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张石山
与世俗追求的决裂
《论语·里仁》第五章，可以看做是孔子对士君子的期待，也可以看成是夫子自道。是与世俗追求决裂的正大宣言。
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富贵，发财当官，人人盼望；不用正当方法得到，君子不接受。贫穷下贱，人人厌恶；不用正当方法抛掉，君子不摆脱。君子抛弃仁德，怎样成就他的名声呢？君子不会有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德，在仓促匆忙的时候，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一定和仁德同在。
总括而言，就是矢志于道、择仁而处，放弃世俗人生的物质享受、名利追逐、富贵期许。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两千年之下，读书至此，不能不令人掩卷深思、感慨系之。
矢志于道、择仁而处，不好吗？多数人，多数读书人，都会说，这当然好。莫非还有人会公然声称“拒绝道义、弃善从恶”吗？这样的人，即便有，也一定是少数。但是，假如我们把问题稍许深入一步：矢志于道、择仁而处，容易吗？回答起来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仁，仁道，从来不是登龙术，不是求田问舍的康庄大道。
择仁而处，实在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思辨推导、攀援认知，更是一种艰难的践行和强韧的坚守。
[来自wWw.Lw5u.coM]选择仁道，择仁而处，你就必须时刻准备抵御世俗人生的种种诱惑。孔子诚实地告诉人们，选择仁，志于道，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你必须甘于清贫，你必须时刻准备放弃种种世俗人生的期许。即便面对高官厚禄，取卿相如探囊，假如违背道义，也要弃而不取。
第五章之下，孔夫子又在多章文字中对这一命题给予了阐释。
本篇第九章：“子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子既然志于道，就应该像颜渊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居于陋巷，不改其乐。你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吗？没有吗？那么对不起，你不是道中人。未足与议，没什么好讲。
第十章：“子日：‘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胸怀天下。对于天下事，决不强调对自己合适与否；只要合于道义，就应该无条件趋之赴之。天下己任，是君子应有的博大胸怀。
第十一章：“子日：‘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胸怀的是德行，是法度；小人念念于土地，个人利惠。
小人的追求，世俗人生，人之所欲，或也并不是那么不可饶恕。孔子强调的，是以天下己任的君子应有的道德追求。
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方面，孔夫子首先身体力行，行为世范，给弟子们作出了表率。针对具体统治者，孔子倡导合则留、不合则去，从来没有贪恋富贵而降志辱身。
孔子尽管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样的话，但对于天下，孔子在事实上却是不隐不退，筚路蓝缕、颠踬奔波，从来没有放弃过担当、放弃过大任。
求道择仁，是那样不容易；而道义的呼唤、人格魅力的吸引，使孔子周围终于聚集起来三干门徒。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人类文明的所谓轴心期，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那样一个人、那样一批人、那样一些人。孔子和他的忠实门徒，以仁为己任，尊奉出世离尘的精神，却又始终践行着人世救世的事业。他们几乎舍弃了一切，坚守葆育了华夏上古文明的核心价值。
孔子追求仁德，矢志不移；求仁得仁，无怨无悔；天下己任，舍我其谁?孔子倡言与世俗追求决裂，这位老人家自己始终在身体力行。
道，仁道，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和信念。真正做到了生死以之，之死靡它。
孔子的人格风范，与追名逐利之徒、与权势暴政下的御用帮凶，是那样格格不入。孔子的存在，照出了那些人的小丑嘴脸。
怀着求仁得仁的欣然，夫子发出了矢志不渝的呼喊：
朝闻道，夕死可矣。
——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孔子的形象愈加清晰。当霓虹的色彩隐去，人们仰望星空，他在那里，光辉熠熠。
仁者如何能恶人？
《论语·里仁》第三章：
子日：“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一般的翻译都是这样的：只有仁人能够喜爱某人，厌恶某人。这样仅就字面的解释不能说错，但等于没有说。
杨伯峻先生在译文之后另外加了注释，引出史上曾有的一种解释：“贵仁者所好恶，得其中也。”中，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极有可能陷入众多概念名词之中，把自己绕到头晕。
简洁的古代经典，要言不烦的圣贤语录，多属微言大义。我们读到这样简洁而微言大义的句子，往往有透过字面而求深解的愿望。如果能够尽量用心体味，多少得其要旨，正是后学应该追求的标的。
我们不妨对上述语录作更为宽泛的理解：仁者应该能够正确对待人，能够正确处置惯常面对的不同人际关系，能够正确把握处身其中的态度。这样理解，或庶几近之。
夫子在本篇第二章，首先提出了“不仁者”的概念。“子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相对仁者，定有不仁者。不仁者，这样的人，不能长久安于困窘，甚至也不能正确地长久居处安乐。而仁者安于仁，奉行仁德而心安；真正聪明智慧者懂得利用仁，他的言行多半总是利于仁。
那么，仁者将如何面对他的对立面不仁者呢？
请看本篇第四章：“子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杨伯峻先生的译文如下：“假如立定志向实行仁德，总没有坏处。”这样翻译“无恶”二字，我感觉太字面化，恐怕远离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孔子的话，有没有一些更深的内涵？下面，我们不妨试着给予一点深解。
作为仁者，作为志于仁德的君子，他欲要广济天下、教化众生，在他眼里，没有恶人，只有众生。他有着这样广博的大众情怀。厌恶不仁者，乃是常人的常情常理。但仁者认为没有天生恶人，对芸芸众生，不生厌恶心，是为无恶。无恶，才是“能恶人”的根本答案。
在《论语·里仁》第六章，孔子对此有进一步的发挥详解。
子日：“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对上面原文的第一句，杨伯峻先生这样翻译：“我不曾见到过爱好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孔夫子四十已然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阅尽了天下各色人等，怎么能说他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呢？杨伯峻在这儿，句读恐怕已经错了。原文应该是：“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翻作白话则应该是这样的：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的人，是厌恶不仁者的。孔子在这儿阐述的，还是仁者“无恶”的意思。
仁者他为什么能够这样？他怎样做到这一点？紧接上文，孔子下面的话，正是扣题的解释。“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爱好仁德的人，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他的“恶不仁”嘛，仁者的做法依然是合乎仁的，能够不让不仁者及其不仁的影响加诸其身。
这章文字的最后，是孔子的一点感叹。“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有谁能够在某一天使用他的力量加诸仁德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总是有不仁者把他们的不仁施加于仁者身上，他们何尝没有竭尽全力？但这对于仁者总是徒劳的）。或者有过这样的情况（不仁之力，加乎仁者之身而得逞），只是我没有见过罢了。
有志于做一个仁者，真正喜好仁德，他最终能够达到“无以尚之”的境界。
这时，我们可以很好地回答本篇文字开头提出的问题了——
仁者如何能恶人？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正所谓“仁者无敌”；仁者并不恶人，是为恶人，是能恶人也。
礼让为国可行否
子日：“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
为国，如礼何？”
《论语·里仁》第十三章，说到了礼让为国的重大话题。
这儿，行文中出现了“何有”一词。何有，古来的解释都是“不难，有何困难”的意思。那么，设问是否能用礼让来立国治国，孔子说“何有”，就是认为这没有什么困难。杨伯峻的注释本，就是这样依循古例翻译的：能够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用礼让来治理国家，又怎样来对待礼仪呢？
但“何有”一词的解释，不好一概而论。即便在《论语》中，也有别解。比如《论语·述而》第二章：“子日：‘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做到上述三项，孔子会说对我“没有什么困难”吗？那不符合夫子谦逊的为人品格。这儿的“何有”，恰恰是相反的用法。孔子的原意该是：“我到底做到了哪一些呢？”
那么，说到礼让为国，我认为孔子在这儿所用的“何有”二字，其原意也应该是后者。礼让为国，谈何容易。非但不易，恰恰是非常难。事实上，纵观整部中国史，有几人有几例真正做到礼让为国了呢？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早巳礼崩乐坏。为政为国者，根本不能礼让为国，有的多是僭礼越礼；等而下之者，乃至弑父弑兄，取而代之；稍好一点的，也仅是拘守礼仪形式。诸侯国君，为政为国，或有形式上的差异，实质上统统不能够以礼让为国。
所以我认为，“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吗？哪里有人做到这个了呢？
“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因之，孔子随后继续发问：不能礼让为国，这算是拿礼来干什么呢？把礼让礼法礼仪置于何地了呢？
监于二代的周礼，郁郁乎文哉；那样的礼仪制度，孔子认定有着礼让为国的本质。孔子倡导礼让治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不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老夫子希望建立道德社会，终生矢志不移。他不仅一般地反对严刑峻法，而且是在立国之本的高度推崇仁道礼让，否定过分依赖刑罚的观念。
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迷信暴力，实行暴政，或能得逞于一时，却绝对不利于长治久安。秦国自商鞅变法，就被称做虎狼之国。一味崇法反儒，刑罚繁苛，苛政猛于虎。尽管到秦始皇以武力暴政一统天下，却忽忽然二世而亡。秦亡何其速，而且绝没有一个秦国人起来恢复秦国。暴政的不得人心，昭然若揭。到刘邦入关，法不过三条：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秦民大悦。后人而复后人，实在应该从中推导出一点觉悟来。
那么在孔子的时代，应该怎样推行礼让为国呢？请看本篇紧接着的第十四章：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只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道自己的本领好了。”立与位，古来通用。以上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注释是不错的，只是太拘泥字面了。
我认为，孔子这段话，不是泛泛而谈，应该有所指，所指所说的正是上面的礼让为国。“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传统的礼仪制度，相当完备，这个无须担忧；担心发愁的，是这一制度能否成为立国之本。
下面，“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于是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深解。孔子才不会斤斤于别人是否知道自己，去追求别人知晓自己、追求足以让人知道自己的本领。这儿，孔子讲的是：不必担心发愁，人们不知道我们倡导礼让为国；我们去宣传、去游说，让他们知道就是了。
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道在鲁国不行，孔子就毅然离去，不惜颠沛流离周游列国，甚至声言要乘桴浮于海。知不可而为之，正是夫子光辉处。
质言之，中国历史悠悠数干载，礼让为国只是一个理想。呼吁统治者为政以德，也只是呼吁而已。但有理想和没有理想，大有不同。客观看待，但凡历史上的盛世，总是与统治者施行相对的仁政有关。孔夫子的倡导，士君子的追求呼吁坚持，老百姓的希望，毕竟多少制约了王权的独裁统治。
历史上，在皇权绝对统治下，甚至在暴政横行的时候，有地方官在他管理的地面施行仁政，有骨鲠之臣在朝廷面折廷争。孔子的理想、立言，成为士君子尊奉的圭臬、理论武器。
历史上，位居九五之尊的历代君主，哪怕在表面上，也得尊奉孔子；口是心非吧，也得声言愿意施行仁政。
只有秦始皇，公然倒行逆施。而倒行逆施的下场，人所共见，岂不哀哉、可不惧哉？
历史发展到当今，人间换了新天。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士文化的传统，依然宝贵。天下己任的士子精神，与知识分子充任的“社会良心”并不冲突。孔子倡导礼让为国，希望建立的道德社会，[来自www.lW5u.Com]并不排斥民主制度。断然无视乃至全部抛弃我们的传统，实属不智。
把孔夫子当年面对的问题放置到今天，我们或者能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 ——建立民主制度，是众望所归。就看你干不干、办不办。能以礼让为国吗？这有什么难的？圄
作者：张石山，专业作家。短篇小说曾两度全国获奖，出版有小说集、诗歌集、散文随笔集、长篇纪实文学等。近年在内地与台湾出版长篇文化专著《洪荒的息》《拷问经典》《穿越——文坛行走三十年》《人间耳录经》等。井创作《吕粱英雄传》《兄弟如手足》等电视连续剧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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