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古远清
王文兴，1939年生于福建福州，1946年随家人到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留美后回母校任教授。出版有短篇小说集《龙天楼》《玩具手枪》，长篇小说《家变》《背海的人》等，另著有《家变六讲》《小说墨余》《星雨楼随想》等。
在台湾小说史上，王文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人物。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创作了不少小说，却几乎未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他最长的短篇小说《龙天楼》问世后，评论者寥寥无几。他第二部长篇《背海的人》与读者见面后，文坛的反应也极为冷淡。而他的《家变》之所以能一炮走红，后来还被评为三十部的“台湾文学经典”之一，和这部作品的实验风格以及台湾重量级刊物《中外文学》创刊时须借争议吸引读者的眼球有一定关系。
不可否认，王文兴在台湾现代派的兴起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他的创作，台湾的现代派小说就要大为失色。还在大学时代，他就与白先勇、李欧梵、欧阳子、刘绍铭等同窗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和陈若曦一起负责小说编务，推动了台湾现代文学的创作风气。白先勇事后回忆说：“王文兴主意多，是‘现文’编辑智囊团的首脑人物，第一期介绍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资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
有独创性的作家在不重复别人的同时，更不重复自己。喜欢唱反调的王文兴，却不怕重复自己。在他的所有小说中，其主角都是一种刻毒、自私、狂傲的“愤青”，一种向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当然，这是粗线条意义上说的，在细线条方面，他的作品人物类型相似，而身份、言行、细节有重要的差异。像他早期作品《玩具手枪》中的胡昭生，性格内向，当他碰到性格和自己不一致尤其是相反的，总是用过激行为去反抗他们的嘲弄；《寒流》中的另一少年，以一种悲剧的壮烈去对抗情窦初开的觉醒；而长篇小说《家变》中的范晔，则是这种反叛形象的集大成者。
《家变》以两代人的冲突为题材。主角范晔从小在父亲的爱抚下成长，与老一辈有浓厚的亲情。父亲牵他在路上走，“他的小手舒憩适恬地卧在父亲暖和的大手之中”。晚上父亲睡在他的旁边，他感到“这是个安适恬宁的角隅。他恍然卧在人间最安全的地带，父亲偃卧之身像墙垛般阻住了危险侵害”。无论是课本上还是在教室里，他常常幻化出“爸爸温蔼和善的颜面”。父亲下班回家，他站在巷口守候，哪怕等到深夜。他甚至害怕过早失去父母，向上帝祷告希望他们身体永远健康。可后来他对父亲的态度发生了质变：在机关裁员中父亲“下岗”，造成范晔休学，他由此嫌弃父亲贫困而愚笨。他还觉得父亲身体矮小，且长得丑陋。有一回，范晔调皮捣蛋遭来父亲一顿毒打，他先是惊痴，后是恨得发抖：“他是这样恨父亲，他想杀了他。”“他想着以后要怎么报复去，将他驱出家舍，不照样抚育他！”报复的手段便是虐待父亲，在老爸过生日时居然不许他吃饭，像老子训儿子一样对他大声呵斥。父亲感到儿子如此不通人情，且毫无人性，便像娜拉一样弃家出走。
《家变》从1972年9月至次年2月在《中外文学》连载了半年，是名副其实的毁誉参半的小说。“这本小说就像一位披着长发的青年走在街上一样，行人都不约而同地为之侧目。”“侧目”和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评价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范晔叛逆大胆的虐父行为，另一方面是如何看待<家变》中的怪异句法和文字运用。
就内容来说，《家变》的故事有现实依据，作者通过家庭是怎样变又为何会变，反映了急剧西化的台湾现实面貌。影响家庭解体的最重要因素是金钱。国民党撤退去台时，经济萧条，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宽裕。尤其是范晔的父亲在竞争中失败退休回家后，范家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从而影响了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一天到晚为油盐柴米焦虑和争吵，这使得范晔觉得这个家庭贫苦又没有自由、毫无温暖可言。范晔甚至认为：“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种制度！它也是最最残忍，最不人道不过的一种组织。”后来范晔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当上大学历史系助教，他理所当然要赡养年迈的双亲，以便把这个家维持下去，可范晔并不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为此他批判起“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传统道德。在范晔看来，问题的症结正在于“经济”二字，“他们（是一些老人）其所要的就是钱钞而已！”正如刘绍铭所说：“范晔所处的社会是新派社会，而且最要紧的一点，是个父权没落的社会，谁赚钱谁养家，谁就是一家之主。因此，往深一层看，王文兴的《家变》是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崩溃的象征，礼运大同理想的破灭。”
西方文明的入侵是影响家庭解体的另一因素。范晔和父亲首次闹翻后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如果我们开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异种的西方国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会知道根本就不认为什么‘孝’不‘孝’是重要的东西……美国那儿他们的父亲对他儿子像对待朋友一样，美国的父亲和儿子他们先做朋友，而后是父子。”正是西方的道德观念使范晔背弃了原先信仰中国人伦的价值观，使其言行唯西方马首是瞻。尽管王文兴不承认《家变》的社会性，认为自己没有想要替现代社会看病或找出病根来，只是“一直期望往深刻方面去写”，但作品所体现的中西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的，正是西化思想的入侵使家庭的伦理关系异化，使两代人出现了无法相融的代沟。《家变》中的这出悲剧正是西化、异化与代沟混合的结果。
《家变》的发表之所以引发台湾文坛“地震”，在于作者赞成反叛家庭的观点，对范晔有悖人伦的言行颇为欣赏。不但那篇宣判家是牢笼的日记写得振振有词，而且作品结尾肯定，只有父亲离家才能使儿子容光焕发，才能使母子生活愉快。这是违背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尊老、敬老、养老传统观念的。切断家庭人伦关系的纽带，把老人赶走推向社会，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乡土派作家尉天骢等人对范晔的行为无法接受，对作者的创作动机提出质疑。
但不管如何质疑，《家变》的艺术性无法否认。这是一部成熟的心理写实小说。王文兴的写实，突出表现在写范家四口的变化及其人伦关系的恶化，交代得既细腻入微又一清二楚，一点也不晦涩。当然，仅靠写实还不能成为现代小说。王文兴的写实是与心理变态的描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范哗白天虐待父亲，到半夜又十分后悔，可一到面对现实，这种后悔也[来自WwW.lw5u.com]就抛到九霄云外，为此他更加瞧不起自己。“作者借着隐藏身份的叙述者，暗示主角精神分裂状态，刻镂了范哗深为隐晦的矛盾内心，以及连他自己都要震惊的潜在性格。”为了自欺欺人，范晔企图让年轻时尊敬父亲和现在虐待父亲这两种自我和平共处，可赶走父亲与张贴《寻父启事》的两个范晔共处时常常“打架”，作者深刻地写出了范晔人格分裂的痛苦内心世界。
《家变》的艺术魅力还来源于形式结构上的苦心经营。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形成戏剧张力的对比手法：“父亲由壮而衰，儿子由幼及长的主线上，对比的张力，遍布在许多生活的小世界中，像第1节，作者形容毛毛的小手在父亲暖和的大手中如何的舒适安全；接近尾声的第155节，长大的毛毛正面不看父亲一眼，范父用手碰触他，作者并未明说，却巧妙地让读者感受到范晔对这双湿冷老手的嫌弃。”
《家变》的创新还表现在语言文字上的新、奇、怪上。王文兴认为：“《家变》可以撇开别的不谈，只看文字。”据他自己介绍，为锤炼语言，他几乎到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地步。比如，他将睡卧时的草荐写做“榻榻米”，罚跪在上时写做“榻榻密”，形容老旧破损时写做“他他米”。如台湾评论家陈器文所说，“在文字传达上确实细到令人咋舌”。然而，王文兴一天只写三十字或一百字的认真，并不为众多评论家和读者所欣赏。他不时在文章中夹杂错字，把别字当新奇卖弄，又生造出诸如上面所引的“偃卧”、“温蔼”一类令人难以卒读的词语——不过，这和范晔的乖张暴戾、强横霸道的性格倒是十分合拍的。也许极端化的人物才配得上极端化的语言文字。在塑造范晔“西方之子”的形象这一点上，王文兴倒是找到了与自己的契合点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作者：古远清，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世界华文文学研兜所所长、教授。著有《庭外“审判”余秋雨》《余光中：诗书人生》《从陆台港到世界华文文学》《诗歌修辞学》‘留得枯荷听雨声——诗词的魅力[来自wwW.lw5u.cOM]》等。
编辑：孙明亮 mzsul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