这场写作便成了一次以人心为局的诚实叙述，考验的是写作者剖析人心的功底和对短篇小说架构的掌控。在这次考验中，厚圃无疑是成功的，无论是人心的把握，还是结构的[来自wwW.lw5u.com]编织、言语的节奏、人物的塑造，厚圃的表现都到位精彩。
借着“我”之个人絮语，厚圃次第剥啄着生命的常规形态，以及庸常幸福被打破后人们对痛觉的敏感程度。这个饱含伦理度量的故事将那些孱弱而无奈的灵魂高悬于俗世众目睽睽之下，牵引着我们洞悉人性之中那些模糊而无法界定的善恶界限，让我们心底残存的每一个晦暗不洁的念头摊晒于外，叹而后省。
好的小说总能引起各种情绪或思想的波澜，《契阔》之中，虽然只有寥寥几个人物，但整篇小说却悄声而清晰地传递出任何公众评论家和学校里那些理论家永远无法说清的东西。
作者：李潇树，学者、评论家，现供职于浙江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