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年代诗歌精神，已经作为一份遗产在展开讨论，听起来是有点反讽意味的事。说明80年代诗歌精神在今天可能已然失去了。
在80年代诗歌运动风起云涌时，就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争论和评价，一派说“好得很”，一派说“糟得很”。有人认为这是西方“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在中国的重演，嘲讽得有点像抬举，有人冠之以后现代主义文化掮客等等。我在想，这种外来影响实际上是庞杂的、无序的，连我们这些接受的人都吃不准，这样评论和下定义的人更是盲人摸象；有人发自肺腑地欢呼雀跃，像保护眼睛一样全力维护第三代诗人，像我认识的九叶诗派中令人尊敬的几位先生（九叶诗派本身也曾被年轻一代诗人视做值得承继的一个隐秘的“小传统”）；但也有人只是盲目叫好，认为新事物一定就是好的，代表着未来。简单的逻辑：叫好也[来自wwW.lw5u.cOm]就赢得了未来。这一类的评论家其实是带有赌徒心理的。
80年代不是一个常态化的年代。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转身，一代人心理裂变紧密相随。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心理，注定了第三代人有些冲动、有些迷茫、有些盲从、有些激愤—那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冲破思想禁锢而来的骚动、兴奋、热情、创新、律动——另一方面，也有全社会对知识和才能的尊重和盲从，这也包括了对诗人们的宽容。回头看看，那肯定不是最好的时代，但那个时代社会还存有梦想，人性开始复苏，欲望开始复苏，可能是矫枉过正吧，对所谓的知识和才能盲目崇拜，有点迷信，也使诗人们可以稍稍由着性子“撒回野”。
“第三代诗人”这个概念只是取个公约数，分子分母是动态的、不确定的。据说80年代是诗歌的黄金年代，具体有多少人写诗和读诗我们不得而知。文艺开风气之先，也就是说这个行当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脑袋扎堆于此。其实，当年可供选择的职业可不像现在这样广泛、自由和专业，也是一种社会普遍的供求关系在发生作用，今天的青年才俊们择业更愿意优先考虑金融、财会、IT、法律等热门行业，道理可能也差不多，区别是一代人中所谓的“精英”价值观取向不同，一定程度上也是随着社会的价值风向标在动，过去喜欢用右脑思维的现在可能更喜欢用左脑了。当然，这是句玩笑。
总结一下。80年代的诗人更喜欢挑战秩序、挑战传统、挑战权威，沿袭了“文革”遗留下来的大破大立的“革命性”，有大无畏的冒险精神，甚至不惜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崇尚自主、创造和标新立异，急于确立独立姿态，哪怕是先拉旗号再立山头也行，正因为“一无所有”（也是崔健风靡一时的歌名），才能有一个能够吞吐和消化一切的胃口，反抗也因此无所顾忌，他们认为失去的只有束缚他们的枷锁。
但是在反抗的旗号下，掩饰了“方法论”上的重复和陈旧，即依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造反思维方式。诗歌中的理想主义其实又掺杂了意识形态中固有的二元判断思辨方式。褊狭的意识形态思维范式加上血性的青春冲动成就了第三代诗人。这种反抗，当然也是启蒙意义上的觉醒，其中又掺杂着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的冲撞和整合。同时，第三代诗人为确立自身的存在，与朦胧诗人之间也存在着“对话”甚至“颠覆”关系。这种斗争哲学也人为制造了屏障，使那些不参与运动的优秀诗人“不在场”，造成穿越屏障的困难，—部分诗人从文学史中“被”遗漏。当然，也有一部分诗人是自动疏离运动的浪潮和中心的。
那些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诗人，终将要摘下“时代面具”，回归到具体的诗人原型中，在外部的压力逐渐瓦解后，更多是要不断解决个人内心的冲突，展示个体的真实力量，而不是过早进入了时代“名人堂”，使创作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真正的诗人无论是穿越“血与火”的还是默默无闻隐匿于“市”的，都将面对读者和时间的双重考验，而有持续创造力的诗人们才能真正拥有未来。
第三代诗人除了与外部抗争外，还有内部的磨砺、消耗、批评和纷争，在彼此的砥砺甚至纷争中确立自我的过程，形成了差异性和不同风格。这是第三代诗人成长的内生力，所谓“和而不同”。要警惕的倒是彼此抬着混，自我批判力的消融和丧失肯定是第三代诗人最大的敌人。
第三代诗人之后，我认为诗的实验精神不是强化而是弱化了。
一些功成名就的诗人一方面可能不能接受80年代俨然是诗歌的“主场写作”，而在90年代以后，诗歌逐渐被边缘化的命运，他们依然靠着“一招鲜”的符号化写作维持着，巧妙规避着风险；另一方面在第三代人那里得到强化的生命体验意识淡化了，一些第三代诗人贪图一劳永逸地复制自己、扩张外延，直指人心的力量消解了。那种合着时代大潮和他们青春律动的好运气早巳一去不返。其实，并没有什么借口，在我看来，诗人以及诗歌真正的读者从80年代以来一直就在那里，虽未增加，也未必就大大减少了，一味沉醉于80年代的诗歌神话中于“诗”无补；与此同时，诗歌的尊严也从来不需要依靠来自诗歌以外“神力”或者某种世俗推动力的恩赐。诗歌不是球赛，诗人是不是打主场有什么要紧？生活“在场”，诗歌“在场”，诗人一直“在场”。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怀念诗人、翻译家陈敬容先生
1989年底的一天，我在《文汇报》读到一则讣告：九叶诗派著名女诗人、翻译家陈敬容去世。到晚上，我反复端详这不足百字的消息，觉得越来越冷，只好蜷缩到行军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裹紧，泪水却不由自主地涌出来，难言的恩情和我的惭愧之心交织在一起……
1979年，我开始学习写诗，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偏僻乡村的初中生，所能读到的只能是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艾青、田间等人的诗歌。大约在这年的下半年，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两首陈敬容的诗，顿觉耳目一新。我抄录了这两首诗并立即给陈敬容先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了我几首小诗请这家报纸代转。几个月后，我接到了她的回信，记得那是蓝墨水的字，写在一张便笺上，字很飘逸。她对我两首诗中的不妥之处作了订正、润色，还对诗的分行和节奏处理提出了建议。这之后我们就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我把一阶段旦认为“满意”的习作，都是先寄给她征求意见，同时我也把自己对人生、社会、艺术等的一些想法告诉她，无论我是多么张狂、迷茫、激愤、悲哀，她的信总是平和舒缓的。在先生的晚年，她尤其喜欢吟诵壮阔明朗的李白和沉郁顿挫的杜甫，也许许多诗篇正应和了她一生飘零的命运，她将杜诗中歌怀李白的名句“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压在自己伏案写作的书桌台板下，后来我向她索要，她又手书了一幅送我。1981年我读初中时，父亲买了一本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给我，也许是受到先生影响，我对书中扬李贬杜的倾向很气愤，课余花了不少时间做笔记，写成了一篇近万字的《试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章同时寄给了外省的一家理论刊物和先生，那家刊物居然将稿子退给我们学校的领导，同时[来自wwW.lw5u.coM]还附了编辑的一封信，大意是：该生对郭老的批评过火而且立论有失偏颇，希望加以正确引导。郭曾是身兼科学院院长的党内大儒和权威。正因此，这件事在学校引发一场小小风波。现在想来可能会让人啼笑皆非。我将受到的委屈去信先生，以为能得到她的理解和赞同，她的来信让我意外，“孩子：你的学养不足以支撑这样的长篇大论……你的翅膀长硬了不仅仅是为了抗击暴风雨的，而是要完成那人生漫长的千万里的迁徙，去追寻那宜居的环境，完成人生的目标。”后来根据她的建议，文章改成了干字小文，并以沙鹏这个化名，投寄并发表于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广州文艺》(1982年第7期)上。她对我的年少轻狂和妄自尊大在批评的同时总是持宽容和爱护态度的。记得我曾在信上跟她说，连臧克家这样一个二流诗人居然被一直尊奉为中国最正确和最好的诗人，那还要后来的诗人们干什么？她回信说，臧克家是不是一个好诗人和你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写出了什么。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臧一直以来就是批判九叶诗人等现代派诗人们的急先锋。道不同不相与谋，她几乎很少理会和为自己辩护，足见她的厚道、清高和旷达。
先生常常给我寄书送书给我，有时她的信里还会夹寄一片银杏叶、枫叶之类，或是她自制的书签，她告诉我旅游后的收获，给我推荐一些书目等等。这期间，她寄送过我《诗刊》《文艺报》《世界文学》等书刊，她个人的作品集《老去的是时间》《远帆集》《陈敬容选集》等，还有她的译稿、译作，如波德菜尔、里尔克的译诗合集《图像与花朵》，再版的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普里什文的《太阳的宝库》等。慢慢我才知道，上世纪30年代以来，先生翻译的《安徒生童话》、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以及她译介的西方象征派、现代派诗人的诗作等，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记得我还收到过她寄来的各种硬面笔记簿，首页送我几句勉励的话。在信中，她一再关照我要学好功课，不要因写诗而荒废了学业。她还专门给我父亲写信，探讨我的教育、写作等问题。这期间，我到镇上的照相店拍了一张免冠一寸照寄给她，作为交换，我也收到了她外出旅游时拍的一些照片。
1981年底，她给我介绍了在盐城师专执教的两个朋友赵毅衡、周海珍夫妇。次年夏天，我利用暑假的时间，专程去拜访了周海珍老师（赵毅衡先生已去美留学），她在师专教法语，也从事法语诗翻译。在海珍老师那儿我读到一批新译的外国诗。敬容先生得知《诗刊》社正在办诗歌函授班后，亲自跑去给我交钱报了名，并帮我亲自选了一位辅导老师。虽然如此，我寄给她的诗稿她还是抽空一一修改后返回，有她满意的，她亲自推荐给《丑小鸭》《星星》《青春》等刊物。
1984年，在高中放寒假期间，我产生了一定要去北京见一见敬容先生的念头。见到敬容先生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她住在宣武门西大街临街一幢居民楼的底层。她和女儿住在一起，她的房间好像是书房兼卧室，十个平方左右。我通报姓名后，她眼里闪过意外的喜悦。这是一位清癯、谦逊而又倔强的老人，眼神慈祥、明亮，在跟我谈话的间隙，则有些忧郁，显得若有所思。在她的写字桌上，堆满了书刊和信件，台板下压着一张“敏捷诗干首，飘零酒一杯”的条幅，在书案上放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仪器，她介绍说是负氧离子发生器，可以清洁空气，在她吸完一根烟之后，她打开了那个仪器示范给我看。我们谈到了诗和她的九叶诗友穆旦、袁可嘉、曹辛之、唐浞、唐祈、王辛笛、杜运燮和郑敏，她从抽屉里拿出她未发表的诗稿及相册，我看到我的照片也在其中，同时也“见”到了九叶诗派的其他几位诗人。我们的话题涉及到诗人的品位、诗与生活的统一、古典诗歌、翻译诗歌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诗的结构和节奏感等等，她给了我一些忠告和建议。她告诫我，新作完成，不要急于出手，有时你感到满意的作品，放一放再看，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样有个距离感，一来可以重新审视、检点一下自己的创作，二是可以比较一下在大的诗歌背景下或在同代人中是否也算是出色的。她自己的新作是至少放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修改满意后再拿出来。天已完全黑下来，她坚持留我吃了便饭，我记得是小米稀饭和自己腌制的胡萝卜，有黄红颜色花纹的切面，盛放在一只漂亮的碟子中。
路灯下的宣武门西大街和白天似乎完全两样了，走了一段，想回头再看看敬容先生窗口的灯光，已经无法辨别。不知道是因为刚刚离开温暖的房间，还是由于街上寒风的刺激，我的眼前一片模糊，觉得路灯光、两侧楼道的灯光和车灯光连成了一片闪烁的灯海。
1985年夏天，我被南京大学中文系免试录取，我把这个好消息立即告诉了敬容先生，不久就收到她寄来的手书条幅“自强不息——书赠小海考入南京大学”。她在信中告诉我，原来一直担忧我的学业问题，现在才放下心来。她以自己为例，说她所掌握的英、法、俄等外语，除了早年曾在几所大学偷着旁听过，基本靠的是自学。她嘱咐我不要松懈和自满，一定要珍惜学习的机会。我在大学读书这四年中，她的身体也时好时坏，有时我去信，很久没有回音，然后在回信中告诉我病了几个月，这样往来信件频率就大大减少了。我记得我们最后一次通信大约是1988年夏秋之间，她主动来信，仅有几行，字迹很大，比较潦草，问我最近写些什么，是否仍然坚持一天写一首诗，使我赧然。我去信并附寄了我的一些新写的诗，但从此就再也没能收到她的回信了。后来我得知，敬容先生已经病魔缠身，加上生活的一些打击，她已丧失了抒写的能力与意志。这样一个志趣高洁的人，这样一个清贫自守的人，这样一个乐观地与命运抗争的人，在1989年的冬天，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女诗人和翻译家，仅仅因为一场小小的感冒得不到及时治疗引发了肺炎，而被夺去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