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崔秀霞
[来自wWW.lw5u.com] 导师荐语：
如何阅读鲁迅，这对于“80后”来说可能构成一个问题。崔秀霞借陈丹青之作进入鲁迅日常的世界，发现其轻盈生动的一面，未尝不是一种路径。只是需要注意，陈丹青对于鲁迅的理解也不过是“想象之一种”，鲁迅的价值，可能还是在于其“不可爱”的一面。崔秀霞以写小说散文见长，观察力和感悟力均佳，文字摇曳，别有味道。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这本书拿在手中摩挲了好些时日，灰白封面，简洁的几个黑字标题，素朴清淡，也是颇有民国风致的。
阅读中总会带着神往去揣想陈丹青与鲁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真是迷人。“笑谈”里面先就带着潇洒，声明了自己的立场有别于那些书斋中的鲁迅研究者：我们与鲁迅先生都正襟危坐了太久，该松下架子来歇一歇，随随意意地喝杯茶了。“大先生”的称呼，又是多么亲昵，然而这亲昵里又都满含着端庄的敬重，这种敬重，发乎心与心相交，发乎心与文字的契合感应，而与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的生产与再造无关。
陈丹青对大先生的那种敬仰是有着浓郁的感情色彩、人情味的，他说“我经常想念他”，这个“想念”，真是端庄又亲密，让人在一旁看了，都会从心里生出向往来。这种想念，若不是与大先生神交甚久，如何能有？这是把神化的鲁迅先生从一个符号、一个概念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可触可感的人，穿透岁月烟尘与先生坦诚相见。民国时期文人与文人之间的相交，便该是这样的吧。是有[来自Www.Lw5u.com]至深的情谊在那里，文字也就被那情谊浸得温润。
日本学者竹内好曾分析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与近似乎儿童的、相信纯粹的文字的鲁迅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统一关系。七十多年来，鲁迅被塑成雕像，裹着青铜或泥质的壳，供于庙堂，不见真身。丹青先生是要把这硬壳子里被局限住的、遮蔽了的真身释放出来，还原到我们面前。舒缓文字里让你处处惊叹，哦，原来鲁迅也可以是这么一个好看又好玩的人。
一个好看，且对自己的好看又带一点小自负的自知的鲁迅；一个进了朋友家门会欢快地打着旋子的鲁迅；一个对一群“小家伙”木刻家们具体而微地关心着的大先生……作为符号的鲁迅，作为概念的鲁迅，在陈丹青的剥落还原下，就是这个与你对坐谈笑风生的大先生，坦诚如赤子。
若只说大先生好玩，也许又会落入另一种单面的偏颇里去。而陈丹青以一个画家的敏锐，描画出鲁迅性格里明暗的光影，说鲁迅是好玩然而绝望，绝望然而好玩，他力图还原出的是一个立体、多维的鲁迅。“鲁迅与死亡”一讲勾勒环绕鲁迅周围的死亡图景，道出他在某一个下午听闻又一位良友死亡时“格外无辜的一刻”，道出他与死神的抵死纠缠、对死亡所被赋予的诗意的破解，铺陈他内心另一重暗调底色。
美术里讲究光与影的处理，虚与实的对比，丹青先生在对鲁迅的素描里，兼顾的是他的明亮与暗影，他既有接近孩子气的好玩，又有黑暗的、有毒的绝望，光亮与阴影的交接处，浮凸出一个“无辜”的、本真的鲁迅。
我最喜欢的是他最后附录的一篇《鲁迅的墓园》，最见真性情，说为了鲁迅会得这样说话，“我”总在想念他；又说，每想起鲁迅，总会笑。未被种种强大的习见所规训时，坦诚如赤子的初见可不就是这样吗？保有了与鲁迅文字最初相遇时最质朴最原始最新鲜的观感。这是天性与天性的初见。
全书的七篇讲演，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切入，是丰富而多维的，一如钻石的多面变幻。陈丹青想象鲁迅的方法，见出诠释模式的多元化：写鲁迅与上海的相互选择，一个写作者与一座城市风流关系的描摹中，是对民国时期文化生态的还原；从鲁迅与民国文人的个人交往录去了解民国的“文化版图”，勾勒环绕鲁迅的文化语境；回到《狂人日记》最初发表时，看鲁迅所富有的“可怕”的才华，如何与九十多年前的历史遭遇……
尤其要说的是，陈丹青作为一个画家对视觉效果的注重，为我们在惯常所见的鲁迅之外还原出—位视觉化的鲁迅，于众多民国脸谱中浮凸出鲁迅的好相貌，说他那张脸是“非常不卖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以貌取人不过是相信相由心生，相信“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且总记得“有图为证”。书中多帧黑白老照片让你真的就由大先生那张七十多年来被无数次观看与引用的脸中看出了他骨子里的风流与俏皮。
又写鲁迅与美术的渊源，写鲁迅笔调与黑白质地木刻版画的互映。于文学的鲁迅之外，勾勒出—位闲静、入迷、自得其乐、沉溺于观看的贪欲与收藏癖里的“美术的鲁迅”，这是又一条走近鲁迅的独特的路径，处处见出鲁迅个人知识构成之开阔。原来大先生犹如木刻般的黑白质地的笔调，以及他“简约，精练，短小，在平面范围内追求纵深感”的禀赋并非所来无由。他搜集的数量庞杂、流派纷繁的版画可以作证。
鲁迅于主业的文字之外对于美术的热忱，丹青先生于绘画主业之外对于文字的痴迷，二人或许又可就艺术交融贯通的心得作一番神交了。所谓大家，总是不会拘于一隅，而是会有开阔与纵深的眼光，于别种艺术领域中汲取灵感与教养。
丹青先生是在谈大先生，却又不仅仅是在谈大先生。他时时通过鲁迅反观己身，照出我们这个民族七十多年来所罹患的种种病灶。如他所说：“如果诸位同意鲁迅被扭曲，那就有可能同意：被扭曲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而我们今日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作一番自我还原”。
时代与鲁迅的纠缠，其实是一面纵深的镜子。我们为什么要了解鲁迅，归根结底说，也就是为了了解我们自己。这是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谈论鲁迅也是正当其时的原因。鲁迅从未远离，他穿越七十余年时空隧道一路走来，再没有哪个写作者如他，身后被打上各个时期鲜明的时代烙印，符号化以至于失真。我们每个时期如何诠释鲁迅，再造出一个什么样的鲁迅形象，处处反观出我们自身思维方式的种种特点。
孙郁先生在《算是求疵》一文里讲到鲁迅研究史的实用主义与时尚化倾向，鲁迅一直作为每个时期流行的时尚话语中的映衬而存在着。上世纪50年代以来强大意识形态的再造与规训，2000年《收获》杂志上王朔等人质疑鲁迅的风波，直至最近关于鲁迅走出教科书的争论，关于鲁迅的纷争从未停歇，而鲁迅是该冷眼看这身后的—切的。
从对鲁迅不容置疑的绝对神化，到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绝对质疑，作为公共话语的议题，鲁迅“被背负”、被附加的东西太多、太沉重，我们反而失去了以一种端正又平和的态度来打量他的能力。
《笑谈大先生》是陈丹青作出的平和地去打量大先生的尝试，也是把鲁迅由公共话语的议题还原到私人语境中的努力。
作者：崔秀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编辑：张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