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淘 崔秀霞
崔：《火星女孩的地球经历》《蓝色发带》《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慢慢爱》，从这些作品中可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成长脉络。正如散文集《成长的烦恼》所道出的，“成长[来自wWw.lW5u.Com]”是你一直在关注和书写的主题。你作品里有最切身、最平实的成长经验，这与很多“80后”作家对于成长的戏剧性呈现是不同的。你是如何看待成长，看待自己所书写的成长与其他“80后”作家的异同的？
马：你说我的作品没有其他“80后”作家所呈现出来的戏剧性，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平凡的人，所以作品中就没有特别戏剧性的东西。我的人生到现在，所经历的最大打击也就是失恋。到目前为止就没有什么很刺激，让我觉得这人生跌宕起伏的事情。我一直读书，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毕业，找了杂志社的工作，就是特别平凡又安稳的那种人生。所以我的成长不可能体现出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些东西，那个离我很遥远。我觉得一个作家，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写作不算太久的年轻作家，比较安全和容易找到自信的起步就是写离自己比较近的东西，或者就是特别遥远的，干脆写的就是那种怪力乱神的神话。你让我写过于陌生的生活现实，比如说工厂、三农、火热的青春，我在这个年龄肯定是写不了的。
我觉得成长，首先就是身体的长大，身体的发育，还有你所经历的从小孩变成大人的迷惑和仿徨，然后一些痛苦、一些甜蜜的经历，大概就是这个。
我觉得我们这一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城市年轻人的生活还是比较相近的，我也看过一些乡村出来的“80后”作家，他们所反映的东西跟我还是差别挺大的。乡村出来的“80后”作家跟上一辈作家沿袭的东西更多，而我们这一部分更多的是写城市、写青春。而中国传统文学，都市这一块还是比较弱的。并不是说我们写得多好，但我们是在一个前人涉及比较少或者说不够深入的地方在开拓。
崔：从长篇小说《慢慢爱》，短篇小说《春夕》《你让我难过》等中可以看出你对婚恋题材的把握得心应手，对都市青年的情感状态作出了生动的描述。所触及的都市年轻男女婚恋题材所映射出的社会问题，体现出了你的写作对于当下的关注；表现出的对恋爱中男女微妙心理的体察，在一定意义上又有对于自身经验的借鉴。这二者是如何很好地结合起来的？
马：首先我觉得写作是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从来不说写作是我的生命，或写作是我的全部。在我这个年龄，我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好好活着。我现在就是在婚恋这个阶段，我写这个是因为这正好切合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就很顺势地把我现在所经历的东西拿过来写一写。我自己也比较关注这个题材，我还是比较爱看反映年轻人生活的作品，包括日本的轻小说什么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都面临这个问题，不是我的作品对当下这个问题的关注，而是所有人都要经历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把这个社会背景放到明朝、放到民国、放到欧洲去，二十多岁的人也都是在婚恋。当然还是有很多对自身经验的借鉴，就像很多读者觉得我书中的女主角有很大一部分性格比较像我，是从我身上扒出来一部分变成的她们。二者如何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也不知道。我是用那种偷懒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我还不会创造离我们这一批人比较遥远的形象，所以我只有把和我成长经历比较像的这一伙人扒下来，与文学人物结合到一起。你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特色，但这是我面临的一个瓶颈。而且我试图把我小说中的很多人物塑造得性格差别比较大，但是结果却是他们的语言方式都太像了。就像同一个小说中的两个人，一个人很内向，他不应该这样说话。但我一写又把他写成一种很活泼的语言。我以后再写的时候这个是需要规避掉的。
崔：你曾说过“经验的肤浅和匮乏，至少对我是个问题”，我想这是很多“80后”写作者普遍面临的问题。你的写作多聚焦于校园爱情题材。如何面对经验的匮乏？想过在成长与情感之外的题材上有所拓展吗？
马：这个肯定是要尝试的。我不想永远都写这么窄的题材。这不是野心的问题，是耐心的问题。反复写一个特别狭窄的东西，我担心自己会腻歪的。如果腻歪了我就很难再当作家，如果不当作家了还要再转行，这也很麻烦，属于自讨苦吃。刚才那话可能是我很长时间以前说的，或者说它适用于一开始。我以前觉得人只能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情，现在觉得世界是很辽阔的，你有多少经验也不可能占有全世界。现在有那么多作家写谍战，写穿越，写得这么成功，那他们的经验里，真的有谍战吗？他们真的去过清朝吗？我觉得很多东西不是通过直接经验，而是通过间接经验取得的。这个事情不需要你去亲身经历，但可能需要你多花一些心思去搜集。我以前可能就老想自己那点事儿，活得特别自我。别人经历什么跟我一说，我从脑子里一过，也不太当回事儿。所以就有很多很好的灵感，点子从我身边流走了。很多很好的作家不一定有很复杂的经验。对写作来说，真正的经验，肯定不是指你自己的经历，而是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就坐在这里，但这不妨碍我看到万水干山。我肯定是会考虑写其他题材的。成长也快完成了，人到了我这个岁数也逐渐开始定型了。我再写成长，可能那反而是我经验以外的东西。我再写成长，再过几年，反而会觉得很假了。当我不再年轻，再写年轻的东西可能会觉得费劲，我还是写些奔向成熟、走向衰老的东西更适合我。
崔：你曾经说过“因为阅读，我写作”，在你的作品中，我似乎看不到需要驱除的先辈作家的“魅影”，起码从风格上来说，你有着自己的特质和路数，非常爽利。你能否说一下关于写作上的借鉴和师承？阅读以怎样的方式进入了你的作品？
马：首先我就不是中文系出来的。可能我们中国很多作家都是中文系出来的。跟那么多科班出身的作家相比，我本身就是野路子，借鉴和师承可以说都没有，但是理想和偶像很多。比如说国内的作家，我特别喜欢周晓枫。我上高中时就特别喜欢《鸟群》，一个人语言的智慧和机巧怎么能到这种程度呢？我当时看到周晓枫的感觉就是五雷轰顶，觉得这是一个天才。我看了周晓枫以后就觉得有一个很高远的榜样在远方。你就觉得语言是一个魔方，你可以通过各种玩法把它弄成这一面都是红的，那一面都是绿的，是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然后我就有点想当作家。后来阅读面更开阔一些，我就很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疯狂的那种叙事。我也很喜欢三岛由纪夫，我看《金阁寺》大概看了有两年，是一遍看了有两年。就是看不下去，看十页我就觉得，这语言怎么能这么好啊，就是一种对你的打击和刺激，没法平静下来继续阅读。相反，大师型的作家我喜欢的不多，比方说我看托尔斯泰，我就觉得很好，其他感想就没有了。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特别端方、深沉，就是他们觉得这种语言已经好到了骨子里、没有那么多花哨的东西。我还是喜欢披金戴银，老远看去非常闪烁、张扬的东西，比如说塞林格。总结起来我喜欢的作家，比如塞林格、萨冈、王朔、三岛由纪夫、村上隆，都是乍看比较清浅，很轻盈。他们有比较伶俐又很飞扬的东西。要说有一个特别深刻，根植于社会人心的东西，也不一定有。我比较偏爱才华横溢的、才子型的作家。而且这些作家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信手拈来，你不觉得写作这个事特别累，让人觉得你是随随便便成为一个作家的。才子型和勤勉型比起来我更喜欢才子型，更显得传奇色彩一点吧。他们给你带来阅读快感，更容易感染人，又不会给你带来精神上的摧残。我喜欢的是既能打动我、吸引我，又不至于给我带来什么负担的。如果说影响的话就是给我一个方向。可能很多中国作家都是渴望成为一个大师，写出一部史诗，承载更多世道人心。而我渴望成为一个很轻盈的，能在语言里“飞”的作家。
崔：你的小说专注于描写生活光亮的一面，即使有“烦恼”，但总体的基调是向上的。散文中时时有奇思妙想，但即使有“反叛”，也是在安全范围内的好孩子的“反叛”。与很多作家追求“苦难的沉重”不同，你追求的是“幸福的轻盈”。小说里充满调侃和戏谑的趣味。你是如何把握自己创作中的这种情感倾向的？
马：首先我不觉得我写的东西都是光亮的。我觉得苦难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深的词。不是说你肉体上受到凌虐，饥饿、疼痛，这些才是苦难，我认为精神上的迷茫、困惑，找不到出口，精神上的折磨，这些才是更沉重的苦难。我小说里写的年轻人面对婚姻、事业的退守和挣扎，比如说《你让我难过》里林翩翩不相信爱情，或者说戴安娜对自己所爱的执著和妥协，我觉得这些就是苦难。这些都是我们平凡的年轻人所承受的，几乎已经到了极限的苦难。我是先创造了一个人物，然后依据这个人物创造了他的苦难。
我还是比较同意你说的那个“即使反叛也是在安全的范围内”，我觉得这跟人分不开，因为散文是更倾向于非虚构的一个文本，我确实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我长这么大真的就没有什么不良爱好。我从来没想过抽烟，也觉得酒非常难喝。我是那[来自wWw.Lw5u.coM]种很难做出出格的事的人，胆比较小，稳妥安全的人，这是天生的，没办法。我是精神上很自由，行动上特别畏首畏尾的这种人，就是你让我干一坏事儿，挺难的。虽然我嘴好像挺厉害的，我属于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内心有极强的道德感。笛安第一次见我就说，你怎么这么端庄。我确实就是一个“好孩子”，没办法。你要相信有的人的天性是放纵，有的人的天性是自律。
情感倾向，就是“轻盈的幸福”是吗？我觉得是不经意的，自然而然就变成这样了。一个成熟的作家写作之前可能有很多规划。但我想表达的都是很小的一些事。我写《春夕》的时候，想的就是很多情感上的事情，都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如果你想过一个比较安稳的生活，就只能把它放下。
崔：你的小说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经常铺陈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表现出强烈的口语化倾向。包括小说的题目，也是很口语化的，比如《不是我说你》《你让我难过》。你是如何看待自己小说语言的这种枝蔓和汪洋恣肆呢？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呈现，还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
马：刚开始是无意识的。确实也意识到有点多，但你知道“80后”很多作家都是写长篇出身的，我们是极早进入市场的一批人。那么小，二十一二岁，没有什么结构能力，也没有学过，写作这东西不是谁教给你的，就是通过阅读。一个小孩，要把一本书写到十几二十万字，挺难的。我虽然也意识到这样写是不是不合适，但好歹还占很多行。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这是让我离结尾更近的一个方法。到后来呢，我也是很执著于语言。我发现很多作家，比如白描写得很好，人物语言反而写得不好。我还是很着意把人物语言写得特别像人话。我希望平时是怎么说话的，小说里的人也是怎么说话。我自己还比较看重这一点，还是比较刻意写。有时候就写high了，控制不住，刹不住闸，就没完没了地写。出来之后也会有一些评价，说写得好。你一开始会自我怀疑，当有人说写得好之后，就会更加自我放纵，说就这样吧。一个新作家，既然有人说人物语言写得好，那就更加发扬光大一下吧，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以后写的时候，依然会注意语言一定要鲜活、生动、真切，但同时也不能大段大段地来，一切都要为根基性的东西服务。语言再好，也要是在小说框子里的东西。我还是会保持，也会收敛。
崔：读你的作品，感觉没有女作家们常见的那种“文艺腔”，不做作。以口语化对文艺腔的消解，对于生活的不加过多雕饰的原生态呈现，这对于你来说，是一种自觉的小说审美追求吗？
马：这个是。“不文艺”和“比较原生态”确实是我的审美追求。前面的几个问题可能都是不自觉的，但这个一直都是我所向往的。我是金牛座的，是个特别务实的星座，我这个人个性也是比较简单直接，追求比较干练的人生，做什么都有这种追求。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琼瑶、席绢。我天生对那个东西是比较反感的，那种特别文艺腔、拖泥带水、假惺惺的东西，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也没喜欢过，不是经过成长把它淘汰掉，而是纵使年幼无知也不曾感冒。你塑造一个特别假的，生活里，你在大马路上碰不到一个这样的人，那你写的到底是谁呢？是火星上的事情吗？我觉得文艺腔是最诡异的一种现实题材，其实它离现实很遥远，相当于穿越。虽然我有时候会塑造一两个文艺腔人物当靶子，被我钟爱的主人公羞辱，还是挺开心的。就这样，还真是我的审美追求。我就是想不做作，写作最重要的是真诚。包括我喜欢的那些作家，给他们找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真诚。只有真诚的东西才能打动我。
编辑：张玲玲 sdzllOa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