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周明全
在中国文坛上，似乎还没哪个作家敢这样评判自己的作品：“假如20世纪有几本小说被未来的历史所看重、所流传的话，《骚土》将是其中一本。它对于‘文革’时期农村贫苦生活的描绘，无疑还原到了历史的本质，可以敲打在记录历史的荣辱柱上。”①
2011年，《骚土》又出了个最终版。在最后的“《骚土》档案”里，作者又王婆卖瓜似的自称自道，鼓吹该书，俨然是“过去世纪里最为精致的中国小说”②。何谓最终版？老村自己说：“不再修改，做完它了。”嚄，看样子，作者对自己这本小说特别看重，也超常自信。
这些话，都说得太重，说得太狠，几乎等于是厚颜无耻，自吹自擂。这个人，笔名为老村。作为一个文人，谦谦君子，似乎不应该这样说话。这样说话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作者自己应该知道。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嘹望云云总总的中国作家，如果按当下的文学名望来个排序，前三百人里也似乎很难找到他的名字。他居然说出这样有失风度的话，招人忌恨，甚而轻蔑，以至于故意忽略他，无视他的存在，也就顺理成章了。
老村不是作协会员，也不是正规名义上的作家。只是独自在自己家里写写画画，也没个正式单位，仅靠卖文维持生活。活得寒酸而清高。在五音杂陈的文坛上，偶尔会听见他冒出几句极不和谐的奇谈怪论。虽不那么响亮，不听见便罢了，听见却十分刺耳。可以说是个典型的文坛异类。尽管异类做事说话无须遵守常规，思想意识也和我们常人有所区别，但总还是会让人认为，这老村太张狂，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唯有少许接近老村、了解老村的几人，于一旁一面喜欢他、欣赏他，一面又为他时下的尴尬处境感叹唏嘘。
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不乏这样的先例。大画家黄宾虹，生前，他的画被人视为敝帚。宾虹老人临终感慨发言，预言他的画，五十年后才会被世人认知。老村会不会也像宾虹老人那样，也只能等假以时日，作品才会闻名遐迩，举世称道呢？
所以，要弄清这个问题，关键是要看看，他挂在嘴边，吹吹嘘嘘的《骚土》是怎样的一本书。是不是真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是一部旷世杰作呢？
老村，本名蔡通海，陕西渭北澄城人。上世纪90年代初期，老村以创作乡土小说而步入文坛，他的代表作《骚土》，印量达数十万册，如果加上铺天盖地的盗版，横竖不下百万册。但遗憾的是，虽然伴随1993年的“陕军东征”的雷声和鼓点，并于次年和《白鹿原）》《废都》并列，成为当年发行量较大的三部长篇小说之一，却由于当时出版时受书商的删节和涂抹，“以很不成形的样子出版”，成了一本“极其糟糕的书”。删节者自然有删节的理由，诸如政治、政策等种种借口。面目全非的《骚土》，已不再是作者自己乐意承认的版本。这样一来，老村不仅没有享受到出版的喜悦，相反背上“国内制造黄书的代表作家”的骂名，也被一些评论家不客气地称之为“地摊小说作家”。回到家乡，被乡人戏称“写黄书的人回来了”。朋友邀他到云南参加一个作家笔会，笔会上，一位军旅老作家当众斥责他，老村百口莫辩，最后几乎等于逃离了云南一般。一连串蒙受羞辱的情形持续了很长时期。老村自己也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现实的遭际，老村隐忍了，自觉远离人群。虽然人在京城里，自己却很闭塞。外面各种文学聚会热热闹闹，但这些似乎都与他无关。他退回到自己的书斋里。此后，尽管时不时亦有新作问世，但是不炒作不声张的老村，也就和时下的靠媒体忽悠、圈子评奖、老板襄助、组织点名的文学弄潮儿们，更重要的是为数广大的读者们，渐行渐远。了解他的，只是几个身边的朋友，和一些有特殊阅读癖好的读者。
果不其然，2004年春，全新版的《骚土》（包括之后的姊妹篇《嫽人》，共计五十八万字）由山西书海出版社出版发行，至此，历经十年之久的蹉跎和缠磨，一个面目比较完整的《骚土>才终于公之于世。
从1983年的中篇小说《饥饿王国的子孙》的写作开始，饥饿和虐待，专制和反抗，作为老村的一贯主题，至2011年最终版《骚土》的出版，老村用了二十八年，几乎等于一个写作者大半生的时间，成就了这本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极品。
2011年4月，有幸见到老村本人，看到他的“土”，他的憨厚朴拙，了解了他的秀内慧中，他的落寞无奈，又会约略感知，其中必另有隐情，一切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简单。
《骚土》：极为精致的中国小说
和宾虹老人一样，黄老认为，中国画就是中国画，中国画有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国画亦会走向艺术的极致，成为全人类的艺术。老村似乎也是，从他写作起始，就坚持这样的观念，中国小说就是中国小说，中国小说有它独特的面貌，独特的叙述技术和方法，同样是世界上伟大而高级的文学。
中国小说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许多中国作家写了一辈子小说，但他不知道中国小说是什么。连中国小说的边也没沾上。（老村语）
这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中国小说？
中国小说始自于《山海经》中的神话。而比较合乎现代“小说”面貌的，应从唐宋以来出现的用文言或白话写成的传奇、话本算起。在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传奇”体的短篇小说兴盛之后，到了盛唐，传奇小说由“鬼事”而转入“人事”，作者开始关注当下社会。宋元时期，为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产生了“话本小说”。话本小说继承了唐传奇的传统，立足于社会底层及芸芸众生，着重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宋元话本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一是话本使用浅近的民间语言，开创了白话文学先河，二是话本的体裁形式，直接导致白话长篇章回体小说的产生。白话小说则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小说主流，出现了白话小说创作的繁荣局面。从《金瓶梅》到《红楼梦》，中国小说终于完成了从市井到殿堂的过渡，成为全人类的骄傲。
整体而言，中国古典小说有一条完整的脉络可循。这脉络自上而下，渐渐完成了神隐退到人后的“人本进程”。但晚清，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向西方学习，并在文化领域着重反传统。“反传统最初的用意是超越传统，超越传统是为了寻找更高级更本真的传统。但由于反传统者的低能，却将其真正的目标，拽到了低俗社会学的泥潭。”在“洋为中用”的汹涌澎湃的声浪下，很多优秀文化传统和积淀，被当做“四旧”或落后的东西革除遗弃。尤其是小说的叙述方式和语言特点，本应更彻底和精细的民间和个人化，但由于特殊时代的原因，以及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左右，这条道路并没有被后来的中国小说叙述者———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叙述者，坚持下来。
但是老村，“通过十多年点灯熬油地刻苦写作和思考，阅读了所能找到的中国古典小说以及文人笔记，并最终发现其中一个秘密—一在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伟大的文学高山《红楼梦》面前，似乎给写小说的后人，还留有一条可以穿越的狭窄山道”。老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避开暗礁，从这狭窄的山间甬道，看到了自己的出路——将自己的艺术触角和讲述内容，彻底地赋予生养我们凡人的大地。“我生命的根在中国乡土。这决定了我只能站在自己的乡土上说话，即我的叙述模式，必须是东方式的。”⑤
所以，老村从《骚土》的写作起始，就立定于传统，借鉴明清市井小说，诸如《金瓶梅》《儒林外史》“三言”、“两拍”，特别是《红楼梦》的故事叙述传统，运用貌似松散式的叙述结构，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多点透视，每个人都是主角，都成为焦点，但是拉开距离纵观全篇，又浑厚茫然，一派天机，灿烂辉煌。《骚土》不但自觉地实践着中国小说这种优秀的艺术传统，而且还做得更加绵密，不露痕迹，甚至更为出入自由。
老村说：“和西方单线或复线式的叙述不同，中国小说是立体的，全景式的。”他总结出中国小说的重要特征，内部是一个浑然的太极结构，回旋式运动。
所以，《骚土》的精巧绵密，深奥博大，茫茫中国，几人知之，又遑论域外人乎？
深厚的传统根基，坚实的民间立场
老村的写作，有一个清晰的指向——
《金瓶梅》开市井之先河，但失之思想的粗疏；《红楼[来自wwW.lW5u.com]梦》演绎了一段锦衣鼎食的皇族史，却似乎又过于贵族化，不似人间烟火。老村对自己的写作有一个标准，那就是让自己的小说，“给备受劳苦的大众带去娱乐，带去对历史沉沉的正视”⑦。事实也是，中国几部古典名著，起先大都是从说书人的话本唱词里整理加工来的。这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写作不仅是作家自己的事。作家面对的，是时刻要从你的字里行间找到乐子、找到感悟的读者和听众。追溯老村的写作之路，便可清晰地找到老村“指向”的源头。
老村出生在犹若神谴天惩一般的渭北黄土瘠地。少时，无其他玩场的老村，便时常沉浸在“村子里的老秀才和能说会道的村民”的摆场子讲古经里。“这里包含着文学创作的原始成分，他们也是我写作最早的——也是最好的——老师。”每年冬闲时，操着山东腔的说书人，携家带口到镇上说书。老村乐此不疲地跟随着，竟日消磨。这些，对老衬后来的写作风格，却是最直接的刺激。“在晃动的灯光人影里，一说就是许多天，整部头，弄得大家伙儿心里沉重多日。比如说书人讲到关云长败走麦城，乡亲们会为之默默洒泪。中间夹带些插科打诨的小段子，逗得大家伙哈哈大笑。这种时候，让人由衷地感到一种崇高，一种真正的舒心畅肺，因为我所听到和看到的，是我这些苦难的父老们生动的表情——他们的喜、他们的怒、他[来自www.lW5u.CoM]们的哀与他们的乐。这在往日一张张麻木的脸面上，是多么难得一见。”⑨老村从这里，感受到“久远历史和底层民众的心灵颤音，这颤音里，有着朴素的大美”。
所以老村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说，“小说家的第一可贵之处，是应有一种职业的诚实。他呈现给读者的，首先应是故事，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读者从他那里得到的，是不懈的阅读快感和刺激。中国小说尤其有这一传统。”⑩老村写作《骚土》，就是循着这一传统。将自己看做一个旧时代游走江湖卖艺为生的艺人，为了谋生，忠实地为读者、为诸位“看官”们说唱。这是老村内心的“大美”，亦是《骚土》的叙述“大美”。
“天地无言而有大美”的“大美”，浑然的太极运动结构，是中国先贤对世界美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人类审美的终极理想目标。老村将对这种“大美”的追求，视做小说叙述和审美的灵魂。要理解老村所追求的这种审美，得首先明白庄子对“大美”的定义。在庄子看来，美在于自然的整体，而不在于任何有限的现象，那种难于言说、未可规范、犹如鬼斧神工一般，正是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审美规律。可以说，庄子强调的是“天人合一”、“以天合天”、“自然而然”的审美境界，而想达到这样的境界，在艺术创作上要注意“技”与“道”的关系，做到“以神遇不以目视”，“在技术之中见道”的非意识状态……正如“庖丁解牛”一样。他解牛，乃在“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不是技术自身需要的效用，而是由技术所成就的艺术性的效用，他由解牛所得到的享受，乃是“把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⑩，这是他的技术自身所得到的精神上的享受，是艺术性的享受。
在“技”上，老村十二三岁接触老子的《道德经》，十五六岁迷上古典文学，以至于写作《骚土》之前，阅读了他自己能找到的所有明清时期的文人笔记，之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习作演练。老村说自己，也曾长久地沉迷于外国文学里，啃了多年外国名著。这些阅读，都使老村眼界大开，为他突破原有旧式的写作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诸如西方文学里对社会人生的批判方式，以及开放的审美态度。特别在人物塑造上，他已不再像古典小说那样，大多是单向度、脸谱化的拟真描摹，而是从多个层面人手，让人物既忠于真实，又超越真实，把人物写“圆”，写典型，写出人物的意象美来。
特别是意象一境，老村对此感触尤深。
比如《骚土》中的邓连山，原本“虎虎势势的一条大汉，虽说是地主，，但为人却敦厚，极讲诚信，接济穷困也不图他人回报”，青年时，“那年月黄龙山里的刀客经常下来骚扰村民。抢粮米，奸妻女，无恶不作。那邓连山掂着一杆丈二铣枪，一马当先，像条大雄狗，守护着村子的安宁，留下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更传奇的是，曾经单枪匹马独闯山寨，夺回被刀客掠去的“一十八岁的黄花闺女”，“刀客二三十人，虽说是疯狂乱扑，但竟也近他不得分寸。边打边退，极其英武”。为了传宗接代，他跟儿媳乱伦生下一子，这些都符合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文化的浸染。出入意料的是，在莲花寺监狱里，“里头的人都说，邓连山有‘三勤’：一是汇报思想勤；二是请示工作勤；三是学习《毛选》勤”。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出狱之后，邓连山判若两人，背离了先前的善良、正义的人之本分，张口闭口都是“语录”。在当街背诵《毛选》，击败了风头一时的贺根斗。之后，老汉没有得到向往的荣耀，反而受到大队民兵的一顿暴打。“干难万险都躲过去了，心里犹嫌吕连长等人下手不狠。”打出血后，问他打得冤不冤，他倒说：“不冤不冤。毛主席说过：‘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们叫我来，这说明我对人民犯有罪行。你们越恨我，越打我，这越是对我的改造和帮助。不冤不冤。”郭大害带领村民偷集留粮之事，被他看在眼里。他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连夜赶到县城，向季工作组告黑状，最终致使郭大害被毙。邓连山坐牢前和出来后的陡然转变，给小说带来一种更加强烈的悲剧穿透力。在郭大害被公判枪决之后，他良心觉醒，最终自缢在村东高崖的柿树上。在清晨红色天幕的陪衬下，像是．幅剪纸画。这一意象，作为那个时代的悲剧典型，可以说当代中国小说中无人能及。通过对邓连山的塑造，老村完成了对古典的超越，对所处时代文学描写中典型形象的超越。当然，这也正是老村的雄心，甚至是野心所在，即在“技”上，做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但是区别一个作家优劣的，往往不是他的“技”，而是“道”。“道”高。技”方有可施展之处，不至于走火入魔；有“技”而无“道”，剩下的就只是匠气，徒有虚表而已。老村的“道”，来自于生养他的黄土地。
老村意识到，他生命的根源，在中国乡土。老村在他的自传体随笔《吾命如此》里这样说：“是土地教会了我怎样写作。教会了我怎样爱和怎样恨。教会我如何拥有并怎样超越。我的感觉，许多年来，在我们的文学意识上，土地的意识和生活的信念越来越淡薄。许多作家已忘记好的语言或者说优秀的文学出产在哪里。作家们大都靠一些空洞的现代理念支撑，而没有脚踏实地地从生活的大地上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学之源。而我的观点是，无论到什么时候，唯有苦难挣扎的生命和粘血带泪的生活，才是发生文学的第一源头。因为文学最终的目的，是教会人们怎样找到尊严，以及怎样去爱。传统不是老农身上的棉袄，而是维系社会人群的田埂与马路。没有传统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人类所有的社会判断都将失范……我们人的尊严，在文学里首先受到了严重的亵渎。”所以，尊重传统就是尊重人，尊重我们共同的历史。深深地注重传统，才会接通与土地的联系，与血肉生活的深层联系，以及隐藏在复杂多变的社会表面之下的，那种深沉博大的历史感。这历史感，便是老村的“道”，也是他认为的——小说叙述和审美的灵魂。土地的历史感，文学的历史感，《骚土》从它的开篇，就弥荡开了这个真魂。
贫瘠、遥远、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一直在他心底里召唤着他。他的声音来自备受屈辱的黄土高原。思念家乡，感受土地的嘱托，真实地揭示出黄土地的生存状态，用一种属于自己的声音表达，将个人经历的历史原貌和真情实景还原给历史，将自己屈辱的人生融入到对多难民族的文学记述里，这就是他的使命，亦是他的追求。
质朴而原始的力量，超然物外的、穿透历史的大美，是老村的文学之“根”，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老村一直在践行，在追求，故老村的“东方式叙述”，才显得那样精致而典雅，那样浑厚且秀美。
虔敬与批判，是《骚土》的精神指向
老村在早期的阅读中，就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中国的文学史里，在它封锁严密的文化背景中，几乎所有伟大的作品，不管是《金瓶梅》还是《红楼梦》，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作者的一个巨大阴谋。他们的写作，无不发端于作者对黑暗专制的巨大仇恨。他们将作品当做浸渍了毒汁的利剑，像是修炼了多年的刺客，藏在心舍里，一直小心翼翼地打造它、调养它，抛头露面时，都无一例外地要瞄准当时社会的最大罪恶魔头。
有人说，中国小说缺乏宗教似的温暖。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说这话的人，也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他不是没经历过，便是没深刻体味到，曾经的中国社会，黑暗是多么深重，世道人情有多么严酷。在那种处境下，反抗和描述反抗，几乎是所有有血性和良知的中国作家从事文学的第一主题，甚至是唯一主题。老村上世纪50年代生人，亲身感受了那个时代强加给底层民众的巨大压迫，无可回避地首先是以一个反抗者的面貌出现。近年来，有关鲁迅先生的争论，似乎也是在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持批评意见者说，鲁迅先生只知道批判，太冷漠了。持相反意见者认为，鲁迅先生的温暖，其实就深藏在他的批判里。谁是谁非，至今未明。其实也无须分那么明白。眼前的事实是，在近现代文学里，鲁迅先生，似乎也只有鲁迅先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反抗和批判者的身心，无人能出其右。
鲁迅用杂文进行了一场生动鲜活的对皇权专制的批判和反抗。
老村用小说延续了这种反抗，而且是处境更加严酷的反抗。
从老村的自传体随笔《生命的影子》里，亦不难看到在老村幼小的心灵里，这种社会批判的种子。孩童时的老村，看到村里一些原本很老实的农民被民兵揪着游街示众，一些聪明儒雅的人戴着镣铐被押上审判的高台……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拷问着老村童真的心。生活里的乱象，给了他很强烈的触动。中国民众的苦难，数千年以来，一直是皇权专制和官吏政治造成的，无一例外。年幼的老村对那个动乱社会的敌视程度，与他的实际年龄极不相称。在写作《骚土》时，首要的记忆，就来自他童年时的一次感受。那一次是枪毙人。被枪毙的是个因饥饿而打劫集体粮库的农民。老村对心目中这位敢于反抗的“英雄”，给以极大的同情。老村赞扬他，欣赏他，与他共洒一掬“英雄泪”。
这也是老村写作《骚土》的最初诱因。老村写《骚土》的直接冲动，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那场运动。在偏远的小城，正在小公园下棋的老村，看到大桥上游行的队伍情绪冲动地走过。老村感到了激昂，但激昂之后，却陷入了很深的悲哀中。他在反思无休无止的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这个反思，触动了老村内心最脆弱的那根神经，也让老村想起了过去苦难家乡的“运动情景”，想起了那些虽然无辜但又不可能不被镇压的一个个冤魂。“运动”让我们的民族伤痕累累。历史的进步，更多的被看成王权的更迭，而不是物质文明的积累与社会制度的进步。陕西是生养老村的黄土地，历史上每次大的农民起义几乎都发生于这个地界，可以说，没有陕西人参加的农民起义，不会有太大的声势，而黄土文明的实质是皇权文明。历史也一再证明，皇权文明在它的权力的动荡中，从来都是以牺牲干百万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黄土的历史，是一部人类的统治史，而不是一部文明的成长、成熟史。我们的祖先在皇帝更替的战乱中，一面艰难地喘息，一面慌不接点地繁衍着子孙。在皇权意识的诱导下，对暴力的崇尚，对侵害的漠视，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们的文化里。历史也一再明示，试图通过暴力改变、推动人类文明的方式，已被历史的车轮所证明不是最好的手段。暴力带不来文明，以暴抗暴同样不能。文明来自于劳动和积累，来自人类的智慧，来自于大的善与大的和。与其相反，与暴力结缘，无论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将给人类自身带来巨大灾难。老村看透黄土文明的实质后，心里一面默默感念记载人的勇气，一面对过去看起来曾经是吸引和鼓动我们蓬勃向上的激情，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惭愧感和羞于告人的荒谬感。老村自己也说：“我想，《骚土》揭示给人们的，就是这种从里到外的荒谬感。”
但是，建立在这种“荒谬感”之上的叙述，首先是对历代农民那种自觉的民主意识的虔敬，然后才是对中国大地那种根深蒂固的封建皇权思想的批判。
所以，《骚土》的温暖，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温暖：边流泪边反抗，边下跪边批判。
中国文学不是没有宗教精神，鲁迅先生亦不是没有温暖。老村知道，我们的文学所秉持的批判与反抗，应是一种更为通达人性、更为切实自知、更为周旋四顾，甚至是自持卑下的姿态和精神。这是“道”，是东方智慧，也是我们中国人所独持的“道”的内核。
也许有人视其为犬儒，非也！犬儒自顾，真儒兼顾，本质区别。
理解《骚土》，是要这样理解，首先从它的底层生活、细碎故事开始。
小说一开始，瘸腿的季工作组进村，面对他眼中的一群愚民群氓，他手持“语录”，煞有介事地指手画脚，句句不离“阶级斗争”，俨然是一具不食人间’烟火的政治机器。而那些整天围着这位“钦差”团团转的叶支书、吕民兵连长等等，个个奴颜婢膝，唯恐巴结不到、奉陪不够。老村用一个个《阿Q正传》式的情节，让读者在漫画式的人物形象中，看到他们可笑而又卑微的灵魂。
始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电视剧《水浒>的“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以至于到义和团的杀人越货，造反有理，一度成为我们民族所崇尚的金科玉律。《骚土》里老村亦写了造反，但他却将造反深埋于文本背后，描写手法几乎像一个个“小小的阴谋”一般，将造反者身上和思想里的诸般造反武器，一件件地给予解构分析，一条条地给予嘲弄取笑，最终定位于——只知一味造反的民族没有出路，也不可能有出路。所以，老村笔下的造反，和过去历代的不同，和当代林林总总描写那个年代造反的作家们亦有着霄壤之别。他不但抛弃了程式化的简单的英雄摹写，更是抛弃了不问青红皂白式的一味颂扬，唯侠士、奇人、伟人马首是瞻。老村一上手，便从灵魂深处看透了他们的狭隘和局限，一个个理直气壮地“革命”，私下里实则无一不是打着自己包藏祸心的小算盘。有评论家粗读《骚土》，便认为《骚土》手法老旧，实在是天大的误会。《骚土》所切中的，实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时弊。其手法和思想，何其新矣！
中国老百姓，被这些热衷于造反的“英雄”、“伟人”们害得何其苦也！这．点，上海学者、文学批评家吴洪森先生慧眼早识。他在《骚土》的序言里这样评价：“《骚土》描写的只是黄土地上一个小小的鄢崮村，却融会了时代和历史的深刻背景；它讲述的只是鄢崮村在‘文革’起初时的故事，表达的却是权力怎样损害着乡村这一恒久命题。”
《骚土》是一部了不起的伟大小说，老村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文人。
我想，也许有一天，那些羞辱过我的人会拿起《骚土》，沉浸在它优美的叙述里。真的，不管他是不是知识分子，只要他识字，是一个认真阅读者，只要他的那颗心，还能稍微感知到人世的况味和冷暖。
莫以“骚”字鄙老村，
此字原是屈子根。
同样洒泪三千日，
不为金身为土身。是的，历史会还老村以公道的。也许就在今天、明天或者后天。
2012年5月8日子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