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是对其文学创造的充分肯定，亦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实力的充分肯定。谈莫言的文学贡献，其独特的历史书写无法回避。诺贝尔文学奖的到来，使莫言真正走向了世界。但离乡三十多年来，我们看到，莫言始终是身在异乡，心在故乡，如今走向世界，可谓依然如此！他一定忘不了二奶奶（小说《红高梁家族》中的人物）那声音嘹唳的呼唤：“孙子，回来吧！再不回来你就没救了。”因此可以说，故乡是拯救并佑护莫言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天使，这片土地虽然贫瘠，但却滋养着莫言从一株嫩苗长成如今的参天大树。
1970年代末，莫言初涉文学，总是抓着当时文学思潮的尾巴，跟着潮流跑。他曾迷茫、困惑，多次焚毁自己的创作。正当莫言的文学事业遭遇瓶颈时，他与福克纳大叔相遇了，他们在《喧哗与骚动》里进行非常愉快的对话，他们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相恋，莫言发现自己的神是在故乡——高密东北乡，他也决定写“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创造出一个自己的天地”。1985年，莫言第一次在小说中写下了“高密东北乡”，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一幕幕历史大戏就在这片土地里上演，既有晚清的历史，又有抗日的历史，既有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又有最近五六十年的历史。广阔的土地，火红的高梁，静静矗立的白马山，日夜流淌的墨水河，集体鸣叫的青蛙，等待啄食死人肉的乌鸦，垂涎死尸的恶狗，铺天盖地的苍蝇，密集纷飞的蚊虫，无腿的爬蛇，还有那些游荡在无边无际的通红高梁地里的英魂和冤魂……这一切在高密东北乡都具有了生命活力，它们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它们是高密东北乡历史的记录者和讲述者。莫言就是从这些自然而又神秘的声音里获得了历史印象，培养了历史观念。在它们的记忆和讲述里，既有英雄豪杰般的伟大壮举，也有强盗无赖般的肮脏与龌龊。“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就是莫言在审美世界里设计出来的善与恶、美与丑相伴随的高密东北乡的独特历史。
莫言凭借以独特历史观念所创造的艺术世界走出文学创作的低谷，在文坛上脱颖而出，由此引来一片关注的目光，掌声与嘘声相撞，称赞与挑剔争锋。无论立场如何，大部分人都急于在文坛上找座位安放莫言。于是，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这些贴着标签的大手同时向莫言伸来，它们一同撕扯着莫言，使其艺术世界遭受古代车裂一般的酷刑。这种有力的撕扯必然会带来扭曲和变形，从而导致对莫言文学世界所呈现出的历史产生误解。莫言营造的文学世界并不是一个简单化的世界，它丰富多彩，内涵深刻。在莫言这里，历史叙述不仅仅是讲故事，他对历史有着深刻的思考。虽然这种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局限，但表现了莫言对历史的独特理解。这种独特理解来自莫言对生活、对现实所产生的印象和感受。这些印象和感受与现实存在很大距离，但这恰恰是莫言所经历的现实生存环境留下的印象和感受，它们只属于莫言。所以，莫言叙述的历史是个性化与陌生化的，它既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叙述，也不同于民间化的稗官野史。用莫言的眼睛看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充满虚假，民间讲述的历史亦不可信，因为传奇化和神秘化的成分太多，经常被加工和拔高，但这种历史表现了普通老百姓真实的心理需求，那就是对英雄的崇拜和自我命运的关注。传统历史叙述，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稗官野史包括仅仅是讲故事的历史，都是将历史按压成一张张相片，使其成为一个个平面。打开莫言的作品，犹如走进了历史时空，他在其中努力雕刻历史的多面，在三维视界中试图接近历史真相，从而进行沉重而深刻的思考。[来自WwW.lW5u.com]莫言始终保持民间心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审视历史。他从民间资源中汲取营养，在“多声部”合奏中编织一个多面立体的历史旋律，而不是简单民间化的平面历史。在这种试图接近真相的立体化历史里，既有民间的审视，又有非民间的审视；既有过去的审视，又有现时的审视；既有人的审视，又有动植物的审视。在众声讲述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是非观念，最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历史以及人在其中的生存境遇。
在《红高梁家族》中，莫言就为我们导演了一幕抗日历史活剧和一场令人感叹的悲壮爱情。“我奶奶”和“我爷爷”是较早在高密东北乡出场的人物，他们共同演绎了令人感叹的史诗般的英雄事迹。面对日本人对家乡的践踏，他们英勇无畏，奋勇抗日。正当“我爷爷”、“我奶奶”表演他们的英雄事迹时，我们看到了冷麻子和江小脚的虚伪、自私和狡诈。冷麻子和江小脚都是正规军队的支队长，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势力，而我爷爷余占鳌是不受任何人领导的土匪。他伏击日本车队致其全军覆没时，冷麻子出现了，一阵虚伪的奉承之后，抢走了爷爷的战利品。在日本人洗劫村庄时，只有我爷爷和我父亲和村民在抵抗，江小脚放了一挂鞭炮后，就躲藏起来保存实力。当日本人退去后，江小脚出来准备和“我爷爷”分享战利品，而邻村的老百姓也跑过来抢夺物资。在这历史里，我们既看到了英雄壮举，又看到了人性的丑陋和扭曲。在没日本人侵袭、暂无战事的时候，冷麻子和江小脚发生摩擦，双方交火，彼此损失惨重。这些都生动地演绎了美丽与邪恶、英雄与无赖相随的高密东北乡的历史。余占鳌毕竟是土匪出身，在他身上同时存在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和杀人如麻的野蛮血腥。作为叙述人的“我”面对爷爷的行为，说：“祖宗之功不可泯，祖宗之过不可隐。”（《红高梁家族》第二章《高梁酒》）这表现出了余占鳌最是英雄好汉，同时也最王八蛋。民间流传“我爷爷”的故事都被传奇化了，表现出了民间的英雄崇拜。村里九十二岁的陶罐头老太太对我说，“余司令，阵前站，一举手炮声连环”，而在实际历史中，余司令自制的土炮在关键时刻并没有响。“我奶奶”也是圣洁与肮脏、美丽与丑陋并存的人物，她泼辣，勇猛，敢爱敢恨，不屈服于生活，她既是女中魁首，同时又吸大烟，“年轻时花花事儿多着咧”。“我奶奶”在生命奄奄一息的时刻，发出了一生的质疑和感叹，“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我自己做主。”在莫言这里，作家经常不再是创造人物的上帝，而是人物牵着作家的笔走，人物犹如导游一般带你，包括作家本身，走进复杂立体的历史场景。这里的历史形态完全是由人物自身的思维和行为生成的，而非作家事先的安排，因此就能看到善与恶、美与丑并存的历史，没有明确的是非，这是历史的常态。在《红高粱家族》中，罗汉大爷的存在为家族的历史增添了光彩，因为县志记载把罗汉大爷看成是英勇无畏的英雄。县志记载，刘罗汉被日军剥皮示众时，“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而“我父亲”看到的场景则是：“罗汉大爷狂呼不止，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之间一窜一窜地呲出来”，“罗汉大爷凄厉地大叫着，瘦骨嶙嶙的身体在拴马桩上激烈扭动”。在对比中，我们听到了“多声部”的历史合奏，看到了立体化历史的多面性。县志还记载，日本人为修筑胶平公路，“毁稼禾无数”。即使这样，那象征生命力无限旺盛的火红高梁也没有绝种，依然顽强地生长着，可是到了和平年代，“我反复讴歌赞美的、红得像血海一样的红高梁已被革命的洪水冲激得荡然无存，替代它们的是这种秸矮、茎粗、叶子密集、通体沾满白色粉霜、穗子像狗尾巴一样长的杂种高梁了”。
“红高梁”绝种了，但高密东北乡的土地还有滋养生命的能力。《丰乳肥臀》中的母亲上官鲁氏象征了厚德载物、滋养生命的大地。在这个母亲身上也同样并存着美丽与丑陋、圣洁与肮脏，伟大与龌龊。通奸、乱伦，野合以及杀害公婆等等，这些为道德所不容的事情，在她身上都发生了，但在立体展现的历史中，她的身上无疑又闪现了母性的伟大光辉。整个20世纪，各种势力齐聚这个家族，各种声音在这个家族喧哗，在这个家族里奏响了多声部的历史旋律。莫言则置身其外，怀着一种民间心态，审视着这段历史。不同的声音代表不同的利益，在《生死疲劳》中，西门闹包括其几次转世的动物、洪泰岳和黄瞳、蓝脸……不同的人共同讲述历史，在亦庄亦谐的表达中，展现了复杂而接近真相的历史，从而对历史进行深刻的思考。蓝脸虽然不是胆大包天的土匪，也没有英勇事迹，但他对土地的那份执著、那份坚守，无疑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概。在这一桩桩历史大戏的展演中，《檀香刑》填补了高密东北乡的晚清历史。这个舞台上。有着大量的第一人称独自，孙眉娘、赵甲、赵小甲、孙丙、县令钱丁，在他们的众声讲述中，编织了晚清高密东北乡的立体化历史。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酷刑实际上成为了老百姓的隆重戏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每一次行刑，都是老百姓的狂欢节，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盛宴。阅读《檀香刑》，时而感觉自己置身其中，时而感觉演员都换上了现代服装，这场景似乎曾发生在我身边。怀着一种民间心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去展现历史，使历史具有了真实感，也实现了某种超越。
在众声讲述的历史中，莫言始终把自己置于边缘位置，用老百姓的思维去审视历史，这样就使莫言超越了阶级和政治的局限，他努力把高密东北乡变成中国的缩影，呼应民族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共同问题和生存困境。他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关注历史进程中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状态，以及人性的异化和扭曲。莫言的理想倾向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追求生命力的激情绽放，崇拜强大的生命活力。他对“种的退化”表现出了无可奈何的喟叹，《红高梁家族》中的杂种高梁、《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檀香刊》中的赵小甲、《生死疲劳》中的蓝千岁等等，无不表现出作家对“种的退化”的无奈与悲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