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杜威凡
1872年，岛崎藤村出生于长野县一个封建的大家庭中，其家族世代为官，在当地拥有绝对的势力和声望。作为最小的孩子，藤村从小就被父亲寄予厚望，不满十岁便背井离乡，随兄长去东京求学。在东京，藤村不仅学习汉学、英语，还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接触西方文化；此后又与北村透谷、马场孤蝶等人结识，并毅然走上了文学道路。起初，藤村是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登上文坛的，特别是其第一部诗集《嫩菜集》，开启了日本歌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诗歌时代。此后，藤村的创作风格逐渐从浪漫转向写实，并以自己在信州小诸的生活见闻为素材，完成了著名的散文集《千曲川风情》。尽管在这期间，藤村已经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但这些尝试并未给他带来更多的荣誉。真正奠定其一流小说家地位的，是1906年出版发行的长篇小说《破戒》。作品一经出版，就马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称其为“近来出现的大作……这部作品使文坛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期”。大文豪夏目漱石也毫不吝惜称赞之词，“如果说明治时代出了一部像样的小说，那就是《破戒》吧。”
小说主要讲述了担任小学教员的主人公漱川丑松为寻求生存，为了不被社会抛弃，一直恪守父亲的叮嘱，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公开自己部落民的身份。但同为部落民出身的前辈猪子莲太郎却大胆承认自己的出身，敢于和保守的封建势力作斗争，为实现部落民的平等大声疾呼。受其影响，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丑松终于放弃安定的职业，打破了与父亲的约定，公开承认自己部落民的身份，并最终远走他乡，开始新的生活。这部作品生动刻画了主人公在“守戒”与“破戒”之间游移不定、苦苦挣扎的心理历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多疑自卑又善良正直的文学形象。同时，小说还揭露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对部落民的歧视，国民身份地位的不平等，教育界、政界的黑暗等社会问题，具有社会批判的现实主义色彩。正因为如此，围绕小说的创作主题，评论家一直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仍无定论。
应该说《破戒》既有告白小说的某些特质，也涉及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片面强调一方将削弱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也难以解释其深受欢迎的原因。正如平野谦所说：“究竟是把《破戒》作为对社会的抗议来读正统呢，还是把它作为自我意识上的苦闷来读正统，这一问题的设定本身就很好笑。”
自我告白属性
许多评论家都指出，岛崎藤村是非常注重将个人生活与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的作家。山室静甚至提到，“跟其他作家相比，藤村的个人与文学的联系很深，是一个紧密的统一体，要将两者分离开来，就必须伴随皮肉剥离的痛苦”，“没有作家像藤村那样坚持不懈地追求个人与文学的统一，并在实际的创作中将这种统一变为现实”。可见，要对藤村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要探讨《破戒》中作家选择告白这一形式的原因，就无法离开藤村本人的人生经历。
藤村虽然出生于信州一个颇有势力的封建家庭中，可惜后来家道中落，父亲发狂而死，母亲又与他人通奸，甚至还生下了孩子，这一切都让藤村成了一个“有秘密的人”，这些秘密也给他带来了“不安的苦闷”。此外，藤村在不满十岁时就远离家乡，在东京过的又是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且辗转多次，这种看人脸色的日子使其变得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让藤村开始逐渐地压抑自我、失去个性，心中的苦闷也难以得到宣泄。另一方面，当时日本虽然经历了明治维新，但这场不彻底的自上而下的改革非但没有让日本社会真正实现民主与平等，反而让皇室的特权与威望得到前所[来自www.Lw5u.com]未有的增强，在与西方文明的对话中，整个日本社会更加混沌迷失，这样的时代背景无疑加剧了藤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苦楚。但在东京，藤村也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这对作家的人生价值与文学创作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如吉田精一所说，“正因为他们都受过宗教的洗礼，故对人生的意义和文艺的价值都有深刻的见解。”明治时期，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具有一定的文明开化的启蒙色彩，其忏悔告白的教义，也在《破戒》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在明治学院求学期间，藤村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并且受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后他又与北村透谷等人结识，逐渐形成了追求自我解放的文学观。因此可以认为，正是这样的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使得藤村在文学作品中选择运用告白这一方式，来宣泄长久以来积压在心中的苦闷，把难言之隐公之于众，从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压力的释放。
而从告白一词的含义来看，在日语里其所指要更广。三省堂出版的辞书《大辞林》中，告白一词除了有“把心中的秘密毫无保留原封不动地坦白出来；广而告之”的意思以外，还有“基督教中，将自己的信仰公之于众。或者，把自己的罪恶告诉神明以寻求宽恕”这一内涵。有学者指出，在日本，“‘告白’一词主要是作为文学语言出现的，一开始它有着与‘阡悔’相同的意思和用法……由此不难看出两者意义上的混同”。这也就不难理解，丑松最后在向学生表明自己部落民的出身时，为何会显得低声下气，与其说是在“告白”，倒更像是一种“忏悔”，不仅“深深低头道歉”，甚至还“退后两三步，跪到地板上说：‘请饶恕我吧”’。可以说，基督教的忏悔意识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不少评论家指出，丑松在最后告白的时候显得过于卑微，作品也有夸大主人公内心挣扎与痛苦之嫌，但丑松内心的摇摆不定、犹豫不决，一方面是藤村本人性格上的投影，另一方面，也很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作品一开始就写到，一个阔佬因为出身部落民，先后被医院和旅馆赶了出去，前辈猪子莲太郎也饱受非议，这都表明部落民在当时所受到的不公与歧视，就连与自己情同手足的挚友银之助，在谈及部落民时也多有轻蔑之词。而丑松的父亲则反复告诫他，要寻求生存，就必须隐瞒身世，他甚至不惜牺牲自我，远走他乡以掩盖丑松的出身。社会的现状与父亲的叮嘱，时刻提醒着丑松不能破戒，这令其苦苦挣扎、迟疑不决。尽管最终丑松的告白姗姗来迟，又显得低声下气，但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与主人公的个人遭遇，也不难理解这样的情节安排。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这部小说中的告白，此前评论界大多停留在主人公漱川丑松身上，认为《破戒》中的告白就是指丑松最后在学生面前公布自己的身世，而作品中的另外两处告白却常常被忽略。在小说第四章，丑松与学校的老教员敬之进一起喝酒，其间敬之进谈及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对丑松大倒苦水。尽管敬之进的话中谈不上有什么秘密，毕竟他们一家生活的艰辛丑松也都看在眼里，但这种倾诉的确也算是一种感情上的宣泄，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这种吐露自身生活上的艰辛，与藤村借文学创作抒发内心的苦闷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将其视为一种告白并无不妥。另外在第十七章，莲华寺师母也进行了一次告白。莲华寺的住持行为不太检点，喜欢拈花惹草，最后甚至打起了养女的主意。尽管此前师母为了维护寺院的声誉，同时也为了保全自己的婚姻，一直忍气吞声，无奈对方死性不改，竟然去招惹养女，师母终于忍无可忍，要和他一刀两断。表面上看这一节是师母请丑松代笔写信，但实际上却是师母无法抑制内心的绝望，向丑松吐露心中的苦闷，以寻求心灵的慰藉并缓解精神压力，是一次明显的心灵告白。跟丑松最后的“忏悔”相比，这两处倾诉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像是一种“告白”，在探讨小说告白特质的时候，不应该把目光仅放在漱川丑松一个人身上。
社会批判属性
小说《破戒》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尤以部落民的歧视问题最引人注目。古代日本社会存在着非常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特别是江户时期，幕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将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而从事死牛马的处理、皮革加工等工作的人被蔑称为“秽多”、“非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人歧视。这些人生活在官府指定的区域，身份、职业世代相传，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特殊的“部落”集团。虽然明治维新以后，法律规定废除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制度，但社会上对部落民的歧视现象仍然存在。小说正是以此为主题，揭露日本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表达了对部落民的同情与关怀。
除了部落民这一核心问题，《破戒》还触及到许多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在丑松所在的学校，校长奉行机械化民族主义的教育，同时，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待人接物也是两面三刀，尤其在丑松离开以后，以违反校规为由阻挠学生为其送行，并大肆抨击丑松的品性为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校长竟然受到褒奖，成为当地教育界的荣誉。相反，热爱教育事业、深受学生爱戴的丑松的生活却颇为拮据，老教员敬之进更是连养家糊口都难以实现，其妻子还要做农活以补贴家用，这充分表明了当时普通教员生活之艰辛、待遇之恶劣。而议员候选人高柳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纠结恶势力攻击莲太郎，并且偷偷摸摸地与部落民的女儿成亲，却还要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俨然一副道貌岸然的政治家嘴脸。莲华寺的住持，表面上德高望重、受人尊敬，背地里却三番五次招惹女性，最后甚至打起了养女的主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宗教界的虚伪与荒唐。而地主在敬之进家收租的情节，又显示了当时佃农生活的艰辛与悲惨，以及地主的冷酷无情。
总之，藤村在表达不满的同时，对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也给予了同情，使得《破戒》闪烁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光辉，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藤村在这部作品中揭露了诸多社会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批判却隔靴搔痒，显得力度不够，一些问题甚至存在认识上的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现实批判的色彩。例如部落民的问题，不管丑松还是藤村本人，更多的是停留在对歧视现象的不满以及对部落民的同情上，还缺乏真正的平等的思想意识。在向学生告白的时候，丑松称自己“出身卑贱”，“确实是秽多，是个下贱的人，不干净的人”。而一向为部落民的权利奔走呼号的莲太郎也说，“我们即使再怎么愚昧卑贱……”此外，第十章描写屠牛的场面，作者甚至用皮肤特征、面部表情等将部落民与其他人区别开来，这种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表达在当时立即引起了非议，作品甚至一度被禁止重印。应该说在古城小诸教书的经历，让作家有了更多接触普通百姓的机会，并使藤村对底层群众产生了一种朴素、真挚的感情，这在散文集《千曲川风情》中也有直接的描述。然而这种感情，仅仅是一种简单质朴的欣赏，当镜头对准部落民时，有时连藤村本人也不免露出鄙夷之情。另一方面，当时日本虽然提出文明开化，但封建等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自由平等的思想尚难以深入人心，仅凭几本西洋作品的译介很难使国民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作者对部落民问题认识上的不足，既是藤村个人的局限，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而特殊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又使藤村一度压抑自我，他本人也不喜欢与人正面进行激烈的争论，遇事总是举棋不定，这种个性决定了他不太可能尖锐犀利地去批判社会，揭露人性黑暗自私的一面，也很难让他站到封建保守势力的对立面并对其大加抨击。
两重属性的统一
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就连一向倾向于告白小说的吉田精一也不得不承认：“这一部作品体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要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小说化，也就把个人的问题变得社会化了。”⑧事实上，作品中告白与社会批判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是一一对应的：
告白者
社会问题
倾听者
告白一： 丑松→ （部落民问题） →学生
告白二： 敬之进→ （普通教员生活艰辛，
下层土族穷困潦倒） →丑松
告白三： 师母→ （宗教界的虚伪荒唐） →丑松
可以看出《破戒》中的每一次告白，都伴随着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并不只是告白者本人宣泄内心的压抑、寻求压力的释放；而这些社会问题，也在告白中浮出水面，在告白者的口中变得更加形象、真实。事实上，在岛崎藤村之前，德田秋声、小栗风叶等人就曾在小说中涉及到了部落民的问题．但单纯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揭露，没有将其与主人公的自我告白有机联系在一起，很难取得文学创作上的突破，他们的作品也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反之，藤村在《破戒》之后，又创作了告白特征更为明显的《春》《家》《新生》等小说，但作家却把视线集中在了自己身上，热衷于描写身边琐事，缺乏《破戒》中广阔的社会视野，甚至被指责是文学创作上的断层与倒退。而这些作品确实也没能像《破戒》一样，给作家带来更高的声誉，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无法与《破戒》相提并论。由此可见，“自我告白”与“社会批判”是作品的两个属性，不可分割，共同为《破戒》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也奠定了岛崎藤村一代文豪的地位。
作者：杜威凡，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编辑：孙明亮mzsulu@126.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