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年六月二十三日，弘光皇帝朱由崧召对阁臣，研究对清政策。这时离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已过去整整五十天。其间，明朝未与满清打过任何交道，甚至连这样的意图也未曾表现。考虑到本国首都为对方所占，同时还面临诸多不利的形势，明朝这种若无其事、束之高阁，让人无从理解。事实上，假如不是出现了新的事态，南京可能继续保持着将头埋于沙堆的鸵鸟姿态。
新的事态，是满清于六月初九“驰诏”江南各地，发布“告江南人民书”。所谓“驰诏”，大概是以机动性很强的小股骑兵，渡过黄河，以突击方式将诏书散发到明朝控制区。诏书的内容，可以在谈迁《国榷》中看到。它首先进行自我称颂，宣传明朝的国仇——崇祯皇帝被逼死——是因己得报；次而假惺惺释放善意，对福王之立姑予容忍：“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还提出联手追剿李自成。不过，诏书真正想说的是这样一番话：“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①很明显，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瓦解明朝官民心理，二是为未来使用武力作铺垫。
诏书在南京引起了怎样的直接反应，我们不清楚。我所看到的最早的反应，并非出现于南京，而出现于江北——经身在前线的史可法提议并加以敦促，才有了六月二十三日的御前会议。
史可法于六月某一天——具体日期不详——以正式的奏章，催请朝廷紧急讨论对清政策。这就是著名的《款虏疏》。我个人相信，奏疏正是见到满清“驰诏”之后所写。理由是，它在内容上与满清诏书有确切的因果关联。例如，“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指李自成）”，明显是针对“驰诏”所谓“各勦勃旅，佐我西征”而提出的建议。我还推测，史可法对满清诏书的知悉相当及时。五月初以来，他督师扬州，但并非总呆在那里；《青璘屑》说，他常到各地督巡，甚至直抵黄河南岸。所以，他极可能第一时间得知此事，然后迅即奏闻南京。
“款”有示好、求和之意，这也是这道奏疏的主旨。史可法首先批评朝廷在对清问题上沉默太久：“今胡马闻已南来，而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鉴于同时面临虏、寇两大问题，他分析形势后主张：“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亦即，为了集中对付李自成，对于满清，不妨立足缓和，否则“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故而示好满清“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就此，他提出十分细致具体的建议：
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即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②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很容易指出对满清立足于“和”的策略，根本不现实。我们尤其不免遗憾，作为当时朝中少数能够睁眼看现实的大臣，史可法没有识破满清诏书假仁假义背后的狼子野心——至少，警惕性不够。后来南京使团在北京的遭遇相当清楚地表明，满清分毫没有和好之意。但是，我们不打算以此苛责史可法。首先，在客观情势上，明朝与满清修好而全力对付李自成，有其现实与理论的两种必然。从现实说，明朝根本不可能同时与李自成、满清为敌；而理论上，李自成对明朝有君父之仇，满清却至少名义上对明朝有恩。其次，我们完全想象不到，明朝已瘫痪到何种地步，它的情报工作多么糟糕，实际上，对于北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满清的真实面目，南方几乎一无所知，而与满清可能媾和的判断，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作出的。
与满清修好，假如是作为外交策略，作为争取时间、缓和处境、激化敌人间矛盾的计谋提出，本来不失高明。可惜，南京思路却不是这样，而是对修好真诚寄予希望，甚至在心理上依赖这样的结果。这在方向上就完全错了。陷于这种错误，除了眼盲耳聋、对事实无知，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从皇帝朱由崧到当权的马士英只愿苟且、无心振作。客观上，就算史可法提出更积极的建议，也并无意义——根本不可能打动他们。相对而言，修好方案虽注定是空中楼阁，却至少引起了当权者兴趣，使他们愿意谈论北事。
《款虏疏》的确起到这种作用，它关于存在与满清缔和的可能性的论证，对南京产生了相当的诱惑。所以，很快召开了六月二十三日御前会议，弘光朝由此首次形成明确的对清政策。内容完全是《款虏疏》的体现，主要有：与清媾和；派使团去北京谈判；以财物“酬谢”满清；关于未来，不排除考虑割地……不过，《款虏疏》要求的“月内成行”，却未能实现。据陈洪范《北使纪略》，直到七月十八日，使团才正式成行。④造成拖延的原因之一，是正使人选难产——《明史》说：“时大清兵连破李自成，朝议遣使通好，而难其人。”“难”在何处？《使臣碧血》一语点破：“众莫敢行。”⑤
就在这种局面下，本文的主人公出现了。
他叫左懋第，字萝石，山东莱阳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生，崇祯七年(1634)进士，现任右佥都御史兼应（天）徽（州）巡抚。正当没有人愿意承担使命时，他进奏弘光皇帝，要求北上：
臣之身，许国之身也。臣忆去年七月奉先帝察覆之命，臣就道时，臣母太宜人陈氏嘱臣曰：“尔以书生受朝廷知遇，膺此特遣，当即就道，勿念我。”臣泣不敢下而行，计今一年矣。国难家忧，一时横罹，不忠不孝之身，唯有一死。如得叩头先帝梓宫前，以报察覆之命，臣死不恨。⑥
“以报察覆之命”，是指去年他衔崇祯皇帝之命离京办事，至今未曾覆命；这次去北京，正好可在先帝灵前汇报。他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示内心对于职责的严格、严谨的信守。这当然是作为国使所必备的重要素质。不过，这番话里更需要去了解的，是他所提到的一个人——生母陈氏。左懋第的过去与未来，都和这位女性最深切地联系在一起。中国良好的家庭，传统上以严父和慈母并称。左懋第的父亲，我们对其形象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他精神的由来似乎都集中于母亲那里。而这位母亲，应该不乏慈爱的一面，但人们提到她时，谈得更多的却是教子之严。陆廷抡为李清所编《萝石山房文钞》作序，关于陈氏这样说：“公母陈太宜人喜谈忠孝，时与公相摩切。”⑦去年夏天临别，她刚毅的表现竟使儿子“泣不敢下而行”，可以想象，多少年来陈氏是怎样着力于坚定和刚强，来塑造左懋第的品格。这是一位胸怀大义、不让须眉的严母。
她不单单给了左懋第生命、有力地指引他成长，甚至付出生命来完成对儿子最后的训导——这便是左懋第在疏中所痛陈的“国难家忧，一时横罹”。
去年，母子北京一别，不料竞成永诀。左懋第这趟公务，是个长差，一去大半年都未能返京。恰恰这当中，发生塌天巨变。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陈氏独自在京，左懋第却在千里之外。虽然他“事母尽孝”⑧，但王命在身，以严母历来的教诲，他绝不敢以私废公、擅离职守。在北京，很快发生了耻辱的一幕，满朝文武贪生怕死，纷纷屈膝降附，其中便有左懋第的堂弟左懋泰。在那段颠来倒去的时间，左懋泰先做了李自成的降臣，之后复降于满清。其间陈氏的行止，因为缺乏记载我们一点也不知情，但从后来情节推测，她当时显然由侄儿照看。等到李自成一片石大败逃往陕西，而满清尚未占领和接管北京时，陈氏要求趁着这机会把她送回莱阳老家。这是很正常的情况，很多人都在这时逃离北京；至此，我们还分毫看不出异样的苗头。可是，行至河北白沟，陈氏突然自杀了。王士稹在《池北偶谈》中，记载了亲耳从莱阳书生宋琏那里听得的讲述：
三月京师陷。公从兄吏部郎懋泰以车载母间道东归。而身与张尚书忻、郝侍郎晋徒步以从。至白沟河，仰天叹曰：“此张公叔夜绝吭处也。”呼懋泰前，责以不能死国：“吾妇人身受国恩，不能草间偷活。寄语吾儿，勉之，勿以我为念。”又见二公，责之日：“公，大臣也。除一死外，无存身立命处。二公勉之。”言讫而死。盖出都不食已数日矣。与左公之死相距仅一载。⑨
从这里，回溯城破以来陈氏的内心世界，我们才明白她早已抱定死志。她所以未在北京采取行动，乃至提出回莱阳老家的要求，都出于一个特殊原因：等待白沟。为什么？因为北宋名臣张叔夜死于此处。我们一般对张叔夜的了解，多止于他曾亲手招安宋江这一传奇故事，然而他真正名垂青史的时刻，是当战败被俘押往金国途中，拒绝踏上金朝地面，在宋金交界处的白沟自尽：
遂从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时饮汤。既次白沟，驭者曰：“过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复语。明日，卒，年六十三。⑩
绝食、白沟。原来，陈氏之死完全比照了张叔夜故事。她必是思前想后，再三斟酌，才为自己择定了这个归宿。在白沟，她做了一系列的事：重温张叔夜的精神；唤来侄儿左懋泰，给以正式的指责；对同行的两位明朝高官，晓以大义；留下遗言，嘱托转告她的懋第儿；最后，从容辞世。她的白沟之死，是为先烈张目，也是羞辱懦夫——更重要的是，儆励儿子，告诫他绝不可意志薄弱、苟且偷生。至此，回头看“公母陈太宜人喜谈忠孝，时与公相摩切”，益知其分量，绝非豪言壮语、纸上谈兵。这不是普通的女性、寻常的母亲，其决绝源于历史和道义认知，且能将认知毅然践于行动。
陈氏自尽，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之间。而死讯不知左懋第几时得知，复于何种情形下得知，但无论如何，定然都给了他无法言表的震撼。这不仅出于至孝之情，更在于母亲本不必死而死，其中，砥砺儿子是一大动机。可以想见左懋第从中的感受，将如何迥异于寻常的丧母之痛。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去具体了解他的内心。除了他“不忠不孝之身，唯有一死”的表达，可以注意《南渡录》的讲述：
时懋第闻母讣音，自请解任，同总兵陈洪范招水师步卒倡义山东，以图恢复，兼负母遗骸。①
乍闻噩耗，左懋第当即决心离开江南，辞掉现职，投身抗敌第一线，回山东老家组织民间抵抗。从这个行为，我们清楚地读出了他的内心。实际上，无论有无出使北京这件事，他都铁心北去。母亲之死向他发出了这样的召唤，尚停于天津的陈氏灵柩，不仅等待安葬，更是一种悲痛的提醒，令他时时意识到母亲的遗训。在被任命为北使之前，左懋第已欲辞职北去，这是个很重要的情节；否则，只看《明史》过简的叙述，“懋第母陈殁于燕，懋第欲因是返柩葬，请行”，人们难免以为他是出于要给母亲办丧事，顺便接受出使的任命。不是的，左懋第自请使节之任，已是他第二次要求北上。他根本无法呆在南方，在心理和感情上，母亲献身的北方已注定是他的归宿。只不过，“自请解任”的要求未获批准，等到御前会议决定“使北”却难得其人，了却心愿的机会终于来了——这一次，“上许之”。
冥冥之中，历史总有些精巧的安排。出使北京，是正式而重大的行动，正使之选当然最好是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专家，左懋第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的为宦生涯，从知县做起，崇祯十二年(1639)提拔为户科给事中，崇祯十六年迁刑科左给事中，弘光后任兵科都给事中，旋擢右佥都御史兼应、徽巡抚。从这履历看，可算一位财政专家，也擅长监察工作，但对外交事务确实并无阅历。然而阅读他的资料，我极为惊讶地发现，其平生最浓墨重彩的这一页，其实早有伏笔。
李清后来为左懋第整理编辑的《萝石山房文钞》，卷三收有《新汉典属国苏子卿墓垣记》一文。文末写道：“丁丑春，余记之。”这个丁丑年，应为1637年，即崇祯十年。当时，他在陕西韩城当知县。那么，“苏子卿”是谁？不是别人，恰是汉武帝时出使匈奴被扣、寒荒牧羊十九载而不屈的苏武。子卿是他的字。《汉书》说他“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备历艰辛，不辱使命，始元六年(前81)春，终得还国。这时武帝已经故去，昭帝特地安排苏武带着祭品去武帝的陵庙告慰、覆命，然后任命他做“典属国”，全面负责与“属国”有关的事务，实际也即汉朝的外交部长。
说到苏武墓，如今大家都知道在武功县，且列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实，直到明代还有两处苏武墓，武功之外，另一处在韩城，孰真孰伪当时尚无定论，左懋第便说：“或日武功亦有墓，韩人常与之争。”⑩韩城墓据说有汉代碑石为证。这笔官司，我们可不理会。关键是，韩城作为苏武可能的葬地与左懋第其人之间，完全应了“无巧不成书”那句话。韩城，是左懋第仕途的起点；而他一生的终点，便是出使北京、不屈而死，以“当世苏武”垂世。这看上去仅为巧合，实则不然，读《新汉典属国苏子卿墓垣记》，我们敢于断言，韩城五年，左懋第从该地最重要历史遗产苏武墓那里，受到了深刻影响，埋下了日后执节不屈的思想种子。他这样描绘氤氲于韩城、浓得化不开的“苏武氛围”：
子卿墓在韩城西北五里姚庄村梁山之麓，固有墓，名“苏山”焉，邑有常祀。余为令，具羊豕拜其墓。麓多柏枝，成南向。
他深受感染，对韩城人坚持与武功人“争”苏武葬地，很以为然，说：“噫！君子之忠，草木口格，争为之微，而谓人心能弃之欤？”当韩城士民提出，墓地旁苏祠垣颓宜修，左懋第即表支持，认为是极有意义的事，“一上一石，而皆有以触人心之忠”。一年后修葺完毕，特地写下此文。文中，盛赞武帝时代有很多“光华奇锐瑰异”的人物，文如司马相如，武如卫青、霍去病，但是，他们若跟苏武相比，都“不能与并论”——评价奇高，我们从一般[来自www.Lw5U.coM]角度看，简直有些过誉；不过，把这作为个人抱负看就另当别论，事实上，我正是读了这篇文章，方觉着觅到了左懋第使北一切表现的精神根源。
七月初五，明朝使团正式组成，左懋第为正，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少卿马绍愉副之。携去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十万匹，作为对满清的酬谢。除了谈判，另有几件必办之事：祭告祖陵、奠安崇祯帝后、寻访太子下落、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颁赏赐。行前，左懋第辞阙，对朱由崧临别进言：“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天下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为心”，“念河北、山东之赤子”。他特别强调“勿以臣此行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对于和谈前景，不甚乐观；而且认为，即便有所成，也并不可恃，朝廷还是要立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清醒的。
挈辎既多，使团规模自然不小。不过，《明史》所谓“以兵三干人护行”，恐怕有些夸张。据陈洪范讲，所有行仪先用船运过江，原安排到了对岸，将由瓜洲、仪真镇军拨与人马驮护，实际上没人管，“箱鞘繁重，苦不能前”；挨到清江浦（淮安），欲从集市上买马以充运力，亦不足；遂分两路，大宗缎绢不走陆路，改经运河水运，由刘泽清和淮抚田仰“各发兵二百余名护送”。总之，情形颇狼狈。过了黄河，因战乱重创，许多地方为真空状态，“自渡河来，村落凋残，巷无居人，将士裹粮露宿”。不时遭遇强梁，如“廿五日，至马开屯……时值土寇劫屯，闻本镇至，半夜遁去”，“九月一日……遇土寇十人劫驮打仗，随行将士追杀数十人，寇退，箱鞘无急”。偶尔遇到完好的城池，都由满清派了官员把守，不能人内：“初五日至济宁州，（虏）官不许近城楼宿，放炮呐喊，有欲出打仗状。”他们不单拒绝使团为和谈而来的解释，还加以嘲笑、奚落：“至汶上县，（夷）官总河杨方兴统兵相遇，本镇告以通好之意，彼嫂言：‘谋国要看大势，我国兵强，如要和好，须多漕粮来，我们好说话。’”这不奇怪，使团北京之行，实际是不告而来，当时条件所限，等不及沟通停当再动身，所以使团只好在一路敌意中艰难前行。
以我所见，使团向满清方面致以来意，最早为八月初一陈洪范、马绍愉分别写给吴三桂的信。两信原件，今存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时，使团应该已经在淮安，因为陈、马信中各有“见在渡淮”、“已放舟至河”之语（当时尚处黄河夺淮期，故“淮”、“河”所指，实则一也）。陈洪范这样解释他们的使命：
朝议佥谓洪范与老亲台托谊葭莩，特命同少司马左懋第，同卿（《尚书》周穆王命伯同为太仆正，后因以称太仆寺卿为同卿）马绍愉赍捧书币，奉酬清朝，崇封老亲台蓟国，诰敕褒励懋勋。奉命驰驱，见在渡淮，先此附闻。诸祈老亲台鼎力主持，善达此意，两国同好，同心灭贼，保全万姓，徼福无穷矣。
马绍愉则说：
今上特遣大臣全不肖持礼物，馈谢清国幼主暨摄政王，仍祭告上天，订盟和好互市，将前年之局结了，便是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以成上天好生之德。此出自庙堂乾断，不似前年摇惑于人言者，想两国不违先人之志也。
“前年之局”，指崇祯十五年，陈新甲奉崇祯皇帝密谕与清议和。当时，马绍愉以兵部职方郎担任特使。由两位副使出面给吴三桂写信，以私人渠道通其款曲，对此我们今人不免纳闷。但古时既无[来自wwW.lW5u.com]现代邦交的意识，更无可循可守的惯例，加上中国确有情胜于理的思想误区，相信笼络、恩惠或其他背后交易，效果好于开诚布公。事实证明，这着适得其反。《使臣碧血》说，吴三桂接信后，根本不敢拆看：“三桂不发书缄册，封奏摄政王览之。册内有‘永镇燕京，东通建州’语，王怒。”吴三桂原封不动上交多尔衮的，除陈、马两人的信，还有“册”，也就是明朝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敕书，里面出现了严重的触忌语，令多尔衮大怒——出于历史原因，“东通建州”四个字既意味着明朝心目中的政治地理格局毫无改变，同时，继续视满清为“酋虏”。
吴三桂上交书册，多尔衮在北京动怒，使团自然无从得知。一千多公里的路上，使团对于满清方面态度究竟如何，大部分时间都蒙在鼓里。他们实际体验到的，是颇为矛盾的对待，时而有好消息，时而相反。“（九月）十五日晚，临清有旧锦衣卫骆养性，（夷）用为天津督抚，遣兵来迎。”但三天后到德州，却听说：“（夷）官巡抚山东方大猷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骆养性在明朝任锦衣卫左都督，降清后为天津地方长官。先前陈洪范写给吴三桂的信，有“希先遣一旅，导行利往”一语。现在，骆养性果然从天津专派一队人马来迎接，与前信正好相吻，似乎说明沟通顺利，满清持欢迎态度。可是，方大猷告示却只有敌意，十分粗暴，连基本礼遇也不讲，“味其语意，目中已无使命”。
同样是满清地方大员，态度如此相左，究竟怎么回事？不久证实，骆养性“遣兵来迎”是个人行为，德州布告才反映满清当局的真实态度。九月二十六日，使团将至天津，骆养性亲至静海迎接。这时，他带来的已是北京“止许百人进京”亦即与德州布告一致的旨意。陈洪范说：“养性虽奉（夷）旨，语言之际，似尚不忘故国。”看来，骆养性“不忘故国”的情绪，确实颇为浓厚，以致继先前擅自派兵到临清迎接明朝使团后，在清廷已表明了对使团的恶感情况下，仍然到静海给使团以隆重的远迎。只是他的个人情怀，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令使团一度以为在北方可能受到友好的对待。他本人也为此付出代价；静海相迎这件事，被密探“侦知以报，（夷）摄政王怒疑养性，削职逮问”。核《东华录》，十月初十，“天津总督骆养性违旨擅迎南来左懋第、陈洪范等，部议应革职为民。得旨：养性有迎降功，革总督任，仍留太子太保、左都督衔”。
对骆养性的处理，不光针对其本人，对所有前明旧臣都有警示作用。据陈洪范记述，随着使团趋近，满清当局十分警惕，北京内外“访察甚严”，“有南人潜通消息者，辄执以闻”，前明旧臣“咸杜门噤舌，不敢接见南人。而甘心降（夷）者，唯绝通好、杀使臣、下江南以取容悦”。使团逗留通州期间，曾派成员王廷翰、王言等人城，去见几位当时在清廷位居要津的前明旧臣。他们先后见到洪承畴、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谢升和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据王言回来汇报，洪承畴“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堕”，谢升“默然忸怩”，冯铨最恶劣，开口就“，厉声曰”：“何无摄政王启，辄敢持帖来见我！”武将方面，曾联系吴三桂求见，所得回复是：“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
据说，按照多尔衮的本意，对南京使团根本不必接纳，直接让其打道回府。后来经过讨论，“朝议既以礼来，且令使臣人见”，为了表现得像文明人——入关以来，满清一直努力这样做——多尔衮勉强收起性子，允许使团来北京，但人数大大压缩。
接下来问题是，以何种地位、规格接待来使。“时议以四夷馆处使臣”，拟将使团安排于四夷馆。“四夷馆”，为接待属国使者的处所。换言之，清廷将以宗主国姿态处理此事。这在使团内部引起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分歧。《使臣碧血》说“陈洪范无辞”，亦即不反对，左懋第则坚持不可。《使臣碧血录》（这是江苏古籍出版社《南明史料（八种）》的汇校本，与《使臣碧血》略有不同）此处还多一句：“而洪范遂心贰于左。”意思是，陈洪范的暗中叛变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对比陈洪范的《北使纪略》，有以下一段：
至沧州，本镇与左部院商（榷），（夷）骄且嫂，相见之礼如何？若执不见，当日面承召对，天语丁宁，恐无以通好，济国事。因集马太仆、梅主事、各参谋（共）议，佥云：“时势异殊，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再四踌躇，未协。
从中可确定两点：第一，左、陈之间的确出现分歧；第二，体会陈洪范的语气，分歧是，陈洪范主张对满清采取低姿态——“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亦即可以接受“以四夷馆处使臣”，左懋第则拒绝这样做。当然，陈洪范把责任推给朱由崧，暗示自己是担心态度强硬可能导致使命失败、有负皇上重托。至于他上述意见得到使团内部广泛支持，显然是一面之词。他自己也承认“再四踌躇，未协”，争论激烈，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意见。不过，说陈洪范因这场争论、从这一天起萌生叛意，却比较牵强。意见分歧，在每个外交使团内部都很常见，况且陈洪范对不能完成使命的担心也未必是假。他的叛变，应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尤其是到北京后触发的。第二天，随着左懋第出示两份重要文件，争论平息：
次日，左部院出首辅主议、廷臣覆疏二通，以示本镇。始知阁议申以“不屈膝，（不）辱命，尊天朝体”，议论乃定。
两份文件，一是“首辅主议”，亦即马士英起草的使北基本政策，一是“廷臣覆疏”，亦即重臣们就“首辅主议”进行集体讨论而形成的意见。其中，根本原则是“不屈膝，（不）辱命，尊天朝体”。显然，根据这个原则，以属国身份入见、居四夷馆，断然不可接受。两份文件事关使团行动指南和底线，必属绝密，所以由左懋第作为正使独自掌握，连陈洪范都不知道。眼下因为发生严重分歧，左懋第只好向陈洪范出示它们，以结束争论。
十月初三，使团到达通州张家湾。
如今，张家湾在北京很少有人提到，倒退二三百年，它却天下闻名。永乐至成化间，南来漕粮悉数运此，众多朝廷关检机构随之设立，民间百商更是蜂攒蚁集。后来，漕粮转运他处，张家湾只用做商、客码头，但仍不失北中国水路交通终端的地位。水路因为舒适及安全远胜陆路，进出北京者无论官民泰半选择水路，南下者由此启程，北来者到此登岸，打个比方，彼时张家湾之于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站外加西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