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卫洪平
《山西文学大系》第五卷，选录的是“清代与民国初期”山西文学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我从这卷书中了解到前此未尝与闻的八九位作者；另有几位作者，以前仅知其名，这回也读到了他们的诗文。编者的首创之功和搜集之劳，是应该尊重和感谢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卷书无论选文还是选人，都有一些可议之处，谓之“两失”亦无不可。
请略陈敝见。
先说选文之失
试举两例：孙嘉淦和吴雯。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号静轩，兴县人。本卷仅收他五十四岁写的《三习一弊疏》，是不够的。乾隆元年(1736)孙嘉淦的这篇奏折，在其官宦生涯中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为他赢得一世美名。吾晋大儒郭象升曾说：“清代经世之文，孙嘉淦《三习一弊疏》第一。”选这一篇当然无可挑剔。但这篇奏折以劝世之言取胜，不足以代表孙的文采。最能体现孙嘉淦文学之美的，当推他四十岁写的那篇一万六干字的《南游记》。
康熙五十八年(1719)夏天，孙嘉淦母亲病重，他从翰林院告假归省。到秋天母亲就去世了。时隔不久，“荆妻溘逝，稚子夭残”。连遭打击，孙嘉淦悲痛孤绝的心境可想而知。1720年秋天，他骑着一头小毛驴，从老家吕梁山深处的兴县出发，像《诗经》说的“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去了。
他在山西、河北—带浮沉累月，直到暮冬。飞雪千里，阴风怒号，“不自知其悲从中来也。因而决计南行，返都中洽装”。
次年，即1721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他和一位名叫李景莲的朋友结伴出京，踏上南游的征程。
孙嘉淦这次南游，“四海滨其三，九州历其七，五岳睹其四，四渎见其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南游记》首尾相衔，一气呵成，纳万千气象、上下古今于一篇之中。嘉庆年间，此文即被誉为“千古之奇文至文”，论者谓有“迁固之谨严，徐庾之新艳”。以下略抄几段，以见其文字之妙：
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然俗浮靡，人夸诈，百工士庶，殚智竭力，以为奇技淫巧，所谓作无益以害有益者欤。
由蓝溪至浙东，嘉杭之间，其俗善蚕，地皆种桑。家有塘以养鱼，村有港以通舟，麦禾蔚然茂于桑下。静女提笼，儿童晒网，风致清幽，与三吴之繁华又别矣。
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吴而花开，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粤而食稻。粤西返掉，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叶尽脱，归山右而雨雪载途。转盼之间，四序环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暂也。心不自得，而求适于外，故风景胜而生乐；性不自定而寄于形，故时物过而生悲，乐宁有几而悲无穷期焉……生风云于胸臆，呈海岳于窗几，不必耳接之而后闻，目触之而后见也。然则自兹以往，吾可以不游矣。然而吾乃无时不游也矣！其写登泰山一段，简约雅洁不让姚鼐，而情趣过之。文字较长，兹不征引。
这样一篇“奇制”不该入选吗？
吴雯(1644-1704)，字天章，蒲州（今永济市）人。本卷收他三首诗，皆从方志中得来。
本卷编者似乎对方志比较青睐。书中有名有姓的作者五十八位，所选诗文得自方志者就有二十六位。吴雯之外，还有于成龙、范鄗鼎、陈廷敬、孙嘉淦、杨笃、杨深秀、常赞春、王用宾、景梅九、景耀月等。
一般来说，只有阅读著者的大部或全部作品，才能摸清其创作理路，感受其风格的形成及变化，最终选出其代表作。倘不看著者的诗文集，径从方志中抄出，倒是省去许多麻烦，但恐怕为一地之偏的方志所蔽，终[来自wwW.lw5u.CoM]致采择失当。若著者的诗文集确已无处可寻，自应采方志所录，聊备于无了。
吴雯的《莲洋集》收在四库全书，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朱彝尊在《莲洋集》卷后题诗曰：“藉甚吴郎大雅才，赋诗不上栢梁台。”近人常燕生《山西少年歌》更称“莲洋何必逊渔洋”，渔洋即王士稹。王渔洋本人也很佩服吴雯，曾说：“余与海内论诗五十余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终属天章也。”（《分甘余话》卷三）又说：“吴天章（雯）天才超轶，人不易及。”（《古夫于亭杂录》卷五）
这样一位诗人，若是从他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莲洋集》人手来选，该不会仅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首吧？
不妨作个假设。得自永济县志的那首《永乐早发》可以不选，换成七绝《题园壁芦雁》：“斜阳芦荻隐寒烟，接翅汀洲自在眠。只待晓风轻振翮，长鸣依旧傍青天。”清新自然，健朗劲拔，诵之可喜。前引朱彝尊题诗，后两句是“翻飞恰似横汾雁，几度秋风上苑来”。“横汾雁”这个意象，大概就直接得自《题园壁芦雁》。当然这极可能只是笔者一私的偏爱，未必选得。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应从《莲洋集》两干首诗中去选。
倘能这样，即使只选三首，情形也会比现在要好一些。何况在有清一代山西诗人中，选吴雯总不该比祁隽藻（八首）、陈廷敬（七首）、裴晋武（五首）还少吧？
有些著者的诗文集虽然难找，但还是有一些不错的选本可供采择，并非只剩下方志一途。像民国时期的王用宾，《山西文史资料》就刊发过他的诗词选辑；景耀月的诗文，胡朴安《南社丛选》也多有收录。
关于景耀月，本卷从《芮城县志》选出《授大总统莅任并致玺辞》。此文确是民国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收入方志足以彰显景氏本人乃至一方人的荣耀；但文学[来自WwW.lw5u.cOm]意味鲜寡，编在一省的文学大系中就未必允当了。虽然只是五百字的一篇短文。
再说选人之失
冯婉琳（书中误为“冯婉林”）是本卷所选唯一的女诗人。其实康熙、雍正年间还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也应入选。她叫田庄仪，号西河女史，汾阳人，著有《庄镜集》。
田、冯二氏一在清初，一在清季，堪称“闺门双璧”。没选田庄仪，要算是一件憾事。
本卷所选的民国七位作者中，杨拔田似不应入选，郭象升则最不该失选。
杨韨田民国初年在家乡闻喜当过一任县知事，他的父亲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本卷介绍，杨韨田的文治，便是卸任后“继先君之志”，修了一部《闻喜县志》，并援例写了一篇序。仅此而已。本卷概论称“其诗文也有过人之处”，但是我们见到的，只有这一篇虽清通却平庸的《闻喜县志序》。
民国初年兴起一股修志热，郭象升曾作《山西各县志书凡例》，提供了修撰新志的范式。若以杨韨田序文为衡，则彼时修志各县，皆可提供一篇现任或前任县知事的即或平庸但尚称清通的序文。或者因为他是杨深秀的儿子，才要选上？这规矩当然不应有，若说有，则傅山的儿子傅眉必得入选。傅眉“凡所为诗，古近体数十百首，皆不事吟风弄月之致，流漾篇中，如道如禅如逸人”。他死后，傅山作《哭子诗》十四首，谓“吾诗唯尔解，尔句得吾怜。俯仰双词客，乾坤两蘖禅”。在诗文上，杨韨田显然难与傅眉相匹。若是杨氏父子泉下有知，亦当同意拙见，不以为仵吧。
郭象升(1881-1942)，字可阶，号允叔，晚号云舒、云叟，晋城人。曾任山西大学文科学长、山西省立教育学院院长等职。学问淹贯古今，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家、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家。在民国初年山西学界和文坛是一位领军人物。
关于郭象升的学问和文章，笔者另有专文。这里只简要介绍他的三部著作。
一是《郭允叔文钞》。这是他最早的一部诗文集，收文八十一篇，诗五十四篇。集中名篇佳作俯拾即是：《黄克强先生墓石刻文》《蔡松波先生墓石刻文》《故燕晋联军大将军吴公之碑》《振素庵诗集序》《山西全省天足会公启》《太原市上购书歌》《刘申叔先生游晋长句赋赠》等。《振素庵诗集序》是为南社诗人蒋万里诗集写的序，数十年后仍引起学者的重视。1959年，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诸先生，从《民权素》第十四集中将这一篇选出，编入《近代文论选》。
二是《文学研究法》。这是一部专著，分文体篇、文心篇、文派篇、文选篇。此著是郭象升纵横才气的一次井喷，为郭象升赢得极高的文誉。“山右第一才子”，“中国古文殿军”，种种赞誉潮水般涌来。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近年仍将郭氏《文学研究法》，列为参考书目。
三是《古文家别集类案》。也是一部专著，收唐、宋、元、明、清五朝古文家一百一十人，始自韩愈，迄于贺铸。分甲、乙、丙、丁四案，每案后附各类文章目录，计三千余篇。书中品评每位古文家的文章风格、得失、源流，博洽精要，“一字不肯苟下”，其风神易于使人联想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如今，这部《古文家别集类案》作为文物，陈列在山西大学贵宾室里。
郭象升还著有《经史百家拈解》《渊照楼札记》《丹林生寤言》《云舒随笔》等。近代东南大藏书家刘承干因慕郭的大名，曾将其刊刻的《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从沪上邮赠给他。国学大师刘师培与郭象升接触后，称郭象升的学术和文章为“山西一人”。
——不选郭象升，民国初期的山西文学从何说起呢？
上世纪30年代，时任山西文献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郭象升，领衔编选了一套（《山右丛书初编》。大系第五卷中有九位作者的诗文，即全部得自这套丛书。郭象升编这套丛书，重点是历代未被注意、但确有价值的山西学者文人的遗著。根据稿本或抄本编入的就有：明代张道濬《从戎始末》，张慎言《洎水斋文抄》《洎水斋诗抄》；清代毕振姬《（西北之文》，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西陲要略》，王轩《顾斋遗集》，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及其长远影响，学者早已论定，毋需赘言。
《山右丛书初编》的著者和读者是幸运的，它的编者郭象升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历史不能对照。
行文至此，忽发奇想：兴许这时候，允叔先生正把常赞春、马骏、景梅九，还有和他一起“失选”的几位文朋诗友：赵城张瑞玑（有《张瑞玑诗文集》）、沁水贾景德（有《韬园诗集》）、乡宁吴庚（有《（空山人遗稿》）等，招集起来，把酒持螯，拈韵赋诗吧。那多有趣！
附记：
这是五六年前的一篇旧作，那时候正病休，有段闲时光，写的时候颇费斟酌。一个门外汉做这样的事，也是自讨苦吃。近日偶然见到，再看一遍，仍有些敝帚自珍的意思，公诸同好，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