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王达敏
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一本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仅用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可为了理解它，竟然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在我几十年的阅读生涯中，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它让我见识了当代西方文学的一个实质性的变化：小说不是越写越长，而是越写越短。我再次领略了什么样的小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好小说、经典之作。
谁是真正的朗读者
我和《朗读者》极投缘，它是我的“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做到世俗人道主义时，仿佛是为了印证我的观点并拓展我的思路，适时与我相遇的，先是小说，后是电影。
在这之前，我挨个阅读观看了描写“二战”特别是描写纳粹集中营的小说和电影，自然多是那些风靡全球的名作。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部作品都使我感动、沉思甚至灵魂震撼。我对当代西方作家如何看待战争、描写战争，以及人道主义在其中的逻辑“演进图”，渐渐有了清晰的了解：从谴责战争、同情受害者、书写极端处境中的美好人性，到反思战争进而反恩人类自身。
战争是人类的战争，对战争的反思最终要落到对人类自身的反思。人类发动战争有种种借口，但总是把真实的意图深深地隐藏起来。反思的思维非常锋利，可以穿透时空，直达人类的痛处。反思是哲学的独门绝技．巅峰时刻。让反思钻探历史和人性的当代西方小说，越来越呈现出哲学化倾向，《朗读者》尤其突出，它形为小说，心为哲学，其哲学思考的水平可以与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和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等研究“二战”、纳粹集中营和纳粹主义的哲学著作相媲美。
哲学好埋藏，好追问。《朗读者》的叙述单纯简洁，但在明晰的叙述里却蕴涵着意义的丰富性，弥漫着理性的气质，而这—切均由环环相生又环环相扣的潜在追问串联起来。十五岁的少年米夏和三十六岁的电车售票员汉娜的性爱是纯粹的爱情，还是纳粹罪恶的延续？汉娜为什么要隐瞒不识字的事实，难道做文盲比当罪犯更加可耻吗？米夏为什么在已经发现汉娜不识字的事实时，没有及时向法庭指出？真正的罪恶者究竟是汉娜还是纳粹的官僚体系？同情汉娜、理解汉娜是否意味着为纳粹开脱罪行？提前获释的汉娜为何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于出狱的当天清晨自杀？
对于我，最先发出的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追问：谁是真正的朗读者？谁是被朗读者？可就是这个简单的问题，一经追问下去，便出神入化，不仅朗读者与被朗读者互为，而且主动者与被动者也由单数变成复数。
这是一个由朗读引发的故事，朗读者和被朗读者共同把握叙事方向。得了黄疸病的十五岁中学生米夏，在回家的路边呕吐，三十六岁的电车售票员汉娜伸出援手照护他，把他送回家。两次接触后，他们迅速地有了隐秘的性爱关系，开始了一生无法剪断的纠结。他和她幽会，应她要求为她朗读，然后一起洗澡、做爱、并卧。直到有一天，汉娜突然消失，从此杳无音信。八年后，当米夏再次见到汉娜时，却是在审判纳粹分子的法庭上。米夏作为法律系大学生，跟随教授参与法庭讨论班时，发现汉娜作为“二战”罪犯坐在被告席上。汉娜曾经做过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她被指控有罪而获刑。米夏却从庭审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汉娜不识字。这就是她为什么总让米夏和别人给她朗读，放弃西门子的提升，而去纳粹集中营当一名女看守的原因。庭审中，她因誓死隐瞒不识字的秘密，心甘情愿地承担了罪名而被判终生监禁。汉娜入狱的第八年，米夏不断地给她寄朗读磁带，但从不去探望，也没有给她写过信。直到汉娜提前释放时，他才去看了她，并为她安排好了出狱后的生活。但是，就在出狱的当天清晨，汉娜自缢了。
小说分明给出了答案，米夏是朗读者，汉娜是倾听者。我的感觉一直在提醒我，别大意，这里有玄机。它叫我用心留意米夏的眼睛和汉娜的内心，我一刻也不敢放松。朗读是一种交流形式，当思考最终在一天将我的目光从“读文”引入“读人”时，我顿悟般地豁然开朗，意蕴洞开。
不错，米夏是个相当出色的朗读者。他为汉娜朗读名著名作，同时，他又在朗读汉娜这个人，可以这么说，汉娜是被他朗读出来的。他实际上是双重意义的朗读者，既为汉娜朗读作品，又朗读汉娜这个人。而汉娜，既是倾听者，又是被朗读者。由于被朗读者汉娜与更大的背景相联系，米夏朗读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了。他从朗读汉娜开始，进而朗读出了战争、纳粹集中营、现代科层制与大屠杀、战争罪恶的遗传性。作为读者的我们，跟着朗读者而朗读，于是，我们都成了朗读者。
朗读者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米夏在朗读汉娜时，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朗读，而读者在朗读《朗读者》时，又何尝不是在朗读自己？我们不是汉娜，然而，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汉娜，如今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谁敢说自己身上没有“汉娜”的影子？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朗读，我们的角色悄悄地被置换了，由朗读者变成被朗读者。更确切地说，朗读者和被朗读者共存于朗读之中；是朗读控制着朗读者和被朗读者，或者说，是朗读者和被朗读者借助朗读而互相控制、互相朗读。还是那句话：最简单者最丰富。对于这部小说来说，我实在想象不出能有哪个名字比“朗读者”更有张力也更加完美。
朗读者朗读什么
朗读者朗读什么？亦可以换个表述作这样的追问：施林克在《朗读者》里要表达什么？巧了，中文版《朗读者》前有编辑袁楠对施林克的访谈，文中有施林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然而在这个人化和德国化的题材上，人们看到了包含在其中的某些相通共同的东西：人并不因为曾经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下一代于这罪恶的阴影之中——这一切当然都是具有普遍性的主题。
是爱将米夏卷入了汉娜的罪责之中；是爱，孩子对他们的父母、亲人、老师和神父的爱将战后一代卷入了他们上一代人的罪恶之中。
通过汉娜和米夏，我想表现的是，第三帝国是如何在那些一起参与了建设和维护它的人身上打上烙印，如何给世界和战后一代留下印记，它又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责感。（本哈德·施林克、袁楠：《专访：人不因为曾做罪恶的事而完全是魔鬼》，引自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钱定平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罪恶还在蔓延侵蚀，祸及正在成长的下一代，不亚于另一场战争。这表明，残酷的战争不仅是战场上毫无人性的杀戮，更像是一场瘟疫、一种慢性毒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阴影同样留在战后第二代人的心中，对他们的成长造成了深刻影响。小说在叙述者“我”即战后一代的中学生米夏与纳粹罪犯汉娜有了亲密关系之后，进而追问：我们所爱的人或亲人在集体无意识的处境中犯了罪是否值得原谅和同情？当米夏还是一个从书本里找知识的法律系大学生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教授组织的“集中营讨论班”上，作为德国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大学生，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把上—代都放到审判席上，“把他们暴露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他们当时甚至还把在战争中什么都没有做的双亲也判了罪，因为“他们没有在1945年后把那些作恶者从人群中告发出来，而犯了知情不报的罪”。
书本不敌现实，当米夏亲临法庭现场时，他的情感因难以承受强烈的刺激而麻木了，理智告诉他汉娜有罪，但情感却极力要他为汉娜开脱，这样单纯秀美的女人怎么会有罪呢？以致米夏对汉娜的罪行既理解又谴责，双管齐下，每当他极力去理解她的罪行时，仿佛原本应该谴责的罪行，却变得不那么应该谴责了；而每当他试图强迫自己去谴责她的罪行时，好像本来可以理解的罪行，又变得不那么可以理解了。他想理解和谴责兼得，但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可以兼容的空间。他仿佛被注入了麻醉剂，失去了判断能力。
情感麻木是一种无助的精神状态，它有一个作用，“让我成为自己生活的局外人，冷眼旁观”。米夏很快发现，整个法庭都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麻木气息，而最不应该麻木的法官和陪审团，其麻木不仁的程度最为严重。
拨开麻木的表象，深入其中，发现麻木者的麻木状态是精神受到深度伤害的结果，“我一旦深究这种铺天盖地的麻木不仁，也就同时深挖出一件实事，那就是它不但沉沉地压在犯罪者和受害者身上，即使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法官、陪审团、检察官或者书记员等等，他们天天要面对这些事实，也深受影响”。审判纳粹罪行的法庭竟然被处于衰变之中的纳粹暴力所施虐，可见战争罪恶病菌的杀伤力有多么强烈。
无论是纳粹罪犯、受害者、幸存者，还是法官、陪审团、检察官；广而推之，无论是政府官员、参战军人、教师、医生，还是我们的父辈；最后，自然还包括战后的第二代，他们都是带菌者。米夏常常反躬自问：我们这些第二代德国青年是否应该在惊愕、耻辱和负罪中继续沉默下去，理智会说：“不能！”但他又满怀侥幸心理，觉得麻木自己是做对了，“只有这样，我才能重新回到我的生活里去，也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这是战后德意志民族典型的精神状态，既害怕正视残酷的历史，又不愿直面沉重的现实。何处安顿精神，唯有麻木！这是比米夏突然发现汉娜不识字更让人震撼的现实！
谁之罪
一切都是战争惹的祸。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把整个国家绑在战争这台疯狂的杀人战车上，大肆屠杀无辜的犹太人。这种大屠杀是在一个实现更美好的社会的合法化外衣下进行的，国家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向它提供了系统工程所需要的—切，社[来自wwW.Lw5u.coM]会的顺从和麻木给它亮出了“道路畅通”的信号。效果自然十分显著，六百万犹太人，其中一百五十万是儿童，最终成为纳粹大屠杀的终端产品。
战争一旦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层面，除少数战争的发动者和好战分子外，多数人是在保卫国家的名义下被迫参战的，尤其是那些普通民众，更是身不由己地被战争恶流所裹挟。他们面临着两难选择，不顺从国家意志，就是对国家不忠，就会遭到惩罚，轻者受排斥，重者被判罪甚至丧命；而顺从国家意志参战，其命运则会随国家命运大起大落，胜者为功臣，败者成罪犯。《朗读者》中的汉娜，既是战争中间接的施虐者，又是战争之后直接的受害者。汉娜没有犯罪意识和罪恶感，在她看来，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她心安理得地挑选女囚犯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受死，认为这是奉命行事；面对数百犹太人困在教堂里被活活地烧死，她没有及时施救，理由是事情来得太突然，看守和囚犯都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去救人。作为押送囚犯的女看守，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汉娜维持秩序、防止囚犯逃跑的做法，是忠于职守的表现。让她想不到的是，她越是尽职尽责，执行任务的效率就越高，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其结果，她的罪行就越重。
但这一切究竟归罪于谁呢？汉娜该怎么办呢？汉娜不知怎么办，所以，面对审判长的询问，她反问：“要是您的话，您咋办？”这又让我想起纽伦堡审判，阿道夫·艾希曼在法庭上自我申辩，他说他的所有行为都是职务行为，都是为了完成上司交付的任务。汉娜也是。但这并不能构成他们可以避罪的理由。关于德国普通民众在纳粹掌权期间的间接犯罪的行为，要不要追究，怎么追究，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2004年9月，反映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长篇纪录片《（浩劫》（九小时）在北京大学放映，导演朗兹曼与观众对话，当他被问到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纳粹公务员和在庞大的权力系统中工作的纳粹军官，他们在对屠杀犹太人或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应该负多大责任时，朗兹曼毫不犹豫地说：应该负全责！因为“他们是办公室杀手”！
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像汉娜这样的普通女看守，为何失去判断能[来自Www.Lw5u.com]力？为何犯罪而不自知？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依据事实，并以通常的标准来看，实施大屠杀的大部分纳粹党卫军是正常人，只有百分之十的纳粹党卫军是“不正常的”。许多幸存者说，大多数集中营里通常只有一个或最多几个纳粹党卫军是惨无人道的。大部分人虽然算不上善良，但他们的行为却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对大屠杀负有责任的机构，在通常的社会学意义上也不能说是病态的或者失常的，那些参与了集体屠杀事务的人，“既不异常地具有虐待性也不异常地狂热”。例如，党卫军在招募特别行动队成员和其他接近屠杀现场的人时，也会格外小心地禁止或开除所有异常急切的、性情中的、意识形态立场过于狂热的人。即使是纳粹党卫军头目，也是“依赖于组织惯例而不是个人热情，依赖于纪律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沉迷”（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8页）。
这些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转变为纳粹集团罪行中的刽子手呢？鲍曼转述凯尔曼的研究，指出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这三种条件无论是单独出现还是合到一起都会起作用。其一，暴力被赋予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力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其二，行动被例行化（通过规章约束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其三，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转引自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第一个条件是组织纪律原则，更确切地说，要求服从上级的命令，被视为高于其他一切的奉献和承诺，是“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第二个条件是大屠杀在技术和管理上，娴熟地运用了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所提供的“道德催眠药”。其中最显著的两种情况是，在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中，自然而然地看不见因果关系，以及将行为的有碍观瞻或者道德上丑陋的结果“放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地方。（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正如现代大型生产流水线，每个人都参与了产品的生产，但绝大多数人不与终端产品见面。大屠杀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由于许多参与者不直接面对屠杀对象，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填写与屠杀有关的表格，下达有关文件，却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参与了大屠杀。即使知道，他们也不会对自己有真正的谴责，因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辩解：我没有杀人！更何况是目不识丁且思想单纯的汉娜，她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所以她不觉得自己有罪。正因为如此，大屠杀的真相在大多数参与者那里被掩盖了。第三个条件是使受害者的人性从视野中消失，其方法是剥夺犹太人在日耳曼民族和德国共同体中的公民权。“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得像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引自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封底勒口的“内容简介”）
汉娜是“被犯罪”，可谁来为汉娜的犯罪负责呢？答日：无人为她负责。她被战争出卖、被国家抛弃了，所有的罪责只能由自己来承担。对于被迫卷入战争的汉娜来说，要她承担战争罪责，实在有些不公平。施林克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描写汉娜倒霉不幸的悲剧命运，这里面有同情、有理解，有反思、有批判，但他显然不是仅仅止于同情水平的人道主义作家。他写汉娜这个人物，是因为汉娜身上隐藏着战争和人类的许多信息，朗读她，可以解开战争和人类的秘密。
“为了守护秘密，你会走多远？”印在小说封面的这句话，暗示着对汉娜人生态度的否定，而不羞于解开人类的秘密，我们才会走得更远！
作者：王达敏，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孙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