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 韩小梅
早在西方人踏上西藏土地之前的很多世纪，西方便流传着许多关于西藏的荒诞无稽的传说。直到17世纪初，欧洲传教士随着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步伐，也将自己传教的触角伸向独尊藏传佛教的雪域高原，此后近二百年陆续有传教士历尽艰险前去西藏传播基督福音。对彼时的他们而言，进入西藏最直接的考验来自严酷的自然环境，连绵的雪山、极度的寒冷与饥饿、寂无人烟的荒原常常成为进藏者挥之不去的梦魇。但相对于自然因素，对西方人而言，最大的阻力来自清政府日渐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18世纪末，乾隆皇帝驱逐入侵西藏的尼泊尔廓尔喀人之后，为防止西藏边境再受侵犯并保护西藏的宗教传统，清政府严厉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中国西藏一步。从此以后西藏的大门对外国人彻底宣告关闭。西藏真正成为西方人的“禁地”。但是“禁地”的神[来自www.lW5U.com]秘性反而更加强化了西藏对西方人的诱惑。堂而皇之地进入西藏已经没有可能了，那些探险家、传教士以及其他对西藏充满好奇的形形色色的西方人，无不是以各种身份作伪装偷偷潜入西藏的。
19世纪初以来，西方人潜往西藏的最终目的地都指向拉萨。但这些人几乎总会在距最终目的不远的地方受阻，在近一个世纪内，有记载的成功到达拉萨的西方人寥寥无几，其中留下丰富的记录且最引入注目的当属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1813-1860)。
古伯察穿越大半个中国的长途旅行颇具传奇色彩。他与遣使会会长秦噶哔(1808-1853)于1844年2月从澳门启程，经北直隶的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热河、蒙古诸旗、宁夏、甘肃（包括现在的青海省）、西康等地区，历经十八个月的艰苦旅行，最终在1846年1月到达西藏首府拉萨。近两个月后被驻藏大臣琦善驱逐出藏，离开西藏后，古伯察一行于1846年6月到达西康首府打箭炉（康定），然后经由四川、湖北、江西等省，于1846年9月到达广州，同年10月返回澳门，完成了这次环游中国的长途旅行。
古伯察回到澳门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完成了《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两部游记。《鞑靼西藏旅行记》主要是古伯察从内蒙古黑水川出发，进入西藏，又被琦善驱逐至西康首府康定这一段路程的记录。《中华帝国》则为《鞑靼西藏旅行记》的续篇，详细记载了古伯察从康定到澳门最后离澳归法前的旅程。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1878-1945)曾经指出：“很少有游记可与古伯察神父的著作相媲美。此书在1850至1868年间，至少出版了七个法文版本，后来又被译成了诸多种文字。由两名遣使会士穿越亚洲的神奇长途跋涉，有充分理由产生轰动效应。”“对于读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作者的所见所闻或那些未曾亲眼目睹其场景的事件，而重要的是他进入了禁城、曾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并被驱逐了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冒险故事）。”
古伯察一行的游历正处于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势力的渗透、丧权辱国协议的签订使中国的老百姓对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充满疑虑和恐惧。民间——甚至在古伯察曾造访的戈壁大漠边缘——也曾爆发传教士与中国人之间的冲突。古伯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便煞费苦心地以“中国人的方式”乔装打扮：头发一直剃到头颅顶上，发辫垂到大腿，脸上染上一层淡淡的黄色，嘴里叼一根中国式的烟杆。在蒙古，高鼻深目的秦噶哔和古伯察，被当地人误认为游方喇嘛。牧民们非常自然地称他们为“喇嘛老爷”，向他们抱怨社会的不公，请求他们祈福或治疗疾病。刚开始古伯察和秦噶哔总会进行纠正，“我们不是佛陀的喇嘛”，“我们来自西方”。但普通信徒根本分不清“西方”与“西天”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看来，“西方”只能是藏传佛教的发源之地——西藏。几番误会以后他们发现，“西藏喇嘛”的新身份可以让他们在蒙古人中获得近乎狂热的崇拜。于是他们索性剪掉发辫，穿上了黄色长袍，系上红色腰带，戴上黄色法帽，改口称自己是从西藏来的喇嘛。就这样，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戏剧性地摇身一变，成为蒙古人心目中的“西天喇嘛”。
事实上，古伯察一行原计划绕过戈壁沙漠到达西宁，然后再从那里向北行进去北方喀尔喀蒙古部落。“但由于他们深入到了甘肃省信奉喇嘛教的地区，所以开始感觉到拉萨在整个西域的吸引力了。而且，他们自己也无法抵御这种吸引力”，因此，两人决定放弃去北方喀尔喀蒙古部落的计划，将最终目标指向了世界屋脊西藏。他们认为藏传佛教信众遵循的某些行为规范“无法使堕落的民族恢复道德”，“唯有基督教才能把不信教的民族从他们沉沦的罪恶深渊中拯救出来”，他们有义务“去制止从事幻术的喇嘛们的活动”。古伯察的这种傲慢与自负我们并不陌生，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基督教世界性扩张时代最通行的理念，任何“异教”的东西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价值秩序中都被确定为邪恶、愚昧和黑暗的象征。
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古伯察等对于藏传佛教的基本看法很难摆脱简单化与偏见，正如米歇尔-泰勒所言：“他从中仅仅看到一种迷信、巫术和偶像崇拜。”正因为如此，作为藏传佛教圣城的拉萨，在古伯察的笔下首先被描绘成一个商业贸易中心，读者很难从他的游记中真正感受到其应有的宗教氛围。
古伯察这样介绍拉萨这座城市的概貌：“拉萨不是一座大城，其方圆最多有两法里……拉萨市的主要街道都很宽阔、笔直和相当干净。至少在不下雨的时候如此。其郊区则显得令人反感和不可言状的肮脏。”“拉萨的居民习惯于每年都粉刷他们的住房。这些房子平时总是保持着令人赞赏的干净，始终都显得是新建的。但其室内则远远不与它们在外貌所呈现的那种整洁相和谐。房间都很脏、被烟熏得漆黑、发出说不出的味以及令人不舒服[来自WwW.lw5u.cOm]的混乱，到处都是乱堆的家具和用具。”
这是他笔下的布达拉宫：“它矗立在这一条宽阔的河谷中，就如同大湖水平面之上的一个小岛屿。该山叫做布达拉山，也就是‘佛陀之山’或‘神仙’。达赖喇嘛的崇拜者们，就在由天工做成的这一庞大地基上，建了一座宏伟的宫殿，他们那有血有肉的活佛就生活在其中……在非常神圣的日子中，他从这一高大神圣建筑的顶部，可以巡视他那无数的崇拜者。他们在平地上蠕动，前来神山脚下跪拜。”“在布达拉宫附近，始终会出现大型活动。但在一般情况下，那里的所有人都庄重而沉默，宗教思想似乎控制了所有人的思想意识。”
这是一个贫穷和富裕混杂的地方。“该地区可能为世界上最富庶而同时又是最贫穷之地。它富有金银，而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则十分贫乏。”
总体而言，古伯察笔下的拉萨处处呈现刺眼的反差：富裕的贵族阶层与赤贫的下层社会、宽敞的街道与肮脏不堪的郊区、金碧辉煌的庙宇与低矮拥挤的民房，铁砧的噪音、单调的诵经声、螺号声、市场上牲畜的嘶鸣声组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
到拉萨一个月后，驻藏大臣琦善召见了古伯察。在前去拜见这位代表清政府签订《穿鼻条约》的清朝大员时，他们拒绝按照清朝的礼仪下跪，而是坚持用法国人的方式拜见。“我们认为，当大家有幸成为基督徒、传教士和法国人时，那么面对任何中国人直立都不算傲慢。”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一幕似乎重演了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拜见乾隆时颇具戏剧性的一幕。
古伯察一行人藏的时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尽管遭受鸦片战争的重创，但依然坚守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内部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思想沉闷，万马齐喑；而西方列强，尤其是英法等国在经历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变革后，一跃成为横行世界的殖民者。此消彼长的结果是中国逐渐成为他们觊觎的对象，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则彻底摧毁了西方人对中国这个古老帝国最后一点敬意。因此，此时踏上中国国土的西方人，已全无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的先贤对中国的那种崇仰之情。在古伯察的记录中，我们处处看到作为当时世界第二强国法国的传教士根深蒂固的自信和傲慢。
自葡萄牙传教士安尔尼奥·德·安德拉德神父率先进入西藏传教开始，传教士便开始为西方世界了解彼时政教合一背景下的西藏提供直接的实证材料，同时也将当事人所代表的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西藏观”赤裸裸地展现于世人。一方面，安德拉德神父和后来留下丰富记录的传教士如古伯察等关于西藏地理环境、自然物产、风土民情等方面的记载，建立在作者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凡涉及到西藏的宗教文化传统以及民众的社会生活，传教士们立刻暴露出殖民主义时代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排他性的价值观，尤其对作为“异教”的藏传佛教，西方传教士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并企图以基督教取而代之，传教士的行为引起了藏传佛教僧侣们的不满和怨恨。这也是在古伯察之前近两百年间，西方传教士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其传教事业却鲜有成就的原因之一。
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形形色色的西方人克服重重困难进入西藏。毋庸置疑，“西天喇嘛”古伯察的西藏叙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彼时的现实，但另一方面却也充斥着文化殖民主义者的傲慢与偏见。他的高度选择性的西藏叙事契合着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观念。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生活在东方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而他们的灵魂需要基督福音的拯救，对他们不识时务地拒绝“文明人”的善意的行为必须予以惩戒。这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的工具。如果说这种逻辑在古伯察等西方传教士的笔下显得还较为隐晦的话，近一个甲子之后随侵略者的刺刀闯入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已经将这种逻辑赤裸裸地形诸笔墨毫不掩饰了。
作者：韩小梅，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 比较文学及文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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