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段崇轩
乡村在衰落，城市在“雄起”，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现代化、科技化了。当物质、名利、欲望等成为一座“围城”的时候，人们却突然发现生活中少了什么，譬如那种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来自wwW.lw5u.CoM]、民情风俗，譬如大家庭中的人伦亲情、相濡以沫……于是人们又开始寻找那种失落了的人间烟火和真情。正是在这样的现代化进程和人的精神历程背景下，王祥夫为我们奉献了一篇篇别有韵味的“喻世”小说。2002年他的《上边》（《天下》第2期）描述了一个废弃的山村中，一户农家父母与儿子的日常生活与天伦之情，凸显了一位爱子如命把养子当做人生全部寄托的老父亲形象，作品获得第三届“鲁奖”。十年后的今天，他又拿出短篇小说新作《归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他关于乡村文明与伦理人情的创作主题。此篇与前篇相比，人物增多了，虽然对主要人物的刻画有些削弱，但却平添了对民情风俗的描绘，意境和内涵扩大了，可以说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新突破。祥夫并不是一个否定现代文明的保守主义者，他是从传统生活和文化中发掘有生命的东西，呼唤伦理亲情的“归来”、重建。
王祥夫对地域文化和乡村风俗有着特别的兴趣，这在其既往的乡村小说中多有表现。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丰富，完整、独特的民情风俗。它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精神家园。但是，近现代以来的反封建运动，把它冲击得支离破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大潮，又把它连根拔起。广大农村的衰落，更使民间风俗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在古老的民情风俗中，虽有封建糟粕，但更有中国文化的精华，它对于重建社会道德、家庭伦理、人生信念，依然有积极的现代意义，譬如乡村社会的孝亲伦理、婚嫁风俗、丧葬仪式、节日习俗等等。《归来》写的是乡村的丧葬仪式。中国社会历来有重生厚葬的传统习俗，只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被“破除”了，近年来有些乡村渐渐有所恢复，虽然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掺杂了其他成分，人们的感情也不见得那样虔诚，但毕竟是一种重新开始。
传统的丧葬仪式是极为隆重、烦琐的，而且各个地方的风俗又迥然有别，我们所知不多。王祥夫笔下的吴婆婆的丧葬仪式，是晋北的、内蒙古的，还是作者凑合的？我们也不好猜测。从艺术角度讲，祥夫描写的丧葬仪式，是逼真、鲜活、独特而富有意味的。这是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庄的一户平常人家，丧葬虽然简单却办得认真，在某些程序中，主家已倾尽全力。在整个仪式中，充分体现了民间社会重生厚葬的文化观念，表达出了村民对死者的尊重、怀念，儿女对母亲的哀悼、孝心。仪式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通过形式强化一种民间文化观念，培育人们的思想道德信念。乡村的丧葬仪式冗长、复杂，一个短篇小说不可能包罗殆尽。祥夫尽可能地描述了丧葬的主要过程，又恰当地突出了其中的重点程序。吴婆婆的病倒、咽气、入殓等均没有直接去写，只是作了一些简略的插叙。小说是从三小带着媳妇、儿子归乡“奔丧”写起的。他三年没有回家，只因为在南方打工丢掉了一条胳膊，这一情节成为小说的“文眼”。小说细致地描述了游子回家的悲痛、悔恨之情。在“祭奠”中着重写了村民出出进进给吴婆婆烧纸、进香，以及侄儿连成在灵堂前对姑姑的悼念、回忆，显示了吴婆婆生前的为人和美德。而棺材要彩画，画上大红大绿的荷花牡丹，娘家人送祭馍送的是红彤彤的大面包，孝子晚上守灵要睡在棺材四周的草秸上，这就是一种地方风俗了，自然是在表达对死者的祈愿，显示后人的孝敬。还有一些重要程序，如开坟、唱戏、请客等，作者几笔带过，而出丧程序则干脆不写。作者泼墨一样去写的，是给吴婆婆“领牲”和收[来自Www.lw5u.Com]拾吴婆婆箱底这样两个情节。“领牲”不知是哪个地方的风俗，我没有见闻。它大概很古老了，带有巫术的色彩。祥夫细致地描写了“领牲”的情景：把一只羊作为通灵的动物置于堂屋，由年龄大辈分高的王伯主持，吴婆婆的晚辈子女身穿孝服跪在地下，主持者发令磕头，然后以羊作为吴婆婆的替身，汇报丧事详情，询问有何意见。羊的神情、举动就代表了吴婆婆的态度。由于羊几次走近、看着三小，意味着吴婆婆对三小最为挂念。最后主持者给羊头上浇水，羊打激灵抖过，就表示着吴婆婆的满意和高兴。这种看似迷信、荒诞的仪式，意在显示人的灵魂的不死和强大，体现生者企图与死者沟通的愿望，是一种很有民间色彩的风俗。由妯娌几个收拾婆婆的箱底倒是晋北农村较普遍的风俗，吴婆婆那只旧黄漆衣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衣服、鞋子、纽扣、线团、照片、豆种……都整理得井然有序，它代表了一个乡村女人全部的人生内容、能力个性。这不由使人想到赵树理《传家宝》中，李成娘床上那件“百宝箱”式的大黑箱子，二者相隔半个多世纪，但却又何其相似。而吴婆婆黄漆衣箱里最让人吃惊和感动的是，还藏着一笔财富，一笔留给儿女们的财富。
乡村的民情风俗特别是婚嫁丧葬风俗，既是民间文化的载体，也是家庭伦理的窗口或舞台。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之情；透过它，每个家庭成员都体现着自己的责任与情感。在当下的乡村，家庭伦理虽然变得简单而薄弱，但依然还在流传；而在城市，越来越变得狭小、孤单的小家庭中，伦理亲情已是十分稀薄了。王祥夫通过吴婆婆的一场琐碎的葬礼，硬是发掘出了一种温暖而动人的人伦亲情。它像一首古老的歌谣，让人心旌摇荡、顿生温暖。这是衰落的乡村中永恒的温情。梁漱溟在论述家庭伦理时说：“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以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与之人，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既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每个人在家庭中都各有自己的位置和义务，由此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庞大根基和独特文化。祥夫把这种家庭伦理演绎得曲尽其妙、美好动人。去世的吴婆婆是一个平凡的乡村女人，但她的行为和品德却是不平凡的。她是一个勤劳、节俭、细心、慈祥的母亲，拉扯大三儿一女，又帮他们成家立业。去世前她把自己辛苦养大的猪杀掉，给每个儿女各分得一份。她加入“不吃肉教”，由吃荤变为吃素，硬是从牙缝里抠出一万五千八百元钱，留给自己的儿女。她永远活在儿女们心中，在她身上真正体现了一位传统女性博大而深挚的母爱。小说中的一个核心情节是闯荡南方的三小把自己的一条胳膊也丢掉了，它更激发出兄弟、亲人之间的一种骨肉之情。作为兄长的大小最关心和不放心的是弟弟三小，处处体谅他、关照他。哑子二小看到弟弟的残废，“呀呀呀”地叫喊，一头头出汗，爱莫能助却心如火燎。大嫂好梅，从小把三小视为己出，长嫂如母，看到三弟的伤残，几次失声哭泣。三小的侄子与叔叔形同兄弟，悄悄把自己留着的好烟塞给叔叔。特别是在处理老人留下的现款中，全家一致同意给拖家带口又残废了的三小。而三小感激兄嫂，又把钱偷偷地全部留给了哑子哥哥。在这些琐碎细小的家庭交往中，我们感受到了亲人之间的一种骨肉亲情，感受到了一种传统伦理的生生不息。祥夫不仅写了底层社会的伦理亲情，还写了乡村的朴素爱情，大小与妻子好梅的夫唱妇随，三小与四川媳妇的共度艰难，着笔不多，都有点染。此外还穿插了乡村的友情，如村长王宝地与大小是朋友，在择日、唱戏、领牲等一系列杂务中，精心谋划、全力以赴。可以说，《归来》发掘的是乡村社会那种源远流长的亲情、友情以及爱情。
这里还须论及的是王祥夫小说的叙事方式和语言。他在创作中不追求情节的故事化、主题的深度化，他着力表现的是一种逼真、自然、散漫，朴素的日常生活，在本色本香的生活形态中蕴涵了作者的艺术构思、思想探索，有一种写实主义的特征，进入了一种“无技巧”境界。他的叙事语言直白、絮叨、口语化，但却又氤氲着一种文人的雅致、细密和人文情怀，达到了一种大雅大俗的高度，走的是汪曾祺的路子。用这样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去表现乡村生活和人物，祥夫显得得心应手。
乡村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但乡村文化和人伦亲情却是永远值得怀念和呼唤的。三小又携妻带子匆匆远走了，而家庭亲情和故乡温情一直会伴随、温暖着他……
作者：段崇轩，作家、评论家，现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山西文学院—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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