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范子烨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这首诗主要表现任城王曹彰的勇武和金城太守、都亭侯苏则( ?-223)的忠诚，寄托了子建对这两位英雄人物的深沉思念，同时还以近似于现代“意识流”的叙述方式，表现了子建对桓公（?—前643）和管仲（前723 7或前716-前645）那种互相信任、互相扶持的君臣关系的憧憬。
对这首诗的若干底文，王叔岷已有揭示，这里略作补充：
1．“少时”二句，王叔岷曰：“《文选》曹植《杂诗》六首之六：‘抚剑西南望。’……魏明帝《长歌行》：‘抚剑下前庭。’……曹植《游仙》：‘骋辔远行游。”
2．“不见”二句，王叔岷曰：“曹植《送应氏诗》二首之一：‘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3．“路边”二句，子烨案，魏文帝《又与吴质书》：“昔伯牙绝弦于钟期”，“痛知音之难遇”。
这首诗前四句的底文就是曹植《白马篇》前四句：“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①《白马篇》的创作原型就是曹彰。此事由徐公持发明之，其主要论证如下：
此诗的创作原型确实是存在酌，他就是曹植的亲兄弟——曹彰。下面分段列举《白马篇》全诗，同时把《魏志·任城王（璋）传》的有关记载附志于后，从相互印证中来看其间的联系：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彰传》：“（建安）二十三年，代郡（按：代郡属并州，在今山西省北部，自邺出发，则正当“西北驰”）鸟桓反，以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彰北征。”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猿猴，勇剽若豹螭。”
《彰传》：“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彰谓左右曰：‘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
“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
《彰传》：“……彰北征，入涿郡界……虏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战，射胡骑，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厉，乘胜逐北……时鲜卑大人轲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彰传》：“太祖曰：‘为将奈何？’对曰：‘被坚执锐，临难不顾，为士卒先……”
应当说，《白马篇》全诗内容基本上都包含在曹彰传里了，若把“幽并游侠儿”换成曹彰的名字，此诗也能够读通。曹植只是为了某种原因，不便直写曹彰，把他的名字隐匿了，化之以“幽并游侠儿”……在曹操的诸多公子中，曹植人缘颇好。不过与他最相知的就属曹彰。史载曹操临终时曾驿召彰，彰自长安驰赴洛阳，未至而操已崩。后彰谓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清楚地显示了在曹植与曹丕的夺宗斗争中，曹彰是站在曹植一边的，他们间的关系非比寻常。曹植写首诗颂扬一下他的战功，原无足怪。若再考虑到曹彰此次北征，在当时确实影响很大，还曾得到曹操本人的夸奖，说“黄须儿竟大奇也”，那么此诗之作，就更是平常事了。
如果以上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此诗的写作时间自可确定在曹彰北征之年—一建安二十三年。
根据《拟古》其八前四句的描写以及徐氏以上对《白马篇》的论析，就《白马篇》描写的人物原型而言，徐氏与陶渊明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古人与今人的暗合与默契实在令人赞叹。但是，《白马篇》当作于黄初四年(223)六月任城王曹彰于京都洛阳暴薨之后。因为只有此时曹植才“不便直写曹彰，把他的名字隐匿了，化之以‘幽并游侠儿’”（前引徐氏语），既为曹彰鸣不平，又寄托自己的哀思。《魏志·任城威王彰传》：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
传中“少善射御’以下诸句乃是陶渊明“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两句诗的底文。桑干属于代郡，代郡在幽州以西，邺城以北。就地理方位而言，曹植称曹彰为“幽并游侠儿”，这是准确的，但关于“张掖至幽州”的远行的描写，就不符合曹彰的生平了。《曹子建集》卷九《任城王诔》：“昔二虢佐文，旦夷翼武。于休我王，魏之元辅。将崇懿迹，等号齐鲁。如何奄忽，命不是与。仁者悼没，兼彼殊类，矧我同生，能不僭阻？目想官墀，心存平素，仿佛魂神，驰情陵墓。凡夫爱命，达者徇名。王虽薨徂，功著丹青。人谁不没，贵有遗声。乃作诔曰：幼有令德，光辉圭璋。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心存建业，王室是匡。矫矫元戎，雷动雨徂。横行燕代，威慑北胡。奔虏无窜，还战高柳；王率壮士，常为军首。宜究长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退。同盟饮泪，百寮咨嗟。”这篇诔文历数曹彰的生平事迹，但并未说他去过河西。其实，这里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历史人物。《三国志》卷十六《苏则传》：
苏则字文师，扶风武功人也。少以学行闻，举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为酒泉太守，转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则勒兵讨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则护羌校尉，赐爵关内侯。后演复结旁郡为乱，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进、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又武威三种胡并寇钞，道路断绝。武威太守毋丘兴告急于则…一乃发兵救武威，降其三种胡，与兴击进于张掖……河西平。乃还金城。进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初，则及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尝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于是乃止。文帝问则曰：“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则对曰：“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一黄初四年，左迁东平相。未至，道病薨，谥日刚侯。
与曹彰一样，苏则也是一位刚直疾恶、富有正义感的英雄。他在金城太守任上，率部平定张掖叛军，收复了河西之地，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受到了曹丕的表彰。但他反对曹丕称帝，所以听说曹魏代汉，便发服悲哭。曹植也有同样的表现，《魏志》卷十六《杜恕传》载杜恕(198-252)奏，有曰：“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而有司嘿尔，望风希指，甚于受属，选举不以实，人事之大者也。”裴注：
臣松之案：大将军，司马宣王也。《晋书》云：“宣王第五弟，名通，为司隶从事。”疑恕所云狂悖者。通子顺，封龙阳亭侯。晋初受禅，以不迭天命，守节不移，削爵土，徙武威。
《晋书》卷三十七《任城景王陵弟顺传》：
顺字子思，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因此，本诗寓意颇深。清顾炎武(1613-1682)指出：“陈思王植初封临茁侯，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文帝恨之。司马顺，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愿者，乃在于兴代之懿亲，其贤于裸将之士、劝进之臣远矣。”④清陈沆(1785-1826)说：“《君子行》，此诗读者但谓理语，而不问前后之弗贯，古诗无是也。史言子建闻汉帝禅位，发丧哀哭。此诗其建安之末，知兄丕将谋禅，讽其终守臣节者乎？前言权势震主，嫌疑不可不避，劳谦不伐，和光同物，乃处嫌疑之道也。宜如周公之下土，则无逼上之嫌矣。丕既受禅，语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愿丕为周公，不愿丕为舜、禹，此子建之苦心，无愧《风》《雅》者。”④但曹植此举使曹丕万分恼怒。《魏志·苏则传》裴注引《魏略》：
初，则在金城，闻汉帝禅位，以为崩也，乃发丧；后闻其在，自以不审，意颇默然。临淄侯植自伤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后文帝出游，追恨临淄，顾谓左右曰：“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时从臣知帝此言，有为而发也，而则以为为己。欲下马谢。侍中傅巽目之，乃悟。但苏则并未到过幽州，所以陶诗所谓“张掖至幽州”，乃融合了曹彰和苏则两个人的事迹。案，《世说新语·尤悔》第1条，卞太后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参见下文）这里是以封王之地代指曹彰和曹植，而“张掖至幽州”则是以建功之地代指苏则和曹彰，表现方式正好相同。曹植对苏则其人未必十分熟悉，但他们彼此却堪称知音，因为他们同时为曹魏代汉而哭泣，所以子建才说“不见相知人”！
子建和曹彰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魏志·任城威王彰传》裴注引《魏略》曰：“彰至，谓临淄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曹彰之作如此说，未必是想当然，一定有确实的依据，否则，就是故意编造违逆父亲遗命之言，无论作为曹操之子，还是作为侯王，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魏志·任城威王彰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曰：“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忿怒暴薨。”看来，曹彰的暴薨与曹丕的继位确实另有隐情。《世说新语·尤悔》第1条：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因在卞太后合共围棋，并瞰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进，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左右毁姘罐，太后徒跣趋井，无以汲。须臾，遂卒。
因为曹彰有超人的武功，还有熟悉的军队，加之他又关注代表皇权的玺绶的所在，以曹丕之为人，必然要暗下杀手。其实，既然曹植能够顾全大局，曹彰自然也就平静下来了，他也希望得到曹丕的重用。《魏志·任城威王彰传》裴注引《魏略》曰：
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国。始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而闻当随例，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时以鄢陵塉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禅，因封为中牟王。是后大驾幸许昌，北州诸侯上下，皆畏彰之刚严；每过中牟，不敢不速。
可见他和曹植一样，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曹丕。《文选》卷六左思(250? -305)《魏都赋》曰：
本枝别干，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东阿。抗旍则威噞秋霜，搞翰则华纵春葩。英喆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将猛四七。赫赫震震，开务有谧。故令斯民睹泰阶之平，可比屋而为一。
按照左思的构想，有才华横溢的曹植和勇武过人的曹彰为弟是足以“蕃屏皇家”的，同时，又有贤德、美丽的甄氏为妻，曹丕本来也应当是天下最开心的君王和最幸福的男人，明钟惺就曾经感叹说：“世上俗恶人不足言。文帝一肚文雅，有甄后为之妻，陈思为之弟，除却骨肉，文章中亦宜有臭味，而毫不能感动回旋，真不可解也。”⑦但是，曹丕却偏偏不能容下自己的亲人，亲人奉献给他的是忠诚、信赖和爱心，而他回赠给亲人的却是阴谋、毒药和绞索！ 《魏志·文帝纪》裴注引曹丕《典论·自叙》：“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苟或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或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白马篇》描写“游侠儿”武功的高超，有“宿昔秉良弓，梏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等六句，实际上即以曹丕此文为底文，其中的讽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曹彰去世后，子建作《任城王诔》，有云：
王虽薨徂，功著丹青。人谁不没，贵有遗声。乃作诔曰……心存建业，王室是匡。矫矫元戎，雷动雨徂。横行燕[来自wWw.Lw5u.coM]代，威慑北胡。奔虏无窜，还战高柳；王率壮士，常为军首。宜究长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
曹彰本来是一位可以“永保皇家”的英雄，却被嫉贤妒能的兄长害死了，正所谓自毁长城。子建的《赠白马王彪》诗充分反映了此事给他造成的深创巨痛。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二句的底文是子建《离缴雁赋》：“饥食稻梁，渴饮清流。”只是把动词后的名词更换一下而已。但前一句彰显曹彰、苏则的气节，后一句则隐寓对曹彰“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惜与悲叹，通过与荆轲刺秦故事的隐形对比，表现子建对曹丕的讥讽和嘲笑。据《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二年(207)十一月曹操至易水，代郡、上郡乌丸行单于来贺。但此事与曹彰无关，陶渊明只是截取“易水”之名而已。首阳山在洛阳附近，曹彰出兵北征，这里是必经之地。曹植《赠白马王彪》：“清晨发皇邑，日夕过首阳。”是其证。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表面上看，这两句诗的描写是绝对违背历史真实的，因为尽管我们对伯牙与庄周的坟墓位置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两座“高坟”并不相邻，所以这两句诗必有待发之覆。《文选》卷四十杨修《答临淄侯笺》：“修死罪死罪。不侍数日，若弥年月，岂由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敢望惠施，以忝庄氏。”而《魏志·陈思王传》裴注引《典略》曰：“是时临淄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书曰：‘……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之嗤余也……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在子建的笔下，“钟期”和“惠子”都是单独出现的，藏在背后的正是“伯牙与庄周”！可见陶渊明的拟代功夫已经臻幽造微了。其实，在曹丕代汉以后，子建徙封外地，其精神状态有时是非常错乱的。《魏志·陈思王传》：
（黄初）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衅归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昼分而食，夜分而寝……伏唯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舍罪责功者，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于思泽而不能自弃者也。”倘若曹操地下有知，对此当作何想？因为无论如何，子建都是不能称兄为父的。如果说对曹丕这样称呼还算可以的话，那么，《转封东阿王谢表》“不图陛下天父之恩”的表述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七：“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表》诗：‘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又曰：‘七子均养者，鸤鸠之仁也。“矜愚爱能者，慈父之恩也。’皆不合理。何则？子建与子桓为亲兄弟，尊之为君，礼也；称之为父，非礼也。其诗曰：‘逝惭陵墓，生愧阙庭。’是念其父也，念其父而又以父尊兄，[来自WwW.lw5u.com]可乎？此卑而人于谬者也。”如此的精神错乱，似乎使我们为“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式的缭乱思绪找到了依据。其实，“唯见古时丘”与“路边两高坟”的叙述，与曹植对临淄的记忆有密切关系。所谓“古时丘”实际是指营丘。《水经注》卷二十六“淄水”：
淄水又北径其城东，城临淄水，故日临淄，王莽之齐陵县也。《尔雅》曰：水出其前，左为营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以四履，都营丘为齐，或以为都营陵。《史记》，周成王封师尚父于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莱侯与之争营丘。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至营丘，陵亦丘也。献公自营丘徙临淄。余按营陵城南无水，唯城北有一水，世谓之白狼水，西出丹山，俗谓凡山也。东北流，由《尔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为营丘矣。营丘者，山名也。《诗》所谓子之营兮，遭我乎峱之间兮。作者多以丘、陵号同，缘陵又去菜差近……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营丘之名，与《尔雅》相符。
而“两高坟”则是指齐桓公和管仲的陵墓。《北堂书钞》卷九十四“桓公坟”条原注：“桓公坟陇在南山之阿，管仲坟侧。”又《水经注》卷二十六：
（淄水）又东过利县东……又有女水注之。水出东安平县之蛇头山。《从征记》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余丈，高四丈，圆坟围二十余丈，高七丈余，一墓方七丈。二坟，晏谟曰：依陵记，非葬礼，如承世，故与其母同墓而异坟，伏琛所未详也。冢东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齐郊，瞻望桓公坟垄，在南山之阿，请为立祀，为块然之主。”
侍其衡不详为何人，但他奏报曹操为齐桓公立祠一事，曹植自然是知道的。案，鲍照《拟古》八首其五：“管仲死已久，墓在西北隅。后面崔嵬者，桓公旧冢庐。”陶公《拟古》九首其二：“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其八：“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鲍照在这里既模拟了陶渊明《拟古》的这些诗句，同时也表明了他对陶诗“两高坟”的理解，那就是指“桓公旧冢庐”和位于其“西北隅”的管仲墓。显然，《拟古》其八明显带有子建在临淄的生活印痕，所以这首诗是对《拟古》其六的呼应。诗人意在表明齐桓公和管仲那样互相信任、彼此依赖的君臣关系，是曹植心目中最为理想的君臣关系，而这种君臣关系在残酷的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由于对历史的叙述和对曹彰、苏则的记忆混杂在子建的心灵世界当中，遂使本诗在语言层次上出现极度的混乱，但这种混乱的“意识流”恰好传达了子建追求君臣际会、朋友相知的心灵秩序，这是整肃中的纷乱，是严谨中的散漫，是无章法的章法。末二句：“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这是子建的自问，意谓曹彰、苏则那样的人已经难以再得了，自己已到东阿，复有何求？深深的失望，显露了一颗孤寂的心。
子建在鱼山之上的人生回眸至此结束。
作者：范子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
编辑：王朝军 zhengshi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