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张艳梅
谈到贾平凹，真是百感交集。那就从论争和偏见说起吧。
我与山西大学王春林教授关于贾平凹小说，断断续续有过数次讨论。说是争论亦不为过。因相约重写小说史，自然涉及中国当代小说整体生态及基本评价。他曾从各种视角试图说服我：贾平凹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我笑言，定位他是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我比较接受。王教授曾写过一篇长文刊发于《小说评论》，言及《古炉》是当代中国一部伟大的小说，后来还为《古炉》写下长达十余万字的专论。我对他的执著深感敬意。这句话未有丝毫他意，完全出自真心。
详析我们二人之分歧，并非源自文学本体上的认知，而是对小说艺术表现各执己见。他亦曾问起我，那你眼中最重要的当代中国作家是谁？我毫不犹豫答之，张炜。以前为文，大略比较过贾平凹、莫言、阎连科，与史铁生、张炜和张承志，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以至于思想文化史，均值得认真研究的两大精神流脉。对乡土中国的认知与表现，对民族历史的评价与理解，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与反思，激进与保守相互渗透，又彼此抵牾的文化姿态，应为新时期以来三十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典型症候之一。
若说先前我对贾平凹小说略有微词，大抵源自《废都》。198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和散文，温暖质朴，富有美感，尽管文学史将其纳入改革文学、乡土文学和寻根文学几种旗帜之下，其实仅为研究者便，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写作，安静诚恳，几乎与各种浮躁的文学潮流擦肩而过。及至《废都》，其中的女性观及艺术态度之某些方面，让我心生疑虑，又常觉这一写作姿态加剧了世纪末欲望叙事的泛滥，至今依旧难以释怀。当然，我并不认同当年批《废都》简单归于道德责难，更不赞成以道德专制凌驾于文学之上。尤以政治道德对文学之绑架，岂止非正途，简直是罪恶。自《古炉》以来，常于课堂上向弟子致歉，算是坦诚个人偏见带来的误导。如今终于能够平心静气面对1990年代的贾平凹，大概首先是年龄渐长，理解生活不同于唯美主义的青春时代；再则是历史观与文化观亦在变化，慢慢意识到，1990年代贾平凹笔下的文化废墟与张炜心中的理想坚守，是一个中国的两面。彼此不能取代，亦不可或缺。
也曾与王春林教授谈及小说之使命，抑或小说究竟应不应担负使命。王教授反感我所提知识分子精神史一说，对于张炜等作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也心存质疑。他坚持小说应从小处起笔，要接地气，要生活化，要中国化，这一中国化思路里其实多少暗含文化保守主义因子。我亦心有戚戚焉。不过，忍不住还是多了嘴：要沉下去接地气，还要能超拔，有精神提升。二人讨论话题就此延伸至当代作家是否仍须承继思想文化启蒙使命。1990年代以来，日常叙事、欲望叙事，以至于身体叙事，渐成文坛主流，弱化了精神维度和理想主义高度，大部分中国作家的视野日益局限于家长里短、男欢女爱、街谈巷议，于我，则总还是希望能于日常审美、时代观照、历史反思中，再多些批判之冷峻及立人之宏念，于衣食欢爱生存表现之上，多些文化理想和终极关怀。这个话题似乎曲折以远，源自心中块垒多年，就算借题发挥吧。
关于《古炉》，王教授著文称之为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一论断引起过争议，初读此文我亦不免打个问号，也曾与之探讨“伟大”是何标准。当然，这不影响我认为《古炉》是贾平凹最重要的作品。彼时尚未有《带灯》面世。我曾用三个词概括《古炉》，即悲剧、悲悯、悲欢。民族悲剧，人世悲悯，日常悲欢，构成一曲恢弘沉郁的交响。并由此展开，免不了旁征博引之俗，写了很长一篇文章，也就此理解了王教授以十数万字阐释《古炉》之举，并非出自偏爱而过度阐释，大约实在是他有话要说。
在博客上贴文，曾言及《带灯》让我长夜不眠。此为实话。小说读完那晚，窗外夜色浓黑，默坐良久，了无睡意。若不是季节不对，几乎要忍不住推门而出，与带灯一样梦游，于校园湖畔寻觅那点点微光了。这部小说与贾平凹此前几部长篇的最大差别，是理想主义的花香弥漫与现实生活的残酷暴烈，表现得同样精彩，又因彼此映照，惨烈的更见惨烈，美好的更显珍稀。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不仅灵动飞扬，诗意润泽，韵味悠长，宛如童话，且充满一个理想主义者深陷现实牢笼的自省和拷问，小说在这一意义上，亦可看做带灯一个人的天路历程。颇有意味的是，我居然在带灯的信中读出《融入野地》的意蕴，感受到与《你在高原》相似的情怀。也许，《带灯》接近我多年来固执的文学期待，贾平凹的中国叙事与张炜的精神史诗之自然融合……
还是回到作品本身吧。
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推开那残酷的现实之门?
《带灯》在2012年6期和2013年1期《收获》连载。读上部之时，网上开始盛传世界末日，当然，也陆续看到好多传播末日讯息者被从不迷信的政府绳之以法。然后是去看冯小刚执导的《一九四二》。这里姑且不提历史真伪，老蒋好坏，鬼子凶残，百姓可怜，只说那种悲惨场面，真是令人不忍卒睹。观影之后，写过几句分行：看《一九四二》／觉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甚至比世界末日更糟／一个无能无道的政府／他的百姓／每一天都是末日／玛雅人说／世界永远都在／末日是人……说这些，因《带灯》中的樱镇大旱。又因好奇多年后，会否有人写《温故2012》，经历末日传说如获新生的人类，是以悲剧还是喜剧姿态来记录那场从未降临却永悬头顶的劫难？
《带灯》写一个市农校毕业的漂亮女孩萤，去乡镇工作，苦辣酸甜，转眼就是多年。萤改名带灯，身为樱镇综治办主任，主要负责接待上访，阻止上访，包括暴力截访。萤和带灯，皆有象征意义。唯《带灯》中的现实，是现实主义，没有隐喻和装饰，是鲁迅所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樱镇，穷，落后，大矿区挺远，先前去打工的都得了砂肺病。乡乡村村都守着有限的山、水、土地，活着。镇政府上传下达，镇长、书记、马副镇长、侯干事、翟干事和吴干事各色人等，在百姓心中，形象不仅可疑，而且可恨。带灯、竹子，也并不能完全例外。老婆婆曾问过竹子：这么好的姑娘咋是镇政府的呢？大致上认定政府里面没好人。缘何？维稳，截访，拷打，堕胎，罚款，旱灾，洪灾，接待，抓赌，收烟，建厂，挖沙，械斗，吃喝，每一事件，镇政府扮演的角色似乎都不光明正大。欺上瞒下，欺下媚上，布置接待市委黄书记一段寓讽于庄形神毕至。
孙立平在《打造公平正义取向的改革新共识》文中谈到，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进入21世纪后的这十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带灯》是个典型文本。综治办是镇政府压力最大的部门。怎样管住百姓不要乱说乱动，不出事，是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待上访人员，随意打骂，手段残忍，不管死活。尤其是审问王后生一段，惨无人道的折磨和羞辱，令王后生在情急之下，怒斥镇政府会议室简直是渣滓洞。乡村选举完全是走形式，书记说，选村长，就是要听招呼，和政府一条心。抓计生主要为罚款，马副镇长带人把孕妇双亲堵在屋里，威逼恫吓，敲骨吸髓，直言不讳，罚了钱给车加油，至少一人要吃碗面。洪灾过后，谎报灾情，隐瞒死亡人数，报喜不报忧，置百姓于水火。举全镇搞接待，虚报接待款，为谋升迁常年给县上送土特产，百姓为蝇头小利你死我活，官员们吃喝玩乐歌舞升平。
乡镇经济的核心是办厂。乡村经济发展迟缓，政绩大于天，不准提污染。村民争办沙场，街道改造，黑恶势力横行乡里，镇政府为虎作伥，大厂管事收礼受贿。最终导致元黑眼兄弟五人和拉布、换布兄弟群体械斗，死伤入狱。村民老守田园，靠天吃饭，逆来顺受，无力自救。《带灯》-半是现实一半是浪漫，一半是暴力一半是诗意，一半是忧愤一半是深爱。从早期商州系列，到后来的《秦腔》《古炉》，贾平凹始终念念不忘他的故乡。及至《带灯》，这一故乡终于演变成整个中国。封闭而绝望的大地上，疲惫挣扎的人们，都是他的乡邻，生者不安，死者不甘。就像那些大水后的失踪者，他们因为官员政绩而永不瞑目。站在生活现场，经济高速发展形成的大量精神垃圾，最终覆盖虚假繁荣，审视这巨大的伤痛，苦难看不到尽头。生活的残酷和荒谬，世界的扭曲和冷漠，民众的麻木与茫然，让带灯身心受伤。不是作家依旧徘徊在乡土中国启蒙之底线，而是在文化意义上，中国乡村从未真正向前一步。
孟繁华多次谈到乡村文明溃散。生存环境恶化来自很多方面，土地污染，城市挤压，人口外流，伦理失序，缺少内在的向上动能，生活无限广阔而又画地为牢。带灯从无去意，她守着元天亮的祖坟，守着山山水水，守着一份固执期许，这是她爱恨交织的家国。普通百姓受官员欺压，受老天爷折磨，受黑恶势力盘剥，一个弱女子能改变这一切吗？梦游，黑夜里的清醒，与疯子一起驱鬼，是个仪式，构成小说结尾重要一笔，反衬出白天那个社会的疯狂。而马副镇长吃婴儿治病，比鲁迅之《狂人日记》和《药》更为恐怖和残忍，若孩子预示未来，是否就意味着，现存体制的负面正在吞噬这个民族的明天？这反复出现的人吃人一幕，是否彰显了这个社会弱肉强食的本质？村民围观家族械斗的暴力、鲜血和死亡，没有焦虑和不安，比鲁迅时代之冷漠更胜一筹。肉体疼痛能否唤起民族灵魂悸动？
生命里有多少花开才能走进这诗意葱茏的梦境？
小说中另一部分是浪漫主义，是象征主义。带灯喜欢山坡，一草一木、溪水流云，白狗、蜘蛛、花朵、野菜，都是梦，都是理想，都是她所爱的人，都是她的魂魄。她在现实之外，餐风饮露，天地为琴，相思为弦，为元天亮讲述故乡，讲述生活，讲述心灵的歌唱。我们很自然地把樱镇看成是中国乡村缩影，社会现实部分，没有乡土文化的情调和怀想，没有家园感和家园意识，没有乡愁，活着，定格在最原始层面。唯有带灯的书信，是对照，是原生态的山水田园中国。元天亮，没有正面出场的这个人物，是小说的一条隐线。带灯对他的爱，是一种信仰，是灵魂层面的单向感知，理性层面的信念支撑。爱，给了她光，她因为爱，而发光。
《带灯》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中国乡村到底向何处去？贾平凹在后记里写自己每年去村子里走走看看，写自己对乡镇干部的理解和失望。乡村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生态不断恶化，陶醉于浪漫的理想主义是人生愿景，脚踏实地理性思考才是作家初衷。出路在哪里？拉布家院中原本花香弥漫，一场械斗，鲜血浸透花瓣。理想主义在这片充满血腥的土地上，不断凋零。带灯和竹子最后被降职，处罚，离开综治办，是强大的现存秩序清除了不肯同流合污的异己者，从另一角度看，作者试图保全理想主义的底线。梦游，是一种象征，寻找新世界，在子夜里，身轻如燕的她并不是一个时间旅行者，那一切对她没有多少意义。爱，给了她生命的异度空间，她在时光之外，获得信仰和永恒。萤火虫阵，是另一个象征。只要所有弱者都能发光，就能照亮黑暗。小说中的乡村没有向前进化，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而镇政府这个大戏院的主人公们，依旧轮番粉墨登场，唱念做打。贾平凹笔墨自如，长制短章抑扬顿挫，现实部分似命运交响，浪漫部分如高山流水，若果沿着现实生活这条“金光大道”不断续写，不难写成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一样的鸿篇巨制，只不过宜更名为“人间悲剧”。
莫言在瑞典时说起，大家应多关心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教人打架的政治。这话是泰戈尔爱与美哲学的演绎，于今日中国，若大家都逃避教人打架的政治现实，恐怕那教人恋爱的文学理想，终究会无处安身。就此，《带灯[来自WwW.lw5u.cOm]》，不仅带给蒙尘的心灵以信仰微光，亦带来划破时代暗夜的一道闪电。
2012年12月20日于山理工博大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