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鲍昌宝
“诗意”何在
当尝试谈论诗意话题时，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一个难以言说的元命题：什么是诗意？虽然它是我们日常口语中耳熟[来自www.lW5U.coM]能详的言辞，我们在各种日常生活中随时能够脱口而出的名词，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想一下它的确切含义，心中往往是一片模糊、惘然，关于“诗意”的解释至今仍然莫衷一是，不得要领。难以言说并不能代表“诗意”就不存在，只不过它的内涵和外延过于深邃、复杂，以致我们的言语为了简明性的原则，丧失了对它的有效性概括。
虽然诗意是一个无法把握的概念，至今很少有著作和论文专门探讨这一话题，但并不意味着这一论题不值得言说。在诗学理论中我们也许很难对诗意进行有效的定性分析，但对于一首诗来说，诗意又是我们在诗歌阅读中最先感受并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对诗意的解说需要我们借助诗歌文本阅读的经验来拓展和总结。阅读是个体性的行为，因此，每个人对诗意的理解和体悟总是带有鲜明的个体独特性和偶然性，它与阅读者的人生经验和学养相关。忽略个体的鲜活的阅读体验，诗意的言说可能是一个难以抵达的目标。
诗意之不可说源于诗之不可说。自古迄今，关于诗的定义举不胜举，每一种思想流派都从自己的立场试图垄断关于诗的解释的话语权，然而都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关于诗是什么的命题仍然众说纷纭，论争迭起。中国被认为是诗的国度，关于诗的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复杂。“诗言志”和“诗缘情”思想占据主流地位，二者都是强调诗与内心世界的关系，然而也都未能说出诗表现内心世界的独特性，对诗意的揭示接近于零。闻一多认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阶段。”①闻一多在探索诗的起源时明确了诗史不分的历史事实，诗意的表现仍然存在于原始的神话想象和历史事件的记述中，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中。对诗意的自觉理论上应是魏晋时期的陆机和钟嵘，陆机在《文赋》中把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诗意形象地解释出来：“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中国古典诗歌即是在自然山水与先人遗韵中获得诗思，达到天人相应的终极情趣。钟嵘在《诗品序>中概括了诗歌创作的“赋比兴”三义，提出了“文有尽而意无穷”的“滋味说”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意的隽永和含蓄进行了很好的概括，“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姜夔：《诗说》），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范式。陆机和钟嵘的诗歌思想在中国古代诗意的构建和拓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指出，诗人“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他对诗歌表现空间的独特性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在日常语言的尽头，在无可名状的事物和思想之上，诗歌展现着自己的诗意空间。
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意流淌在自然山水中，浸透着血缘伦理的亲情，怀抱“经国之大业”的理想，诉说着感时愤世的骚情。亲情故土、天涯羁旅、香草美人、春愁秋兴、闺怨士悲、金戈铁马、笑傲江湖、忧时悯民是中国古典诗情的永动机。坚贞、忠诚、素朴、温厚、真纯、优雅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情感品质和诗性伦理。在农业文明的广阔乡土上，在封建帝国的雄伟殿堂里，在庭院深深的乡镇雨巷中，中国古代诗人以梅兰竹菊的慧秀心灵用简约典雅的汉语建构起美轮美奂的诗歌大厦，涵蓄了中华民族的锦绣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灿烂辉煌的遗产。
然而，近代中国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传统的农业文明在工商业文化的剧烈冲击下一步步走向解体，新的社会形态改变了人生的基本模式，全新的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体系改变了世界图景和心灵结构，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伴随着社会与精神的变化，诗歌的体式与内涵也必然发生嬗变，滋养了古老中国灵魂的古典诗歌的诗意生成路径慢慢被中断，新的诗意在社会的阵痛中一点点地被催生。一百年来，中国新诗在适应社会现代化转型中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表现空间和诗意内涵。虽然，新的诗意尚不能用简约的语言加以凝定，但回顾百年新诗走过的轨迹，对中国新诗的诗意生成方式给以散点式的描述，或将是一项崎岖而快乐的事情，无论是轻灵还是沉重，都会引领着我们在“黑铁时代”感受一点诗意的光辉。
流动的诗意
中国新诗难以建立定型的诗意结构，究其原因，甚是复杂。20世纪是一个新旧交替、中西融合的时代，在这个过渡时代里，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各种文化都交相杂陈，当一切杂糅的文化没有被充分消化就席卷而来然后呼啸而去的时候，诗歌除了惊叹之外，来不及作深刻的沉思便踉踉跄跄地跟随时代的脚步前行，急剧变化的时代和文化使得诗歌的精神难以凝定，艺术形态难以定型。正如张爱玲所感叹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②中国新诗即是在这种仓促与破坏中挣扎前行，它以其广阔的表现域而具有充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同时，由于没有相对平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新诗在不断的探索中也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紧张与局促。探索性是新诗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意味着新诗始终处于对既存现状的不满状态，在这个永远指向未来的敞开的诗意流动的过程中，正在进行中的新诗展现了它“在路上”的基本状况和形态。
胡适把自己的白话诗歌称为“尝试”，穆旦把自己的诗歌行为看成是“探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当代诗人则标举“实验”、“先锋”旗号，“Pass”和“打倒”成为诗坛主要口号。中国新诗就是在这种对前人的不满中获得生命力，创新和破坏的张力构成其内生的原动力。中国新诗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诉求的反映，对现代性的追求贯串新诗发展全过程。进化论作为现代化的基本伦理对中国新诗产生深刻的影Ⅱ向，对“新”的迷恋是新诗的主要特征，它与中国古典诗歌稳定的文化系统和复古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波德莱尔将现代性概括为“过渡、短暂、偶然”③，一种在现时的存在中所具有的永恒意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的著名描绘是：“生产的不断革命，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确定和骚动不安，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区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征。一切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古老的令人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扫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现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揭露，然而在现代文化和美学的研究者眼中，它即是对现代性的最好概括。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稳定只能意味着熵，意味着缓慢的死亡，而我们的进步感和成长感是我们确信自己活着的唯一方式。”⑤齐美尔、本雅明用“碎片”来指称现代性社会本质，阿多诺则用“焰火”与“星丛”来形容现代文化现象和艺术特征。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新诗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其诗性内涵，其诗意的表现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展现其流动与多彩。
对“新”的追求使中国新诗一直以赶二时尚潮流为旨趣，以“新”自居是一种有力的武器，使诗人在诗坛上得以立足。“革命”是诗人对前辈诗人普遍的态度，而且发展成为一种思维习惯，具有浓厚的影响焦虑，害怕被指认为对前人的模仿和继承，因此不断在新奇上面翻出花样，充斥在诗坛上的各种主义，旗帜不断变换，标新立异。无论在诗歌理论主张还是在创作实践中，一种理论和一和风格来不及充分展开便被另一种理论和风格替代，转换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这不仅表现在历时性中，新诗历史之间的内在断裂异常鲜明，以致“时代性”变成对诗歌合理性的最好解释，寻觅新诗的传统更多是在“战斗性”、“革命性”和“探索性”这些普泛性的概念中寻找，新诗的艺术传承和风格流变的历史轨迹较难考究。即使在共时性的角度，诗坛的对立一直是普遍现象，始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水火不容阵势，近有“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尖锐谩骂的闹剧，无休止的纷争成为新诗史的独特现象。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新诗流派都花了大量的精力在相互攻讦与斗殴中，很少在中国新诗的诗意建构中平心静气地探讨研究，结果是新诗的诗意呈现始终处在片断性、即时性的随意之中，它随急剧的时代变迁而永远流动着。
“风旗”是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喻象，里尔克的《预感》可能是中国诗人在现代社会中最好的写照：
我像一面旗帜被包围在辽阔的空间。
我觉得风从四方吹来，我必须忍耐，
下面一切还没有动静：
门依然轻轻关闭，烟囱里还没有声音；
窗子都还没颤动，尘土还很重。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
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
上引这首诗除陈敬容翻译外，尚有卞之琳、北岛等翻译过，可以想见当中国诗人在阅读这首诗时内心里曾经拥有的共鸣：面对时代风云的激荡，诗人敞开心灵来拥抱现实，他们为最先看到的现代性风景而欣喜，也为即将到来的现代性风暴而惶恐，独自领悟时代巨变中生命的震惊；仿佛天空中飘扬的旌旗，他们被裹挟在时代的大潮中升降沉浮，一次又一次在融入与抗拒中涉入两难的境地，“舒展”，“跌回”，再“抛出”，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和命运。
中国诗人自觉投身于时代的风雨中，以自己的诗篇承担救国救民的宏大历史主题，正如艾青所说：“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与欢乐也必须糅合在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中。”因此，“诗人的‘我’，很少场合是指他自己的。大多数的场合，诗人应该借我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与愿望。’这种对时代』力史的目觉担当构成新诗诗意生成的主要经验形式，历史的变迁在新诗中留下了它的鲜活的印迹，生命的体验被嵌合在时代的背景中而具有永远的现时性。对于这个严肃的时代，诗人如何以自己的声音获得历史的内涵，构成中国新诗的最为核心的问题，焦灼着每一位中国新诗人。“这是一个严肃的时代，它要求一切属于这时代的严肃的声音。这时代也不能有过于天真的乐观与原始的单纯，而我们不能接受那些可怜的作伪。严肃应该是一种信心的坚定与真挚的坚持，它不能与色厉内荏并肩而立，它亦不能与市侩的功利主义、低级的趣味主义并肩而立。”⑦这是上世纪40年代诗人、诗评家唐浞在评论40年代重要诗人唐祈、莫洛、陈敬容、杭约赫等时所发表的感慨，基本反映了中国新诗在诗意选择上如何自觉接受时代的限定。
如果说现代性与时代性决定了中国新诗诗意生成的流动性的外部因素，那么，个人性的强调则构成新诗诗意流动性的更为关键的内在动因。个性解放是现代文化的基本伦理，个体的独立与个性的自由成为生命意识建构的基本要素。对个性的强调意味着对个体的独特性和不可比性的追求，个体性的特征被无限放大，群体性的类特征被降低，标新立异与追求新潮时尚成为现代生命的主要形态。中国新诗开始了以自我为核心的一系列的探求，越来越倾向于内心的欲望与潜在的意识的表达，梦境与幻想成为现代诗人喜欢表现的领域，对情绪与感觉的侧重使得新诗更多走向私人化的话语空间。自恋和自信是新诗人的普遍心态。对晦涩与朦胧的追求实际上是诗人个人情思的艺术化表达的一种策略。这种对个人化的私人话语的强调使得中国新诗的诗意生成因人而异，每个诗人都能依据个体的经验寻找自己的诗学方案，任何一种诗意生成的定型化很少被诗人所认同，统一性的诗意预想在中国新诗发展中一次次被否定，甚至被无情嘲笑。新诗诗意的生成因为个人化的强势介入而处于流动状态中，现代诗人不再限定在固有的诗意传统中重复衍生，围绕固定的诗意星空而吟唱，而是成为诗意生成的主人，每个诗人自己变成了诗意的星辰，散布在中国新诗诗意的天幕上，构成一幅“星丛”图景。
非总体性的星丛显示了中国诗人在追求诗意重建过程中探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仅每个诗人和诗歌思潮之间的诗意建构显示出特殊性和对立性，即使在同一诗人的创作过程中也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分裂与断裂现象，他们在不断地自我舍弃与自我批判中很难保持诗歌风格的统一性。何其芳在《夜歌（二）》中感叹的“我是如此快乐地爱好我自己，／而又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的思想，可能是中国新诗人的真实写照。20世纪中国诗人始终处在保持自我艺术个性和与时代相适应的艺术使命的矛盾焦虑中，二者合力构成中国新诗诗意生成的开放性和流动性。
阐释·深度·人性
20世纪中国新诗的诗意结构是20世纪中国文化在诗歌中的体现，它依赖于诗人与读者之间的精神共鸣，处在创作和阅读的双向互动中，它是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建造的精神共同体，诗意的阐释基于一种对人性的深度理解和把握。
现代阐释学理论告诉我们，阅读与阐释贯串于诗歌创作全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立于创作之外的阅读行为，而是创作完成的终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诗意预设必须和读者之间的诗意期待相吻合，诗意结构才会生成。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流转的诗意阐释使一种普遍性的诗意想象成为可能。
阐释是一种交流，是心灵的彼此敞开，是在平等的对话中完成的理解与默契；阐释是一种唤起，它使生命中的某种感觉苏醒，使之升腾为一种精神的愉悦与情绪的共振。在阐释中，隐含在文本之中的意识和潜意识被个体所接受，并在新的人生经验参与下充实扩展，最后又孕育了新的文本。在创作——阐释——再创作的循环往复中，一种关于诗意的知识结构产生了。诗意结构不仅仅是诗人的诗歌精神想象，它在阅读与阐释中被社会化、普遍化，并反哺着新生代诗人的创作，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诗意共同体。诗意是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交融后衍生的时代精神。
因此，诗歌文本的意义在阐释中生成，而任何阐释都是一种意义的阐释。蒽义的世界是诗人与阐释者建立的理解共同体，是个人话语向公共话语的转换生成。意义是精神主体按照理性结构和文化规范确立的话语指向，是建立在某种思想与理论基础上的言说空间，具有超越性与彼岸性。意义是一种生命的深度模式，它唤起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把捉一些精神性的内涵，在永恒与普遍中寻求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理由。
20世纪的新诗是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而产生的诗体形式，现代化思想及其文化法则是支配新诗运作的内在核心。对个体的尊重、对生命自由的向往、对现实欲望的叙事使得新诗开始关注社会人生的苦乐，世俗生活开始广泛进入诗歌世界，并成为新诗展开的主要动力。但诗歌更多关注的是精神性存在，对永恒与神圣的言说构成新诗展开的另外一极。世俗与超越、具体与普泛、流动与凝定纠结在每一首新诗作品中，呈现一种繁复与丰富的意义之场域。
人类的价值判断深深介入意义世界，具有浓厚的目的论色彩，它把自我的好恶爱恨有意无意地渗透在普泛的世界认知中，编织精密的意义之网，从而为自我的行为寻找合理合法的意图阐释。从事诗歌阐释自然离开不了一个时代的意义生成的逻辑规范，时代的核心价值观构成意义确立的基础，它奠定意义的基本模式和认知水平，并围绕自我建立一个体系化的意义世界。在中国新诗发展中，流派林立，每一种流派都试图建立一种自我肯定的意义系统，但都被另一种流派所诟病、质疑、修正，我们至今没有建立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和一元化的意义世界，因此，我们对新诗的诗意建构不可能一蹴而就，对诗意的阐释也不可能是终极的诗意凝定。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里，我们能做的是以自我的心灵和意义假设来获得诗意的领悟与言说。新诗的诗意建构处于正在进行中，新诗的诗意言说也只能在诗意阐释的路途中。
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形象地说明了诗意阐释与诗意建构的复杂性。1926年6月，徐志摩在一篇《诗刊放假》的文章中曾带有鄙夷地确定地认为，“他带了一顶草帽到街上去走，碰见了一只猫又碰见了一只狗”是非诗，他按照自己对诗歌的理解，认为只有韵律和形式并不能构成新诗的要素，其中缺乏诗歌重要的元素：诗感。到了21世纪初，学者刘纳先生重新解读的时候，却读出另外一番诗质来：“徐志摩嘲笑这两行有‘猫’有‘狗’的文字，是那样理直气壮，但到了近八十年后的今天，有几个以‘新’自语的诗评家愿意判定它不是诗？有几个将自己定位于‘现代’的诗评家肯于承认它不是诗？难道我们不能对徐志摩嘲笑的两行文字阐释一番、欣赏一番？例如，我们可以读出‘他带了一顶草帽到街上去走’的隐喻义，‘带’而非‘戴’，也就是防范天气会有变化，但既无日晒又无雨淋，原本该‘戴’的草帽只能‘带’着，成为累赘。人生中有多少‘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性措施是无意义的！我们还可以读出，这个人‘到街上去走’，他‘走’的地点大约是城市，至少是小镇，却没有‘碰见’人，只‘碰见’了‘猫’和‘狗’。街上怎么会没有人？还是他对人视而不见，只注意到了猫狗？我们再加揣摩思索，是否还可以琢磨出平淡的句子里似乎隐藏着什么情绪？这里虽然没有我们以往习惯在诗中感受的情感投入，却造成了潜在的效果。我们还可以分析出平静中的茫然，或者平常中的戏谑，甚至城市生活中现代人的孤独感什么的……于是，我们可以有理由说被徐志摩鄙夷嘲笑的这两行句子其实是好诗，我们甚至可以说句子中出现的看似不相干的事物‘草帽’、‘街’、‘猫’、‘狗’其实是有潜在的联系的，我们可以继续费心找出其间的联系并且作一番头头是道的论述。”⑧
刘纳先生的解读充满睿智，她启示我们在诗意阐释中一个经典分析的路径：（一）诗意的获得是一个有趣的过程，它依赖阐释者的语言感觉力，由于语言本身具有各种潜在的意义指向，无可穷尽，因此意义阐释的可能性无限敞开；意义不仅显示在言语的“是”的层面，更多可能体现在“非”的层面，而“非”的层面恰是语言的魔方，在旋转中展开无尽的意义景观。（二）随着文化的变迁以及人类伦理价值的转化，新的意义空间在不断拓展、丰富。按照徐志摩的理解，古典人性的真善美才是生命中具有深度的意义层次，因此，他能够直接判断上引两句话是非诗；但是，经过20世纪以来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的意义颠覆后，一种新的意义凸显出来，即由波德莱尔所开创的“恶之花”的诗意生成路径，现代生存的无意义感以及关于孤独、茫然与戏谑的成分不再被诗意所拒绝，而成为生命本真的一种诗意表达。（三）然而，无论阐释的诗意要素如何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而各不相同，一种基于人性的普遍关注、生命中的理性和感性的共通感仍然是诗意生成的主要切入点，这种对普适性的人性关注构成阐释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歌的阐释实际上是一种人文视野的生命言说。诗歌创作离开不了特定时代的个体经验，无数鲜活的人生体验和想象通过具体诗篇展示在人类历史的星空中，它是诗歌永葆活力的源泉。对于诗人来说，没有现实的生命感知，诗歌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表现力。但是，私人化的情感和感觉如果不能进入公众的视野，被有效地获得普适性的认知，则仅仅只有个体意义，难以在交流与对话中发生情理上的共鸣，发挥其艺术作为交际的功能。个体经验与公共话语之间的张力形成诗歌意义的二维之轴，相生相克，推动诗歌艺术不断丰富与发展，而连接诗歌意义二维之轴的即是人性，一种超验意义上的生命价值之总体，构成诗歌伦理的基本要素。
人性的抒写与仰望，仍然是新诗最值得尊敬的品质。无论是诗歌的书写或是诗歌的阐释，没有人性的支撑，我们将失去言说的空间，虽然人性的内涵在时间上不断延展，在空间上殊相丛生，形成庞大复杂的谱系，而且在不同的文化体系间，在不同的语境中，尤其经过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之后，人性与非人性的内涵经常互换、倒置。但是，人类一些共通的意义内涵并未散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观念，自由、平等的权利，爱与友谊的温情，终极家园的怀想，超越自我的渴望，纯洁与美丽的魅力，恒定与坚毅的意志力，幸福与快乐的喜悦，等等，所有这些高贵的品质意味着生存的尊严与神圣，生命的弥足珍贵。人性的深度决定了诗歌的深度，精神的高度决定了诗歌的高度。
顶天立地是大写的人的形象[来自WwW.lw5U.com]。行走在天地之间，大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让我们的肉体得以生存与安息，欲望的滋生与满足源于斯，生命的凝重与坚定源于斯，劳作中形成高贵的品质与高尚情操源于斯，它像母亲一样承受着生命中的欢乐与苦痛，滋养生息着俗世的一切繁华与成就；但我们不是匍匐在大地上，我们站立着，我们的头颅永远指向天空，日月星辰吸引着我们的心智，超越和梦想、自由和洒脱、飞翔与灵动是生命的另一极，二者合力形成人性的丰富与复杂。诗歌，正如海德格尔所强调的那样，是天地人神合一之所在，是充满劳绩，然而仍能诗意生存的心灵之根据。当所有玩世的繁华与闹剧消退之后，诗歌将重新回归到人性之本，并建构富有深度的精神内涵。
中国新诗的诗意建构，伴随着中国现代生命意识的形成，不断探索着现代人性内涵，从而获得广阔的表现空间和独特的文化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