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宋以敏
认识丁东已有十多年了。丁东和他的夫人邢小群早已成为我和老伴何方的忘年交。这些年来，我们经常见面交谈，并保持着一种自然形成的习惯，就是无事不串门，谈话不闲聊，更不会有东家长西家短的是非口舌。他们夫妇送给我们不少好书，还通过他们的引荐，使我们结识了多位比我们年轻的文史界朋友。
丁东留给我们的印象，一是为人正派，一是惜时如金。他似乎经常处于匆忙中，著书立说，东走西奔。他非常关心当今涵盖中国文坛的作家和作品，而且具有很高的品评水平。对于一些一时未能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和作品，他会竭力发掘，并锲而不舍地向社会推荐，使之得到比较适当的学术评价和历史地位。
他虽然著述很多、涉猎甚广，但我以为影响大的正是他在文史领域中的探赜索隐。如果文学和史学可以各分为创作和批评两块，那么，丁东的主要贡献就应该归于学术批评一类。文史创作固然重要，学术批评同样重要。没有文学史学批评，文史创作也许就会良莠不分，特别是可能使一些好作家和好作品遭到湮没。这在古今中外都不乏先例。
俄国伟大作家果戈里的《死魂灵》《钦差大臣》出版后，一段时间在文坛上竟没引起多大注意，直到著名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等大力推荐后，果戈里和他的著作有响亮了起来。中国晋朝的陶渊明，景况有点相似。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体和乌托邦桃花源的奇想，把中国文学提高了一大步，却在一个长时间没有引起同时代人们的注意。直到他死后百年，被昭明太子萧统发掘出来，编了一本《陶渊明集》，这才开始奠定陶渊明的文学和历史地位。
又如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另两位为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亭林和中国具有早期民主思想的王夫之），他曾著书立说，主张以权制权，认为“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应提高士大夫的议政论政意识，官员应参与最高决策，应扩大地方财权军权等。这比西方先贤倡导三权分立还早一百来年，可算是中国人对政治领域普世价值的形成与发展作出的贡献。但梁启超在三百年之后才发现他的《明夷待访录》，[来自Www.lw5u.com]说自己的“政治运动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孙中山在革命初期也广为散发此书。黄宗羲的思想到这时才得以发扬光大。
可见，能够流传久远的好作品和影响后世的作家，是不会被永远埋没的，迟早总会崭露头角。但是能不能被发现和得到宣扬，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看是否遇到“识家”。刚过一百零八岁茶寿的周有光老先生，在九十岁时写过一篇“人才学定律”的短文。他根据韩愈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论断，封韩愈为“人才学”的鼻祖，说韩愈发现了四条人才学定律：“识则有”，“辱则无”，“食不饱，才不见”，“意不通，才无用”。他还发挥道：“识马然后有马，识才然后有才”；“多智有罪，斯文扫地”。看来，在“识才”的重要性上，丁东和周老先生的认识相通，并且身体力行。
中国不说在古代，就是近百年来也是人才辈出的。“五四”以来，西学东渐，国人受到启蒙，即按现代标准而论可称为大师级的人物和作品也已成批涌现。但是到了共和国成立后，这种现象却戛然而止了，不但谈不上产生新的大师级人物，就连原有大师级人物也再没有拿出大师级的作品了（何方曾同他的老友曾彦修谈及此，曾说老舍的《茶馆》也许可算例外）。和建国头三十年相比，改革开放以后情况稍有变化，涌现出了一批新的作家和作品，但是基本情况未变，所以新的大师级人物和作品仍然连寥若晨星都谈不到。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丁东以及其他一些自由撰稿人和出版人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在发掘和向社会推荐好的作家及作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二十年前，丁东从山西来到北京。此后，他除了个人创作外，还以更大的力气从事上面提到的文海探宝工作。他立足于民间文史界，发现作品，结识作者，推动已有和尚待完成的好书好文面市，让佳作进入公共视线。在这方面，丁东这些年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这本自述虽然比较谦虚，没大张扬，但终于把他作为主要推手或其中之一而举荐的作家和帮助发表的作品，较为集中地向读者亮了一次相。这才发现，连我们对丁东已经办成的事都知之有限，出了大力但终未办成的事了解得就更少了。我们更加感到：对于作品和作者，丁东真是一位高明的“识家”；他办事的主动和执著精神，也着实令人感动。在各种困难和阻力之下，他竟然还能把不少事情办通，能力真有点超群。其中原因之一是丁东善于与人合作，摒弃了“文人相轻”以及“同行是冤家”之类陋习。他能和年龄、经历、个性各不相同的写作者、编辑者、出版者思想见面，坦承交往。这是很难得的。
下面可以举几个例子。
顾准：丁东读到他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一文，就认定顾准是他“研究的民间思想家视野内最深刻的一位”。然后，通过撰写评介顾准著作的文章结识了多位顾准的朋友，取得了顾准六弟陈敏之先生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再后，又经过多次碰壁，终于促成《顾准日记》和《顾准寻思录》这两部书的出版。这就使被丁东称做“对马恩列斯毛作出根本性反思的先驱”的顾准，其思想遗产在身后得到了尽可能充分的发掘与传播。
李慎之：他是何方的老朋友，彼此相知较深，在一起既谈学问也常开玩笑。例如，何方曾戏言，在看得起他的三个半人中，李慎之只能算半个。李竭力争辩说，他得算成实实在在的一个。他们在晚年分别成为自由撰稿人后，每写成一稿都提交对方征求意见。李慎之非常惋惜何方从研究国际问题转到中共党史改行太晚。何方则大为赞赏慎之晚年的文章，但又担心他太出圈。例如他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在征求意见时，何方、谢文清等就都劝他暂勿外传。不料他已交别人传出。他固然因此一时名声大振，却也给自己引来了很多麻烦。由于多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何方曾自吹他是世界上最了解李慎之的人。但是，在丁东把悼念李慎之的文字编成两大册《怀念李慎之》，接着又帮助出版了《李慎之文集》之后，何方读罢才感到李慎之在思想界的影响比他原来知道的要远为深广。这就使何方对他老友的了解又进了一大步。
章诒和：我们在网上一读到她的美文就爱不释手。买到大陆版《往事并不如烟》后，当即对照网上的全文，把被删去的字、句、段落一一补上，一读再读，所以也同意丁东对她的评论：“文起当代之衰”；“她的散文，注定会给中国的文学史乃至思想和政治史留下一个新的坐标”。成书前，催促她把其中巳写成的文章开始拿出来发表，丁东和《老照片》编辑焦急地等了一年，一发表真是一时洛阳纸贵。丁东后来又参与了推进这本书的出版。在这之后，就是不少出版社争相发表章诒和的各种作品了。只可惜多数作品能在大陆出版的仍然受到限制，有些不准出版，有些原已出版的不准再印。
挖掘“文革”时期知青一代中的民间思想者和自由撰稿人的好作品，丁东用力更多。他说：“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内地的出现和发展，是严冬将尽时飞来的报春燕子。虽然他们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比较小，但用发展的眼光看，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丁东自己正是这个圈子里的重要代表。这些年，他既像其他自由撰稿人一样努力写作，和他们共同编书，还为他们写出的好书好文得以发表奔波不已。现已成为名家的民间作家，有些人的初期作品能得到发表，就有丁东的努力。例如在现今文坛上被丁东认为写得比较好、快、多的傅国涌，就是其中的一位。
具体到何方，丁东是在读到由李慎之传到何家栋手里的四篇党史学习笔记后不久找上门来的。何方那时只顾埋头写作，写到哪儿算哪儿，还不知道最后写成个什么样子，没有考虑成不成书、出不出版的问题。陆续读到何方征求意见稿的一些老同志老朋友，都赞成和鼓励他的研究和写作，但一谈到日后汇集成书的问题，意见就很不一致了。有的说，写成后藏之名山就可以了。有的表示，一定要成书出版，只能争取在内地出，决不能拿到香港去。丁东一来，就表示一定得写成一部书，但是，书在内地肯定通不过，只能拿到香港去出。他当即开始运作，在全书完稿前的一年已经约请一位出版界的朋友来家商谈。丁东的介入，对何方的党史写作，特别是后来的出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这部书的从无到有，更是由丁东和邢小群促成的。正是在丁东倡议、小群密集访谈并整理出前半部分口述稿之后，何方才下决心认真改写和续写成书。后来的出版事宜，还由小群和丁东一手操办。他们在全书完稿前，就联系多家杂志，陆续发表了不少篇章。有些当时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等于为这本书先期作了推介。在这个过程中，何方又是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记得最早拿出来刊登的是《东北四年》这一章。丁东读了小群整理好的这一章口述稿，就说可以拿到《老照片》上去发表一下。来跟何方商量时，何方说，那不成玩意儿，哪儿能发表呢？丁东说，他看东西很少有走眼的，可以发。这样，何方就先着手改写这一章，交给了丁东。还有的篇章，何方更没有感到值得先挑出来发表一下，例如对中华民族形成的看法，丁东也是热心地把它改成一篇访谈记，发表了出来。这一切，对何方的自述写作更是有力的推动。
需要特别感谢丁东的是[来自wwW.lw5u.CoM]，多年来他陪同或介绍多位可敬的老少朋友来到我们家。这扩展了我们的交往圈子，大大丰富了我们晚年的精神世界。何方是个喜欢热闹的人，但是在交游上态度一向比较被动。他晚年有机会结识这些朋友，不仅获得了新的可贵友谊，还在思想上不断受到新的启发。这些年来，何方对国事世事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步，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能继续突破以至否定自己的原有认识，都和分享到这些老少朋友们的思考成果分不开。我更是眼界大开，不断地受到新的启蒙。丁东要阅读，要写作，要替旁人做嫁衣裳，时间之宝贵自不待言，可是，这些年来竟为何方不断地出成品花了那么大的工夫！
何方在修改这篇稿子的过程中多次拿起丁东这本书来读，每次都讲：丁东可真是不简单！
作者：宋以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编辑：孙明亮 mzsulL@126.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