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郭剑卿
1934年，流亡青岛的萧红与萧军被鲁迅的一封回信所感召，怀着对精神导师的憧憬跋涉到了上海，不但和鲁迅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更在精神上逐步靠近鲁迅，漂泊的灵魂得到鲁迅的安慰，他们的创作也得到鲁迅的鼓厉—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两种出版，不但使两萧得以在上海文坛立足，更使他们和鲁迅建立了特殊的情谊。至1936年7月萧红离开上海前往日本，不到两年的时间，萧红成了鲁迅家的常客，“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造访，穿了新衣服要跑去问周先生漂不漂亮。连日的阴雨天偶—放晴，萧红也要气喘吁吁跑到周家报告“天晴啦，太阳出来啦”（萧红：《回忆鲁迅先生》）。萧红以其北方人的坦荡无邪、小儿女的天真活泼赢得了鲁迅夫妇包括海婴的信任与喜爱，鲁迅欣赏萧红“健全的精神”、“力透纸背”的笔锋、“越轨的笔致”、“奴隶”的反抗精神，也从她的作品中看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无疑，鲁迅在上海度过的生命最后十年，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日寇的入侵、市侩商人的谣言攻击以及左翼文艺阵营的良莠并存，心境是压抑和寂寞的，萧红的出现似乎给他的生活带来异样的“冲破忧郁心境”的力量，在萧红这边，鲁迅可能是她生命中仅次于祖父的亲人与长者。1936年7月，萧红为了疗洽身体与情感上的创伤，只身前往日本，临行前鲁迅设家宴为她饯行。可是仅仅过去三个月，国内传来了鲁迅逝世的噩耗。从萧红这一时期的书信看，她对这个事实的接受经历了痛苦的过程，她不能把“死”和鲁迅联系到一起，不能平息自己的情绪去写纪念鲁迅的文章。直到去万国公墓祭奠鲁迅之后，才于1937年3月8日第一次写出一首《拜墓诗》，这—年又写了《（万年青》（后改为《鲁迅先生记（一）》）和《在东京》（后改为《鲁迅先生记(二)》）；1939年，她先后写出《鲁迅先生生活散记》《记忆中的鲁迅先生》《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的生活片断》，这些篇章于1940年7月以长篇纪实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出版。同时，萧红还创作了四幕哑剧《民族魂鲁迅》。这是她有关鲁迅的最后—部作品。把这些作品串起来，大致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的独特认知与评价。
哭着正义
《拜墓诗》呈现了萧红第一次面对鲁迅“死亡”——鲁迅墓地——的感受。开篇反复强调她是“跟着别人的脚迹”，走进墓地，“第一次来拜访你”。是不敢独自面对？抑或更想独自面对？“我”和“你”的人称设置分明已进入—个独立对话的空间。“第一次”“拜访”仿佛在唤醒1934年初次拜访鲁迅时的感情记忆，遥想当年，两个失去故土、举目无亲的青年鼓起勇气给素味平生的鲁迅写信，不但得到回复，而且很快赢得鲁迅的信任与帮助，对他们而言，鲁迅就是暗夜里的灯、寒风中的火。然而此刻“半阴的天气”却又令这次“拜访”陡增暗淡压抑！诗人在墓边竖一株小草，却并不承认是为“招吊你的亡灵”，只是执拗来道一声“久违”。刹那间造成一种重回鲁迅家中的错觉。可是当听到“附近的石匠钻刻着墓石，或是碑文的声音”，一种对“死亡”的确认再也无法回避，“拜访”的落空使“哭”声终于爆发：“我哭着你”，这哀哭却超越了一己私情一“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道出了萧红对鲁迅精神深挚的仰慕与独到的理解。“在纪念鲁迅的大量文字中，多的是‘国家’、‘民族’、‘大[来自Www.lw5u.com]众’之类的大词，像‘正义’这样一个伦理学的用语，大概只有出现在萧红这里。”（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诗的最后一节，当“我们走出墓门”，却再也听不到鲁迅送别的声音，“那送着我们的仍是铁钻击打着石头的声音”，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诗人为之不安的却是一个旷代的担忧：那石匠“将来他为着你将刻成怎样的碑文”？萧红曾称鲁迅为“旷代的全智者”（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她似乎已经预知这位先驱人物身后可能遭遇的误解与歪曲．寂寞与孤独。这种对鲁迅的深刻理解与“不祥”预感，出自一位年轻的女性作家，不能不令人叹服萧红的睿智与深刻。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坐标轴上，一般人通常不会把萧红与鲁迅相提并论，但是也有学者（如钱理群）发现了萧红跟鲁迅的精神气质非常相通。这种相通，表现在他们面对人类的愚昧所感受到的绝望与痛苦，却又“都在用绝望的悬崖上残存的那么一丝微弱的温热，尽心尽意地包裹着这个世界的寒荒”（摩罗：《孤独的巴金——如何理解作家》，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也表现在他们颇为相似的孤独寂寞的历史宿命。这一首短诗，无论从笔法还是思想感情方面，均超越了一般的悼亡之作，奠定了萧红对鲁迅的独特认识与理解。
别一种回忆
写于1937年的《在东京》和《万年青》，在她回忆鲁迅的文字中，可以说是一些“感情的碎片”（借用萧红散文《感情的碎片》题名）。《在东京》记述萧红在日本得知噩耗的前前后后。1936年，萧红离开上海只身前往日本后，为了不给工作紧张、身体劳累的鲁迅增加写信的负担，她和萧军约定轻易不给鲁迅写信打扰他，因此在日期间她并不知道鲁迅身体健康的变化。你会逼真感受到那个噩耗给身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举目无亲的萧红造成的震惊：周围的声音消失了，她只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一想到“鲁迅是死了吗”就心跳不已，精神恍惚；在学校听到日文教师和中国学生对鲁迅的歪曲，她产生了难以名状的“不调配的反应”。那种被同胞“放逐”的寒冷，对身处异国他乡的萧红而言，真有感同身受的痛苦。《万年青》则选取鲁迅家中所养的万年青展开描绘。第一次到鲁迅家，作者[来自Www.lw5u.Com]就惊奇于它的四季都不凋零；鲁迅离开后，作者再次看到它时，万年青已是“站在鲁迅先生照相的面前”，“听”许广平和作者谈着鲁迅先生，“但那感觉，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而当初装花的瓶子，则“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虽然瓶底已经丢失，却会伴着萋萋荒草一直“站”着。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在这里始终用“站”字描绘鲁迅遗像前的万年青和墓旁的花瓶，赋予冰凉无知的物质以温暖与灵犀。这是唯有萧红笔下才会跳荡闪现的“越轨的笔致”，万年青、花瓶、荒草三个意象，寄托着作者的别一种哀思。看得出，悲伤的感情笼罩着萧红，出现在这些篇章中的鲁迅还是零星片断的，一个鲜活丰满的鲁迅的诞生，还需要时间的过滤和感情的沉淀，所谓“长歌当哭，当在痛定思痛之后”（鲁迅：《记念刘和珍君》）。此一曲长歌，就是1940年由妇女生活社出版的长篇纪实散文《回忆鲁迅先生》（该书同时附录收入许寿裳的《鲁迅的生活》、景宋（许广平）的《鲁迅和青年们》）。它是萧红纪念鲁迅的集大成者，也是现代作家笔下独一无二的一份鲁迅回忆。
这篇文章引入关注的首先是作者独特的叙述角度。常见的鲁迅回忆文本所展开的角度，一种是出于对大师鲁迅的仰视，而采取由下至上的视角呈现他的高大非凡，这种仰视的角度极有可能造成有意无意的“拔高”；一种是回忆者将鲁迅“锁定”、“控制”在自己的视线感知范围，然而这种单一的角度又有可能造成对鲁迅丰富性的“遮蔽”。在《回忆鲁迅先生》里，萧红采取了一种游走的、流动的叙述角度，呈现给我们一个别开生面的鲁迅回忆文本，读者开篇便“听”到了他开心明朗的笑声，死去的鲁迅就在这笑声中复活了。复活了的鲁迅不再被锁定在萧红的单一视域，而是自由出入于自己的生活空间，于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行走的鲁迅寄信、复信，写作、待客、开玩笑、阅稿件，以最亲切、最平凡的一面与读者相见。与此同时，回忆者萧红也获得了“自由”，她像一只游走的蝴蝶，时而在现场与鲁迅夫妇谈天，听鲁迅评论自己的衣着，问鲁迅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问题，时而抽身而去，和海婴游戏，给许先生帮厨，她看到了海婴的天真活泼，也体味到他的孤单懵懂，她目睹许广平的忙碌操劳，也感受她的坚毅沉着。这只飞来飞去的蝴蝶甚至“飞”到楼上楼下、院里院外、书房厨房，在她的游走中，一个温爱的家庭，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一个吃清茶、嗑瓜子、吸廉价烟、穿帆布胶底鞋，有时安静如乡下老人的平民鲁迅，一个不喜欢喝牛奶、不喜欢“穿着紫裙子黄衣裳，戴花帽子的人”的固执的鲁迅，一个喜欢坐硬椅吃硬饭、敢于踢“鬼”的个性的鲁迅，一个困于疾病却又拼命工作的鲁迅，一个“工作完了”、“休息了”的鲁迅，带着他的眼神、体温甚至喘息，——呈现出来，永久地活在萧红的回忆中。
《回忆鲁迅先生》呈现的是别一种回忆，鲜活的记忆不是附着在有关鲁迅的种种“宏大”故事中，而是渗透在由具体而微的声音、气味、情境等构成的生活场域当中。“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在此又得到体现。诸如厨房的热闹与书房的寂静，街上的市声与鲁迅病中的呼喘，许广平为病中的鲁迅精心挑选饭菜时“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她在痛苦和悲哀中埋头用机器缝衣裳时所显露的宁静庄严的面容，海婴在某一天例行向爸爸大呼“明朝会”并笑“爸爸是个聋人”的情景，无不凝聚着浓浓的情感力量，冲击读者的心扉。随着鲁迅病情的加重，茶不吃、烟不吸，那些日常生活用品仿佛也有了感应：“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失去鲁迅的悲痛像隐约的愁雾，“听”不到悲怆的呼号，“看”不到喷涌的泪水，却随着他的“休息”悄然弥漫。朗朗的笑声不复响起，快乐的回忆戛然而止。
完整的句号
在《回忆鲁迅先生》的后记中，萧红写道：“右一章系记先师鲁迅先生日常生活的一面，其间关于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或未涉及。将来如有机会，当能有所续记。”或许正是有感于此，1940年7月，萧红创作了四幕哑剧《民族魂鲁迅》，这是萧红的第二部剧作，也是她有关鲁迅的最后—部作品。一如萧红的小说创作不符合“小说做法”，她的戏剧也不符合通常的所谓创作“规范”：没有贯串始终的剧情，不铺排激烈的戏剧冲突，乃至人物对话（哑剧之故）。萧红寄希望于观众的或许是对鲁迅精神的领会把握。第一幕选取鲁迅的少年时代，剧中安排少年鲁迅和他小说中的一系列人物相遇：家道中落的他耳闻目睹了何半仙、孔乙己、阿Q、单四嫂子、王胡、蓝皮阿五、祥林嫂等的生活，面对人间的悲喜剧，他“不言不动不笑”，却好似已经看穿了人情的奸诈浮薄。第二幕选取鲁迅日本留学时期，安排的人物只有鲁迅、日本人甲、朋友和“鬼”，主要情节来自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的抉择和回国后发生的踢“鬼”故事，突显他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坚定信念。第三幕选取鲁迅的北京时期，以鲁迅与朋友、绅士、强盗、贵妇、恶青年、好青年的交往，象征了鲁迅的战斗人生。第四幕发生在鲁迅的上海时期，鲁迅的境遇更其恶劣，多了商人和市侩的攻击，但他的战斗更其坚韧，直到生命的结束。四幕剧分别勾勒鲁迅改良国民性、痛打落水狗、关心中国命运的战斗人生，人物内在精神的冲突被写意化。每幕剧只包含简单的“剧情”说明和“表演”说明，糅合了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生活中的战友和敌人，用象征的手法体味鲁迅深广的忧愤，描画他洞穿一切的眼神，力挺他不屈的傲骨，定格他伟大的背影。哑剧的形式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强力效果。虽然没能充分展其“治学之经略，接世之方法”，但这部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有关鲁迅的剧作，无疑为萧红对鲁迅的书写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
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中，以诗歌、散文、戏剧等多种文学形式，多角度、多层面书写鲁迅，对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内核作出形象阐释的，萧红即使不是第一人，也是最传神、最深刻的一位。穿越历史的隧道，他们思想精神交会碰撞均火光，今天依然熠熠生辉，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