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陈为人
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在变法中的定位
王安石一篇名扬天下、传诸后世的《答司马谏议书》，成为这场变革与反变革殊死较量的见证。
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同朝为官，又都为社稷栋梁之材，确实有过一段“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友谊。司马光曾这样评价王安石：“方介甫（王安石字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名声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则必能兴起太平。”话语中充满“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而且据史载，王安石在鄞县做了二十年的地方官，后来正是激烈的反对派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到京城当了“群牧判官”，后又提携为“度支判官”（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为王安石铺垫了仕途之路。
王安石对司马光的学识与人品也是备为崇敬。即便在回击司马光反对变法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也深念旧情，写下这样的文字：“窃以为与君实（司马光的字）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并对司马光的人格作出肯定的评价：“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然而，权力场上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无长久的友谊。
就在王安石实施变法的第二年，司马光终于忍无可忍跳出来阻挠和反对了。他一方面上书宋神宗，攻击王安石的变法，表明他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扰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弹奏王安石表》）；另一方面，司马光又接二连三地给王安石写信，公然“叫板”。第一封《与王介甫书》的主要内容：一、“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把王安石变法说成是怨声载道、入神共愤。二、具体指斥王安石的变法，侵夺了原来财政部门的职权，“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指斥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儒教之道最强调“君子晓以义，小人晓以利”，而如今王安石变法，大言其利，搅得世风日下，“拜金主义”盛行。以下，洋洋洒洒对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之“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等逐一驳斥攻击。最后劝告王安石能悬崖勒马、“改邪归正”，“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日前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六十）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王安石写出《答司马谏议书》-文，表达了自己“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变革决心。
那个因了诗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流芳后世的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先风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怀抱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推崇王安石：“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
《上宋仁宗皇帝书》和《答司马谏议书》，堪称王安石变法宣言书的“双璧”。
王安石其时一首诗《众人》，也可作为他变法心理的延伸阅读：“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岂贤？四国流言旦犹圣。唯圣人能轻重人，不能铢两为干钧。乃知轻重不在彼，要之美恶由吾身。”
王安石的变法，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位隆权重的前朝大臣司马光，司马光身后还有一个“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反对派阵营：曾鼎力举荐王安石的恩公，写出《朋党论》《醉翁亭记》等名篇的欧阳修；主持“庆历新政”的领军人物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还有以文学和书法而名满天下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仨；以及韩琦、晏殊、富弼等一大批名高望重的元老大臣。
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苏东坡写了《议学校贡举状》-文，反对王安石对科举考试的改革，开始向王安石变法发难。同年十二月和次年二月，苏东坡又两次上书神宗皇帝，全面攻击王安石的变法。苏东坡把新法比做“毒药”，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第一封信中说：“今陛下使农民举息而与商贾争利，岂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今天下以为利，陛下以为义；天下以为贪，陛下以为廉，不胜其纷纭也。”还打了个比喻：“有人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今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还毫不留情地批驳了王安石的狡辩：“以万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财，论说百端，喧传万口，然而莫之顾者，徒日：‘我无其事，何恤于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语人日‘我非渔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日‘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干脆要把王安石的“体制改革委员会”—三司条例司砍杀掉。
苏东坡还把王安石的变法看成是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晚也。”并写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
苏东坡在《续<朋党论>》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唐柳宗元、刘禹锡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我们从苏东坡对柳宗元、刘禹锡参与永贞变法明褒实贬的语气中，看出他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苏东坡在文中还说：“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文中引曹参“慎无挠狱市”说，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攻击了王安石变法“欲速则不达”。《史记·曹相国世家》云：“参去，属其后相日：‘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宋朱翌《猗觉寮杂记》解释“狱市”：“狱如教唆词讼，资给盗贼，市如用私斗秤欺谩变易之类，皆奸人图利之所，若穷治则事必枝蔓，此等无所容，必为乱，非省事之术也。”甚至于把流民蜂起、盗匪丛生之祸也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质疑王安石的“均输法”：“今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国子监范纯仁弹劾王安石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即成谬误
如果把王安石变法仅概括和评价为“党锢之祸”、“儒法之争”，或者干脆以阶级斗争的学说，把它归纳为“改革派”与“保守派”，“进步力量”与“守旧势力”的较量斗争，那就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冯梦龙所著《警世通言》中有一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了王安石被罢相，使他有了一次跳出官场了解民情的契机。文中记叙了这样的细节：
荆公因此诗末句刺着他痛心之处，狐疑不已，因问老叟：“高寿几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问：“有几位贤郎？”老叟扑簌簌泪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与老妻独居于此。”荆公道：“四子何为俱夭？”老叟道：“十年以来，苦为新法所害。诸子应门，或殁于官，或丧于途。老汉幸年高，得以苟延残喘，倘若少壮，也不在人世了。”
荆公惊问：“新法有何不便，乃至于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间诗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为相，变易祖宗制度，专以聚敛为急，拒谏饰非，驱忠立佞。始设青苗法以虐农民，继立保甲、助役、保马、均输等法，纷纭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棰掠为事。吏卒夜呼于门，百姓不得安寝。弃产业，携妻子，逃于深山者，日有数十。此村百有余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仅存耳！”说罢，泪如雨下，荆公亦觉悲酸。又问道：“有人说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愿闻其详。”
老叟道：“王安石执拗，民间称为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贬；说便，便加升擢。凡说新法便民者，都是谄佞辈所为，其实害民非浅。且如保甲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阋于场，又以一丁朝夕供送。虽说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于教场中，受贿方释。如没贿赂，只说武艺不熟，拘之不放，以致农时俱废，往往冻馁而死。”言毕，问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见在朝中辅相天子。”老叟唾地大骂道：“这等奸邪，不行诛戮，还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为何不相了韩琦、富弼、司马光、吕海、苏轼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
将次天明，老妪起身，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婢携糠秕，老妪取水，用木杓搅于木盆之中，口中呼：“啰，啰，啰，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鸡：“喌、喌、喌，王安石来。”群鸡俱至。江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荆公心愈不乐，因问老妪道：“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老妪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诨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便预借丝钱用去。麻未上机，又借布钱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侯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做畜生。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也许从民间话本的只鳞片甲中可知一二。初编于南宋定型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拗相公》，就认为“我宋元气皆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稔恶误国、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犬不如的佞臣。
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等等，“榷制兼并，均济贫乏”之初衷也许是好的，但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王安石变法终究成为一柄双刃剑，既伤了豪强也殃及贫户。或者换言之，只是此伏彼起、走马换将，重新造就一个新的权贵阶层。
司马光在《与王介甫书》一文中，还说了这样一句：“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
据《宋史》卷十一载，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浪潮，王安石“排众议行之甚力”，并且“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宋史》卷二十一载：“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悖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入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王安石此种党同伐异的用人路线，使得改革变法阵营每况愈下，一蟹不如一蟹，最终导致变法的彻底失败。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宋论》卷六中，也谈到熙宁变法中引用小人的问题：“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惟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悖、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
当年实施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在给仁宗上的《言事书》中说：“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认为在“政策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否则“歪嘴和尚念歪经”，再好的意图到下面也会执行得走了样。
王安石变法中的用人问题，一直被后世所诟病。到变法后期，王安石的执拗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自己看做“超凡脱俗”，把一切反对意见都认为是“流俗之见”。那些昔日的朋友只要与他意见稍有不合，他就立即把他们逐出朝廷‘流放边远’。然后提拔一些善于察言观色、顺着自己意图来的人填补空缺。
据《宋史》卷十一载：“诸公始退散”；“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吕惠卿和韩绛是王安石变法倚重的“哼哈二将”。时人称韩绛为熙宁新法的“传法沙门”，称吕惠卿为熙宁新法的“护法善神”。但就是这个吕惠卿，为了自己能够大权独揽，居然在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产生动摇时落井下石，诬陷王安石对皇帝不忠。他将王安石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写这些信的时候，王安石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写了“无使上知”的字样。这是有欺君之嫌的。你说这个吕惠卿，难道不是小人？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无可非议，吕惠卿以下直到蔡京一千人等，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不少人后来名列奸臣传。王安石犹如一支火炬，周围绑的却是一捆湿柴，所以只见冒烟而无法燃烧。
王安石当权时，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旦大权在握，王安石不仅要当政治领袖，而且还要充当文化导师。
王安石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实行变法，加强中央集权；而且，他试图把全民的思想、全国的学术，都统一到自己设定的轨道上。步调的一致要求思想的统一。因此，王安石当权时期，垄断了对儒教经典的“解释权”。他对三经《周礼》《诗》《书》进行了重新注释，写成《三经新义》，并将其确立为“正统思想”，所有科举取士都以它为标准。对于这种“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术统一，苏东坡颇为不满，认为如此一来：“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成谬误。王安石变法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对王安石变法作出如是评价：
对国家命运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一个思想错误却固执己见的理想家。
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圣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
王安石变法留给历史的思索
当年北宋面临的现状：仁宗驾崩，英宗在位仅四年，接着就是神宗即位。神宗即位第三天，三司使（财政部长）韩绛报告说“百年之积，惟存[来自WWW.lw5u.com]空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一数据，庆历以后每年赤字在三百万贯，1065年，神宗即位前两年，差额扩大到一千五百七十万贯。改革和变法都是逼出来的，熙宁变法是以功利或财利为首要。宋神宗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宋史》卷十一），苏东坡则说神宗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实践中只迎合皇帝的旨意：“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卷二二O）正如反对派所批评的：“二三年间，开辟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饮鸩止渴、急功近利，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由此可见，宋神宗之所以支持王安石变法，是以“理财”为急务，并不是以“惠民”为急务，是要解决“国用不足”或“府库不丰”的问题。就此目标而言，王安石变法可谓成功。《文献通考》记载：改革前的国家税收，景德时为6829700石，皇祐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剧增到52101029石，即使与治平时相比也增长了三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这一政绩不可谓不大。《宋史》云：“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直到徽宗时还是“余财羡泽，至今蒙利”。
历史上的那个大奸相，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后继人蔡京夸称：“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并实施“丰亨豫大”的治国路线，一副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的盛世模样。宋徽宗也为这一假象所迷惑，于政和七年(1117)下《诫谕不更改政事手诏》，其中有这样的话：“于太平丰亨豫大极盛之时，欲为五季变乱裁损之计。”意思就是说，我们处在富足安乐的盛世，怎能采用困难时期小里小气的治国方针呢？宋徽宗将诏书榜于朝堂，警告那些杀风景反对他花钱的言官。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成为宋徽宗时期的主调。王安石的变法，实在是赚了个“国富民穷”。
苏东坡在给神宗皇帝的谏书中有这样的话：“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欤，抑富国欤！”
王安石变法的终极目标，是“富国强兵”，还是“富国富民”？这在历史上一直存在极大争议。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一文中，就极力阐明自己变法的目的：是“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文中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在《临川集>中，王安石把这一观点表达得更为明确：“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而民财不匮。”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改革者必须挖掘现有一切潜力，开发大自然的多重资源，以满足“民生”。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见制定政策“取有余补不足”，向弱势群体倾斜，是任何清醒政治家都明白应取的立场。
钱穆的《国史大纲》一书，在第六编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之三《熙宁新法》和第三十三章之一《熙宁新党与南人》中，专论王安石及其变法。对于王安石的财政思想，该书批评颇多，认为王安石的某些开源政策，近乎于政府敛财。
易中天在《王安石变法为什么事与愿违》-文中，说了这样一番话：
王安石许多新法的本意，是要“公私两利”的。青苗法如此，市易法和均输法也一样。熙宁五年(1072)，一个名叫魏继宗的平民上书说，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富户奸商便趁机进行控制，牟取暴利，吃亏的自然是老百姓。因此他建议设置“常平市易司”来管理市场，物价低时增价收购，物价高时减价出售，则“商旅以通，国用以足”。这就是市易法的起因。具体办法，是由朝廷设立“市易司”拨款一百万贯为本，控制商业贸易。这个办法，和常平法一样，也是动用国家力量来平抑物价。当然“市易司”也不是专做亏本生意，也是要赢利的，只不过并不牟取暴利而已。比方说富户奸商一文钱买进二文钱卖出，“市易司”则一文钱买进一文半卖出。赢利虽不算多，也能充盈国库。再加上官府财大气粗，控制了市场，物价的波动就不会太大。
均输法的用意也是好的。我们知道，在王朝时代，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运送财物，以供国家必要之需，这就是所谓“输”。输送的品种和数量，当然也都有一定之规。这就有弊病。比如同一个地方，有时年成好，有时不好；同一种东西，有的地方贵，有的地方不贵。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按照老办法，则不管丰年灾年，价贵价贱，输送的品种和数量都不准改变，当然并不合理。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发运”为“均输”，即拨款五百万贯（另加三百万石米）为本，由朝廷任命的“发运使”来统筹上供之事，以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也就是哪里的东西便宜就在哪里购买。国库里面剩余的物资，则由“发运使”卖到物价高的地区去。这样两头都有差价，多出来的钱，就成为国家财政的又一项收入。
这个办法，也可以说就是变“地方贡奉”为“中央采购”，观念也够超前的。但这样一来，所谓“发运使衙门”就变成了一家最大的国营企业，而且是垄断企业了。其实青苗、市易两法的问题也正在于此。青苗法是衙门做银行，市易法则是衙门做商店，兼做银行。因为“市易司”不但做买卖，还兼做贷款。商人以产业为抵押，五人互保，可以向“市易司”借钱或赊物，年息二分。于是市易司和发运[来自www.lW5U.coM]使衙门，还有发放青苗贷款的州府县府，便都既是衙门，又是企业（公司或银行）。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政府部门办企业会是_个什么样的结果。何况王安石的办法还不是政府部门办企业，而是由政府直接做生意，结果自然只能是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当时代理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说均输法弊端甚多，“簿书廪禄，为费已厚”，此其一；“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此其二。于是，“官买之价，必贵于民。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因此他断言：朝廷只怕连本钱都收不回！就算“薄有所获”，也不会比向商人征税来得多。
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比谁都清楚“官倒”是怎么回事，也都知道官方（政府或国企）采购是怎么回事。那可真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是品牌不要（非良不售），没有回扣不买（非贿不行）。所以官方采购贵于民间采购，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官方经商，就更是有百弊无一利。事实上所谓“市易司”，后来就变成了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他们的任务，原本是购买滞销商品，但实际上却专门抢购紧俏物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成朝廷下达的利润指标，也才能从中渔利，中饱私囊。显然，在这一点上，所谓“保守派”的意见其实是对的：商业贸易只能是民间的事。官方经商，必定祸国殃民。
“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良好的动机并不能保证良好的效果，“事与愿违”的背离屡见不鲜。王安石曾写过一篇广为人知的名篇《伤仲永》，也许他更该写一篇《伤安石》。
王安石很推崇管仲、桑弘羊的理财观念，他把“管桑之术”那种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官营禁榷等方式来拯救当时财政困窘的理论，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他错误地认为国家是公正无私，可以完全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因此国家实行轻重之术不会造成与民争利的后果，致使他急功近利地走向了“取天下之财”的道路。他的变法无可避免地具有了明显的敛财色彩，极大地窒息了民间经济的活力，因此，新法不但没有解决社会总体的危机，相反还加剧了社会矛盾，以致民怨沸腾。
经济学界素有“国家垄断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无疑，王安石是前者的坚定拥护者。我们从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经济模式的高速发展中，已经领教了其有效性和有限性，以及其严重的恶性后果。国家通过垄断重要资源的生产和流通来聚敛财富，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难怪梁启超称之为“以国家而自为兼并”。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书中写下这样的字句：
王安石从来不纵欲也不贪污，他的作风是迫不得已，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为实现他激进的国家主义计划，他知道自己有必要压服一切反对。他有一个关梦，他的一切都指向那个遥远的目标，不求国家快乐、安详、繁荣，却希望国家富强有力，疆界向南北扩张。上苍要宋朝扩展版图，像汉唐一样，而王安石就是命定的英雄。但是在未来史学家的眼中，没有一位“大英雄”不显得可悲——他进入自己野心的牢笼，成为美梦的牺牲品。梦境增长扩大，然后就像泡影般破灭了。
文学是生动形象的历史教科书。文学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让我们感悟到更多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哲学层面的内容。王安石的变法为历史留下深深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