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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前对梅娘的一次采访
发布时间:2018-02-07        浏览次数:51        返回列表

梅娘 邢小群

梅娘老人于今年5月7号仙逝。知道她平静地走向极地,很是欣慰。我去送别,想到她一生所受的磨难,心里很是酸楚。

和梅娘认识,很偶然。十八年前,《南方周末》鄢烈山知道我正在采访右派,告诉我,梅娘是上世纪40年代北方知名作家,也是右派,并告诉我联系电话。于是我们认识了。梅娘不大愿意谈往事。我们从文学聊起,从张爱玲聊起,她零星地谈到一些往事。那时的梅娘才七十多岁,精神气质十分健朗。今天翻出当年的谈话,感到并未过时。特加整理,以此表示怀念。

还得相信文化的血脉

梅:我不希望被炒,写我的文章已经够多了。

邢:您的经历是我们谈论的背景。如果我要写点什么,还是让人们了解现在的您。

梅:这样好。了解了一个人就了解了一段历史。

邢:您的小说大体上是二十四岁以前写的。我觉得,您的创作起点一开始就比较高。比如,您对封建大家庭人物关系的表现,对女性心理的描写,都让人感到不像是二十多岁的人的手笔。您的小说,清隽、温婉中透着冷静和刚毅,和张爱玲的小说不同。张的小说表达很怪,同样一件事,让她那么一说,你觉得既很特别又很到位。她的深刻是一种眼光的剔透,但她对生活很冷漠。

梅:张爱玲对生活是绝望的。

邢:这也许和她在一种寂寞中长大有关。她的父亲无视她的存在,母亲不能给她更多的关爱。

梅:可能有关系吧。我家是个大家庭。六个兄弟姐妹是四个母亲生的。我的父亲对我非常好,可能因为他很爱我的母亲。父亲虽说是长春镇守使的女婿,但他的家业都是他自己挣下的,与岳父家没有关系。那个家庭与我也没有关系,我是指父亲的正夫人家族。因为我亲生母亲在我一岁时,就被正夫人赶走了。父亲死时四十二岁。我父亲二十几岁时就拥有了山林、工厂、铁路。在我小时候还有专门为他们家运东西的铁路支线。

家里对我们的教育很重视。父亲对我影响很大。大概在我四五岁,我的叔伯姐姐们都在背读《女儿经》《烈女传》时,父亲就叫我们家的私塾先生教我念《史记》。这是我接触的第—部中国的古书。我是一边认字一边读的这部书,令我终身难忘。我们家女人很多,大都不识字,一到晚上她们就揪住我,让我讲故事,那时我六七岁,就给她们讲我看过的书。什么《七勇征西》《薛仁责东征》、大小“五义”等,我一边看一边讲。我们家在济南大明湖住的时候,我天天去听评书。一毛钱一次,听得可入迷呢!那时我十三四岁。中国古典小说差不多部是在那时先听到的。我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接触比较多。后来我想,还是中国古典的书对我后来的遣词用句起了很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时,我父亲也买了很多像《福尔摩斯》《侠盗罗宾汉》这类的小说和国内新式武侠小说,我也不知看了多少。

邢:那时你们家有多少人?

梅:我记不得了,只记得到入冬前渍酸菜时雇了好多女工。满院子的人在说笑。

邢:您怎么看待在沦陷区有日伪色彩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您的丈夫也是那时在北京很活跃的文化名人。

梅:你真是有意思。还是受“不是白就是黑”这种教育比较深。我们那时只是二十几岁的小青年。只知道文学不是政治。文学就是说人间事。上世纪40年代的文学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延续。我们和不少日本人认识,知道日本人不是铁板一块。比如介绍我丈夫柳龙光回国办杂志报纸的日本人圭谷就是反战同盟的。后来他被日本军阀押回日本。当然在日本人统治下,我们也不敢写抗日的东西,但一个基本的意识是明确的:不能给日本人做狗,不能违背民族良心。所以日本方面给我发奖,我就不去领。那还是北大教授钱稻孙、沈启无等人推荐的。后来写《归心似箭》的李克异,也曾两次被评上大东亚奖,也没去领嘛。那时我们就是普通的青年学生,对社会、政治懂得少,想得十分简单。老百姓已经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还要承担那么多的民族责任和历史责任吗?从来没想到后来会那样看问题。我们是那时代的青年人。

人间的事哪能这么简单!我丈夫死时才二十九岁,他在《大阪每日新闻》时就给新四军买过药。我爸爸是在民族灾难的土地上发家置业的,和日本人也做生意……但是他暗中接济过抗日联军。

没有道理可讲

邢:上世纪50年代,您在各种运动中都没能幸免,当时有什么说得上的理由吗?

梅:也不知道是你们这代人思路已经规范了,还是那时统治的思想就邯么简单。那时领导定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还有什么理由可讲?

当时我在农业电影制片厂。农业部主办展览会,调我去编展览会会编。白天还在编报,晚上,告诉我明天回厂里上班,回去就宣布我是右派。我也一言没发。当时,不在乎你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如果你平常在厂里对新事情敏感,或对一些做法有意见,你就有点与众不同了。

举例子。有一次,我们采访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吕鸿宾说农业社要这样搞下去,明年还能吃带麸的麦子,后年就只能吃到壳了。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引起了我思考。回来写材料时,他们说应该怎么怎么写,我不同意。这不是就对我有了看法?他们有一种对知识分子天然敌视的心理。那时基层的各类领导确实这样看问题,普遍是这种作风。讲一个笑话,说了你们可能不信。我在教养所时,认识一个女子,她的领导追求她,她看不上那领导,结果就把她给教养了。一次,我和一位领导干部到河南出差,人家招待我们看了一场豫剧《桃花庵》。剧情大意是:女主角被人糟蹋了,生了儿子,自己不敢认儿子,要到庵里苦度一生。儿子长大后,要给母亲正名立牌坊。我心说这不是宣传封建道德、封建的忠孝观吗?那领导问我,你看怎么样?我说,演得不错,但内容还是老的一套。他却认为很好,女的守节,儿子孝顺。我什么也没说,但我觉得封建道德扭曲人性,我和他们的认识差得非常远。

有什么理由?说不清的理由!不可能不是右派,说不说都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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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一下子沦落到教养所,您是怎么想的?

梅:主要还是想孩子,没有钱了怎么养他们?孩子谁来看管?我们有一个朋友把孩子接去替我照顾。可是我没有了钱啊。我的小女儿从小身体不好,得了难治的病,过去有钱可以维持,我一进教养所,她是非死不可了。小儿子“文革”大串联染上肝炎,那时我又是“黑五类”,也是因为没有钱治,死了。真是家破人亡啊。怎么说呢?唉,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只有这样的干部让我感到温暖

邢:您感到那些国统区、解放区来的作家对您怎么看?您觉得他们又怎样呢?

梅:北京市文联当时有个大众文学创作研究会,我在研究会小说组,康濯是组长,副组长是马烽。我们在一起开了两年多的会。没有工资,就是文艺团体性质,还编刊物。当时我的实际工作是在36中教书。康濯对我很好。张恨水一直感到很难受,非常压抑。解放区的人十分看不起他。他算是一口气都没出就死了。其实,我也不好受,人家都是老革命,我们是被改造的。康濯属于比较爱才的人。他老觉得我们这些人受到的待遇不公平。“文革”后,康濯见到我,说:你受罪了。说着眼圈湿了,我非常感动。他和刘绍棠发起要给我们这些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出一套丛书。后来他们相继去世了,丛书也没出来。前几年要出我的作品集,我请康濯写序,他说,您的序我是一定要写的。后来他病重了,也没写成。在帮助《说说唱唱》编稿子时,和赵树理接触较多。赵树理对这些人都非常好,他认为这些人都很有才。

还有李克。我从台湾回来,给刘仁写了封信,说希望工作。刘仁就派李克找到我,让我先到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参与工作。农业部有一个宣传处长叫吕平,是柳龙光的朋友,他筹建农业电影制片厂时,说需要在文字上把关的人,一定要让我去,我就调去了。后来“肃反”时他也成了反革命,因为历史说不清。

邢:您丈夫对您有什么影响?

梅:我丈夫对我的影响就是一套马列。他其实最冤屈。他在辅仁大学时就接触了共产党。后来辅仁不念了,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经济。从那时,就给共产党做外围工作。又考到《大阪每日新闻》做记者,接着给共产党工作。他都是单线联系,我也不知道他都是和谁联系。只有一人我们一块儿见过,就是刘仁,当时他在西北旺——北方局的城市工作部。我丈夫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刘仁派他去说服内蒙古的参谋总长投降。这个参谋总长是内蒙古的一个王爷,是在日本时与我丈夫住一个公寓的同学,感情非常好。这个参谋总长就派他弟弟与我丈夫一块儿去见刘仁,在返回来的时候,参谋总长在台湾,他们就去台湾见总长。结果水路中船沉了,他遇难了。

邢:您就没有考虑再成家吗?

梅:我不是没有这个想法。新中国刚成立时,一心投入工作,还带着三个孩子;再说工资和稿费加起来也够用了。一打成右派就不能谈这个问题了。我有一个妹妹上小学时,她的一个非常好的同学被日本鬼子抓住,浑身涂了沥青示众,她看到后,吓坏了,神经从此不正常。解放后,我们出身不好,我弟弟养着她。1982年我弟弟死了,我刚刚恢复工作,就开始养她。有人说,你们有万贯家产,可以去要一些回来。但过去我和弟弟都特别进步,觉得有一份工资还要那些干什么?1950年我们家的财产[来自wWw.LW5U.com]还在军管,人家让我们回去办手续,我们就没回去,全上缴了,连手续都没去办。四妹生活无着落,政策又放开了,我回去想给她办一办,什么都没办下来,妹妹已经死了。所以,对我来说,两个后遗症:一是婚姻,一是身体。在拘留所得了肺结核,之后得不到治疗和较好的康复,现在是肺心病。

恢复工作,我就快六十岁,人家让我退休,我说,我二十多年没工作了,为什么不给我一点工作机会?吵了半天,才让我工作。1984年非退不可了,又没有轮上评职称。出国时,护照上只是个编辑。那个日本朋友说,没有职称无法接待。我和单位说,能不能给我一个高级职称出国方便?回答是,没有政策,不行。其实现在和外界交往,我用不着职称。我只是想,以后住院看病,不方便。

邢:您这些年爱看什么书?

梅:我对农业科学非常关注。大概以前一直在农业系统工作。农民是太苦了。没有新知识给他们,他们没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有的落后的东西都是由于生产的低下而来的。所以我对农业上的一点一滴的成就都特别开心。我写了好多这方面的小品文章。

邢:在您一生中,从思想到精神给您最大支持和帮助的人有没有?

梅:没有。我觉得,还是靠自己活下去的。作者:梅娘,原名孙嘉瑞,现代作家,著有小说集《小姐集》《第二代》《鱼》《蟹》等。

邢小群,学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编辑:孙明亮 mzsulu@126.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