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张艳梅
这个题目，源自王德威。《张马丁的第八天》为李锐201 1年长篇新作，也是那一年长篇小说上榜之作。王德威为之序，遂有“一个人的创世记”。
说起李锐，难免提及蒋韵、笛安。当代中国文坛，文二代并不新鲜，一家三口皆能文善墨，尚不多见，李锐一家，可称首屈一指。笛安在年轻读者群中，拥有大批粉丝，且被誉为未来二十大家之一。蒋韵不仅是山西重要作家，亦是当代小说大家。在女性文学研究课上，或与其他学者聊天，每提及蒋韵、葛水平这两位山西女作家，总忍不住由衷赞叹。葛水平才华出众，性情刚柔相济，笔墨间绵里藏针，内蕴深广。蒋韵同样才情卓异，情怀温婉，文字中长存理想孤高，诗意浪漫。虽未见过蒋韵，却颇觉心神相通。较之李锐，蒋韵给我宽厚温暖的喜悦，轻盈柔弱的心疼。抑或，蒋韵如长河悠远，李锐如山势陡峭。李锐文学成就远在蒋韵之上，于我而言，却始终是文学史教科书中，自1980年代已然功成名就的李锐，近三十年来读过他太多文字，那种无法言明的距离感，并未稍减。此番提笔，细细想来，他专注于土地与人、文化与历史，原本也是自己兴趣所在，之所以心存敬畏，大约还是因其文字太过理性。王春林、傅书华两位学者将李锐比做鲁迅，批判锋芒虽有不及，文风倒也颇多相近。马悦然对李锐和莫言评价甚高，内里或有个人偏爱，理性看待，其言大体中肯。
第一次去山西，就是吕梁。彼时已是深秋，山上落木萧疏，更显出冷峻壮阔，远远望去，莽莽苍苍，虽少年时代多愁善感早巳不再，仍不免胸中层云，万千思绪。吕梁山，童年记忆不过是一部《吕梁英雄传》，大学时代，读到李锐《厚土》，为之震动。李锐属于新时期寻根文学成名的那一拨作家。文化热潮一过，寻根小说家各开新路，于历史文化一念，唯韩少功与李锐，痴心不改，且愈见沉郁幽深，峻急悲凉。“文革”期间，李锐在吕梁山度过其青春岁月。吕梁一脉黄天厚土给了他最初的文学视野。重读《厚土》，干旱的土地，淳朴的民风，开阔而又压抑；浓密的绿，满眼的黄，忧伤而又野性。多少喜剧荒诞外形，骨子里都是悲剧。民间伦理与公共话语，生存焦虑与国民根性，以粗粝的裸露，放纵，发泄，对抗，然后缓慢消解。神圣庄严的，滑稽俚俗的，最终都回到泥土。这是李锐眼中的乡土中国，也是特殊年代的底层中国。民间不乏放纵的性，戏谑的挑逗，偷情乱伦通奸也时有发生。李锐并未执著于批判，文化反思不及文化还原来得切近而生机勃勃。不见乡关何处的抒情，也不见创伤疗救的急切。鲁迅笔下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演变成随遇而安，躁动与沉寂纠结。大半个世纪，乡土中国精神上并无长进，启蒙和被启蒙，救赎与被救赎，都很模糊，李锐那些简短的小说，像速写，甚至看不出知识分子的内心焦灼，他冷眼看众生颠倒，无所谓悲，无所谓喜，却于变乱年代书写中，暗藏同情与理解，挑衅与嘲讽。《天上有块云》《看山》多些诗意，一头牛的衰老，一个人的衰老，漫长岁月，近乎童话，又有着永恒悲凉。
宗教信仰与文化冲突
宗教信仰，向来是很严肃的话题。中国，这个缺少信仰，却很迷信的国度，直至今天，面对宗教问题，虽倡导信仰自由，防范之念，从未松懈。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独立，与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紧密缠绕。西方以基督教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普世价值观。传统中国，民间信仰以各路神仙精怪为图腾，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儒家内圣外王。研究者认为，民间信仰具有普化形态，有别于西方制度化宗教，倾向于现实功利和巫术；大都没有教义教团组织，及教主和经卷，属于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庶民信仰；也被称为民俗宗教、民间宗教、民众宗教等，包括对神鬼及风水、阴阳、命运等神秘力量的信奉，以及祭祀、崇拜、占卜、禁咒、灵魂附体等各种仪式活动。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曾出现具有一定组织形态和系统经卷的民间教派组织，如白莲教、黄天教、弘阳教等，均受到官方正统文化压制，被称之为邪教。钟敬文认为，民间信仰是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之中自发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涂尔干则通过对澳洲土著社会的研究，得出巫术不同于宗教之观点，二者最大差别在于前者没有形成像后者那样的“道德共同体”。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逐渐以佛教和基督教为主流。
《张马丁的第八天》主线即宗教信仰冲突，直至发展为教案惨剧。教堂和娘娘庙，为两种信仰民众朝圣之地。在莱高维诺主教眼里，天石村原住民是野蛮的异教徒，他毕生使命就是铲除娘娘庙，并于原址上盖起一座天主教堂，让主的光芒照耀天石村。为此，他不惜制造冤案，借刀杀人。而女娲娘娘庙是天母河两岸妇女祭拜求子圣地。拆除娘娘庙，意味着不孕女子求告无门，种族繁衍就此断绝。这不仅涉及民间信仰，也关乎生死存亡。主教与其教会，凭借背后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冲突中毫不退让，态度强硬。一方面，部分村民入教，成了教民。以救助张马丁的大车店老板为首，可见教民宽[来自WwW.lw5u.cOm]厚仁爱，信仰坚定；主教本人也极富牺牲精神，带着棺木来中国传教，教堂被围，他声言宁愿自己饿死。另一方面，在张马丁死而复活一事上，我们看到了莱高维诺的强势，情同骨肉，也不过是一个工具棋子，他的侵略性，仍旧是扩张和占领的姿态。主教和张天赐的冲突有两次：最初见面关于教堂和娘娘庙的对话，后来祈雨围攻教堂时的暴力相向。主教出于自身狭隘和信仰专制霸权，一定要拆庙或者杀掉张天赐。张天赐为维护民间信仰舍生取义。张马丁希望自己的墓碑刻上：真诚者张马丁之墓一你们的世界留在七天之内，我的世界是从第八天开始的。其电延续告别意味，又另有创世记的信念。小说标题中第八天，即是此意。
信仰冲突仍旧隶属于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争。甘阳在那本《古今中西之争》中，详述了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90年代思想与学术分化，中西文化冲突过程及实质，内在分歧，以及路径选择。中国文化不是病根，西方文化亦非药铺。百年前，西方强势文化挟帝国军事之力，树自身文明尺度，中国传统文化溃不成军，就此与愚昧落后为伍，陷入自我消解、惝恍迷离之境。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谈到，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看来，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存在很大差异。随着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深入，各种文明融合度越高，根本性分歧也同时加剧。抛开亨廷顿的观点正误不谈，无论此种文明的冲突是否为地区间矛盾升级的主要因素，抑或是国际格局形成的历史原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从未终止过，以后也不会退出人类生活舞台。
张王氏与丈夫在牢房里最后交欢，与张马丁在娘娘庙中初次云雨，都是为了怀上孩子，前者为了儿子长大向洋教报仇，后者则在隐喻层面，消解了东西文化冲突。可惜丈夫终究未能令妻子怀孕，张王氏最后与仇人生下孩子，这个文化混血儿，面临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由张王氏抚养成人，或者在玛利亚怀抱中长大，前者灌输仇恨，后者给予泛爱。作者选择让玛利亚带走孩子，显然还是期许有朝一日爱能弥合仇恨，不再世代为敌。小叔子没有听从哥哥的遗嘱，与嫂子苟合，并非畏惧流言飞语，主要还是内心道德压力。张马丁的处境堪虑，敌意来自四面八方，最应仇视自己之人，却成为救命恩人，生命垂危之际，为张王氏诱惑。张王氏为成全丈夫嘱托，幻觉中将张马丁当成丈夫转世。又因其自命娘娘下凡，为让其他女子怀孕，利用张马丁为送子工具。这一情节，别有深意，显然作者并非只为吸引读者，铺排性事，况且也没有多少细节可言。其中的微言大义，落脚点仍旧是文化差异。张天佑逃跑，秉承的是儒家伦理；张马丁顺从，皆因认定这是自己本应领受的惩罚。
历史祛魅与人生谜团
这个民族经历的一切，究竟有哪些需要反思？王朝更迭，信仰衰微，西方势力借助枪炮洞开国门，系列条约丧权辱国。而文化殖民至1990年代借助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在这里，我无意于借民族主义说事，将《张马丁的第八天》看成后殖民主义文本。一百多年前，义和团高呼扶清灭洋，一个多世纪后，国民大多崇媚西洋梦想移民。对于义和团，史家向来多有歧见。灭洋是反帝，还是一味排外？扶清是口号，还是策略？清政府是遣散镇压，还是阴谋利用？义和团是土匪，还是乡团？刀枪不入是民间信仰，还是封建迷信？李锐并非志在述史，疏浚史事只是小说内在推力。以文字论，并不比史书更为饱满，也未曾刻意挖掘表层之下的深层结构，至于近代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分崩离析中的整体性创伤，李锐亦不欲明言。小说偏执于民间信仰的分裂，教民与住民之间的分化，各自的困境均放在历史长河之中，饥荒，洋患，兵匪，教案，种种矛盾冲突，对于近代中国，哪些是浮光掠影，哪些是深入骨髓？暴力和性，不过是小说细枝末节，变乱时代的残酷生存本身，才见李锐的洞悉与判断。
这部小说没有亲历感，一切人物，或关山万里，或远隔重洋。主要人物张马丁，莱高维诺主教，张王氏，包括张天赐、张天佑、张天保三兄弟，都是决绝的人，在人生关头，牺牲纵使必不可免，僭越也不曾有太多挣扎。唯玛利亚修女作为圣母象征，在暴力与血腥[来自www.lw5U.coM]中，保持了爱的无差别。漫漫信仰迷途，每个人内心都拥有阿里阿德涅线团，那根线头是张马丁的第八天。阅读这部小说，难免首先想到国族主义，尽管李锐宣称这不过是一个人的寓言，而非民族寓言。“在我的故事里所有的生与死、善和恶、爱和恨、沉沦和拯救、忠诚和背叛、高贵和卑贱，都不仅超越了国家和民族，也更超越了文化和宗教。血腥狂热的义和团运动像一场巨大的龙卷风，把这一切残忍地纠缠、碰撞在一起。张马丁和张王氏就是活着的耶稣和菩萨。当活着的耶稣和菩萨来到这个无恶不作的人间，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和折磨，他们所经历的苦难和绝望，是所有人的现世困境，是所有人的耻辱和惩罚。”这里面，作者的历史观似乎并不明朗。对洋人传教的霸权专制，对义和团的暴力血腥，对娘娘庙张王氏的神灵附体，均以冷峻的批判眼光完成。对民间团体、大清政府、西方列强，亦不抱任何同情。反之，张马丁冒天下之大不韪坦诚自己未死真相，不能不说诚实可敬；玛利亚推己及人泛爱众生，不能不说宽厚可感；张天赐以一己之死为全村护庙，不能不说勇敢可嘉；张天保与义和团兄弟～起随地小便如芒在背，也算是自我反思。小说写到了牢房中夫妻诀别，娘娘庙雪夜救人，教堂里玛利亚与张马丁情同母子，葫芦和莲儿初萌爱意，诸多感人场景；也写到了狱卒百般刁难，娘娘庙众人乱性，莱高维诺主教恩断义绝，葫芦和莲儿受辱投井等残酷场面。同样的空间，兼有乌托邦和恶托邦双重意味，李锐对照来写，那些转瞬即逝的历史幻影里，有着不能忽略的幽深。另外，张马丁和马修医生的对话，有关身体与灵魂的思考，医学与宗教的探讨；马修医生和儒勒上尉的对话，关于世界秩序的解读，都算是作者的野心吧。那些独特的历史经验，并非亲历，而源自审视历史的犀利眼光，清理缠绕的迷雾，他者的强势入侵，微弱的民族自尊，即便惊天巨变的大事件，也都于笔墨间纷纷化为历史碎屑，方死方生，倒更像是人类意义上的全面追问。
李锐自己说，“写完全篇放下笔的时候，悲从中来，心事浩茫，不能自已。从天石村走向世界的旅程是一次悲恸欲绝的旅程。”小说结尾，张王氏坐着木盆，不知所终。她要去寻找一个清静无人不熬心之所在。这个世外桃源是否存在？令人想起霍桑的《威克菲尔德》。威克菲尔德突然离家出走，与家人比邻而隐居，二十年冷眼看亲人慢慢老去，然后某一天若无其事归来。相似故事还有罗萨《河的第三条岸》，只是弃家而去的父亲最终未能回头上岸。是被世界放逐，还是主动离弃世界，威克菲尔德，父亲，张王氏，他们从世俗生活常轨旁逸斜出，给自己一个非正常时空的异度世界。街道，教堂，河流，船只，还是旧日情形，在小说中，因为人物所处位置变化，而具有了新的指代意义，这种叙事功能不介意生活逻辑的困扰，就如同主人公与家庭生活没有任何明确理由的断裂一样。张马丁选择离开教堂，张王氏选择离开天石村，一个面对宗教伦理困境，一个面对世俗伦理困境。二人的出走，隐喻人类的两个方向，张马丁脱离教会，放弃未来主教身份，走向人群，明知有惩罚在等待他，意味着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同时对他关上大门，所以张马丁以死告终；张王氏走出人群，告别村庄土地庙宇，放弃英雄家人和下凡娘娘的双重身份，意味着世俗生活和神圣之地都不能给她救赎，她只能选择自我救赎。她的不知所终，隐藏着作者太多文化向往，还是文化隐忧？活着，对二人都是一种惩罚。在某种意义上，张马丁放弃教会，正是不背弃心中的信仰；张王氏放弃家园，也是最接近灵魂的信仰。面对死亡突至洪水滔天，哈利路亚与娘娘保佑同在，这种历史姿态，各有其超越之处吧。
李锐看似笔墨粗犷，实则心思细密，文字俭省，而形神兼备，推想其人，也必寡言。其文长于化繁为简，其思更擅大音希声。《旧址》《无风之树》《银城故事》《张马丁的第八天》，不乏病态历史投射，及文化幽暗直面，反躬而省又自有一种包容在其中。李锐文风总体滞重冷峻，改造国民性一念，辗转弥坚。他追踪历史，探究真相，打捞湮没于岁月深处的失踪者和隐匿者，风俗民情不过是血肉饱满，历史文化才是他的骨骼坚硬。历史充满悖论和吊诡，世事太多难以言说，李锐从无游戏和犬儒姿态，一路走来，身影苍凉，而又满怀真诚，就像那个背井离乡无家可归的乔万尼。
2013年4月20日于理工大博大花园
作者：张艳梅，文学博士，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山东省作协特约研究员。
编辑：张玲玲 sdz11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