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其名著《双城记》一开始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最好的，同时也是最坏的”（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这句断言，已经广为流传，而且似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我后来想，“时代”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谁都很难从整体上对任何一个时代作出纯然客观的评价，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着这样的评价标准；而且，只要有最好，也就一定有最坏，问题只在从哪个角度看。
狄更斯是从哪个角度看的呢？当然离不了法国大革命；以此类推，相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最近似的断言大约只能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感受了。
什么时候，当我们提到“文化大革命”时，能有人说出“这是一段最好的同时也是一段最坏的岁月”时，我们这个民族大约就成熟了，也就要出狄更斯这样伟大的作家了。
我们今天还不到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我们所业已经历过的这十年而言，日常生活中前所未有、匪夷所思的事情毕竟已经多到了使人目不暇接，而且最终丧失了任何惊讶感的地步，于是也就不得不坐下来认真想想，想想仅就个人的感受而言，在记忆中，在过去的十年间，到底有哪些事印象最深，且不谈是否配得上时代（我更愿意把“time”理解为“时光”），配得上“最好”或“最坏”这两个词的修饰。
于是我选择了2∞2年岁末至2003年年初这一段时间。
2002年1 1月18日，我从海南飞抵上海，算是正式调入了同济大学，20日，也就是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买下了一栋住房，每平方米4080元，总共531383元（今天这套房子至少价值三百万），把学校给的三十万元用于首付，自己的存折上所剩余的不过十万元左右，用于装修、购买家具等等。那年我五十五岁，在大学里已经当了十五年教授。
那几天多雨、阴冷，伴随着我的则是寂寞、孤独，还有一本随身携带的《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和英文版的《圣经》。我住在同济新村的一栋1953年修建的破旧房子里，月租金568元。梁洽平到，倪梁康到，靳希平到，周兴、善春他们不停地约请吃饭，多赖王国伟、陈巧巧夫妇，绍敏、余红夫妇，还有刘幼章、钟姗姗、宋平，有了他们的帮助，我的心才渐渐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安顿了下来。最值得记载的是12月4日，在VOA上听到了上海申报世博会成功的消息，次日的上海报纸上全是江泽民、曾庆红、黄菊等人庆贺“申博”成功的报道，唯独在《新闻晨报》的头版看到了“胡锦涛在纪念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一个讲话，题为“树立宪法权威，促进政治文明”，里面说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自Www.lw5u.Com]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些话，竟然有恍若隔世之感。但我应该承认，在当时，却忽然有了一种“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最好的时代”之感。这种感觉，大约也与上海的灯红酒绿有关。
2003年的元旦是在海口过的，能来的亲戚都来了，家里很热闹；收到周实的小说《起死回生》（后改名《性比天高》），开始饶有兴致地阅读，想写一篇评论，涉及中国的神话想象；然后就是写我的《家》，法国要出法文版。
贵阳大雪。雪几乎要下到广州了。北京零下十四度，据说是多少多少年以来的最低。自那以后，在[来自WWw.lw5u.com]我的记忆中，所有记录都在不断地被刷新，无论是自然的灾害还是环境的破坏，每有报道，也总能听到“百年不遇”或“千年少有”这样的话。渐渐地，大家就习惯了，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
2003年元月18日是海南大学放寒假前的最后一天。为了陪我来上海，少华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当她拿到证件时，忽然就哭了，说：“这是我作为国家正式干部的最后一天了。”我说，既然这样，就不必去上班了。但她还是去了，而且把所有需要交代的事情都办得稳稳妥妥后才回来。
人就是这样，退休，或者不再是国家干部，就有了一种“被抛弃感”；组织，把我们组织在一起，呆在里面不舒服，离开了，又无所着落。
到上海后，她的户口、工资、医疗关系始终转不进来，为此不知跑了多少趟，找了多少人，但上海，这个精明的城市，怎么可能让一个退休人员平白无故地享受养老保险？无论有多少眼泪，都只能默默咽进肚子，然后就是愤怒地盯着那些冷酷的大楼跺脚。我们所有的政策、规定，是否会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尺作为依据？我不知道，反正无处讲理，而且不知该讲怎样的理。
广州开始流行“非典型肺炎”，海口一瓶醋卖到140元。崔卫平告诉我，夜晚走在北京空旷的大街上，汽车的夜灯会给人一种很恐怖的感觉。
2月10日，集装箱拉走了屋里所有的书，家中一下变得空空荡荡；13日是在海南大学居住的最后一天，马三立逝世，自己也忽然觉得这一切就如“逗你玩”一样变得滑稽可笑。
2月15日是元宵节，这是在上海过的第一个节日，每人吃了一碗宁波汤圆，似乎觉得这里离宁波近，汤圆也就应该更正宗一些才是。
在学校，与周兴商量申报两个硕士点，外国哲学和美学，然后就是课程安排。
3月10日，祸从天降，少华确诊肝硬化，然后就开始了在新华医院和长海医院不间断的治疗。
这到底是一段怎样的岁月？
医院里人山人海，少华要办各种手续住院治疗，我骑着单车在这几个地方来回奔波；学校的事业刚刚起步，我有一大堆的文稿要写，身边几乎没有认识的人，上海话也听不懂，就如一个“乡下人”一样处处遭受白眼，生活的艰难和心情的焦虑几乎要将人摧毁。
就在这种情况下，3月21日，一觉醒来，美国军队已经开始了对伊拉克的攻击。我们能知道的，自然都是不和于美军的消息，比如一架美军直升机在科威特被击落，十六名美军无一幸免；还有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农民月来福枪击落；而美军打死的多为伊拉克平民，萨达姆最精锐的“卫队”还隐藏着，准备打巷战，估计美军会死亡一百万人等等。
必须不停地给别人解释为什么来上海，就如当年需要解释为什么去海南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收到了萌萌的父亲在病榻上所写下的最后几句话：“我爱你们！谢谢你们！”附有一首小诗，题为“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在病中多少次梦想着
坐着火车去作长途旅行
一如少年时喜爱的那句诗：
“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也不管它往哪儿开。”
我想，这大约也就是我喜欢过一种动荡不安的生活的全部原因了。
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也说过，他最向往的就是随意蹦上一辆火车，然后随便在一个站下车，喜欢那种在一个不知名的站上遇到一个陌生人的那种感觉。盲人歌手周云蓬引用了这段话，说他心目中最美好的时光(time)就是这样的经历，而且，他也确实就这样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就包括西藏。
我庆幸自己在最后还有可能蹦上一辆火车的当口，蹦上了这辆开往上海的火车，尽管我一开始并不想来这里。十年过去了，我不得不说，我已经开始喜欢上这个城市了，而少华的病情，也似乎控制得非常之好，不少的人都说是奇迹。我想，对这样一段生活，大约就用得上“best”和“Worst”这两个英语单词来形容了。在我五十五岁以后，它也许就是我最好和最坏的一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