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赵方禹 王秀琳
庄士敦，1874年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先后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1898年，他被英政府派往香港，先后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卜力的私人秘书。1918年8月，庄士敦成为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英语教师。
庄士敦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扮演着特殊的文化角色。一方面，他作为一个西方学者，一生推崇东方文化，以西方文化为背景来看庄士敦，他是自外于西方文化的“他者”。另一方面，作为满清朝臣、溥仪的老师，他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帮助溥仪了解世界、了解西方，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看庄士敦，他是东方文化的“他者”。这种双重的“他者”形象特征，在多部描写溥仪生活经历的影视剧中都有所体现。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庄士敦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影视编导塑造成了不同的形象，一方面凸显了其文化角色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影视编导者的不同文化认知态度。
电影《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
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由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拍摄，完成于1987年。该片曾在第60届奥斯卡奖中夺得九个奖项。这部影片以西方人的视角，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讲述了一个可被西方人接受的东方故事。
在电影中，庄士敦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形象，个子很高，溥仪必须抬起头与他说话。初次见面，由溥仪主动与之握手，而且长时间握住不放，使劲地摇，体现了年轻的皇帝对新鲜事物的向往。
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将庄士敦塑造成为一个溥仪皇帝的保护者、引导者形象，他是一个敬业的好老师，他的脸上没有丰富的表情，但却有着无可置疑的影响力。
他尽力为溥仪争取改善窘困状况，如当他发现溥仪患有近视，建议配戴眼镜，却遭到太妃们的拒绝时，庄士敦毅然以辞职登报为要挟，指出如果皇帝失明只能对贪官和内盗有利，并要向世界公开皇帝是世上最孤独的孩子的事实。最终他迫使内务府妥协，为皇帝配上了眼镜。
他给溥仪展现了一个新奇的西方世界，说英语、骑自行车、穿西服、打网球等等，使溥仪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庄士敦还鼓励溥仪在宫廷内实施改革；他给溥仪推荐郑孝胥做新的内务府大臣，查点宫中财务；他教导溥仪自信自强，掌握自己的命运。
庄士敦对待溥仪就像一个慈爱的长者对待可怜的孩子，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使溥仪这个孤独、可怜、无所依靠的孩子得到精神的抚慰。他几次帮助溥仪摆脱困窘境遇，给予溥仪以深切的同情。而溥仪身边的其他人则要么冷漠不近人情，要么自私自利、猥琐懦弱。庄士敦的形象显然被表现得居高临下，与溥仪身边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溥仪也对庄士敦十分信赖，这样的处理方式很明显表现出了西方人试图用西方文化充当东方文化救世主的心态。
在这部电影中，不仅溥仪这个“世上最孤独的孩子”十分可怜，整个落后闭塞的中国也很可怜，连五千年悠悠古国的浩瀚历史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因此，影片有意识地把皇宫拍摄得幽暗恐怖，其中的后妃、太监形容诡谲，庄士敦则像是一个赴汤蹈火的救世主，去拯救一个可怜的在陷落途中不能自拔的孩子。
电视剧《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
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出品。该剧于1981年5月开始创作，以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为基本依据，由溥仪的胞弟溥杰以及一批清史专家做顾问，由周寰和张建民指导，1988年完成拍摄并播出，共二十八集。与电影《末代皇帝》相比较，这是—部更加符合中国观众心理期待和历史常识的历史传记剧，它更加尊重历史，更加接近生活原本面貌，剧中对历史场景、宫廷生活礼俗等的还原也更为准确。可以说，电视剧《末代皇帝》集历史性、知识性于一体，是一部有史学价值的剧目。在中国编创人员眼中，庄士敦被塑造成了一个中国通的形象，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并完全被中国文化所吸引，除了一张外国人的脸，他的思想意识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他第一次进宫，被帝师陈宝琛设计考问有关茶道的问题，没想到庄士敦对包括茶道在内的中国文化各个方面都广泛涉猎，且又谦逊有礼。溥仪与庄士敦初见就互有好感，立刻下旨：“酌授庄士敦为毓庆宫行走，赏乘二肩舆。”这件事在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有记载：“一开始，我就和他建立了友好而和谐的关系。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关系日渐深厚。
在电视剧《末代皇帝》里，庄士敦很善于捕捉溥仪内心中最纠结的问题并根据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为溥仪出谋划策。当溥仪为复辟大清一筹莫展时，庄士敦在分析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军事势力之后劝解溥仪，要争取获得外国支援，而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溥仪日后投靠日本，妄图借日本的力量复国的作为。
此外，庄士敦被塑造成了对溥仪的精神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但这种影响并没有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表现为老师对学生的一种负责的引导，巨对君的一种忠诚。他创造各种机会帮助溥仪了解世乔，跟上国际潮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绅士。这种引导的结果是使溥仪产生了要去西方留学的念头，他穿上西装、剪去辫子、学华尔兹、骑自行车，在很短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一个时髦青年。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有这样的说法：“陈宝琛本来是我唯一的灵魂。不过自从来了庄士敦，我又多了一个灵魂。”
与电影《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时时充当溥仪的同情者、保护者不同，电视剧《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更多地是在政治、文化上引导溥仪，是溥仪经营帝王事业的忠诚支持者。
在《紫禁城的黄昏》中，庄士敦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外人士都常这样直接问我：如果让皇上重新登位，他是否具有一个进步的现代国家的立宪君主应具有的品质。对此，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只要皇上能永远不听从周围邪恶的官员的谗言——那些人，尽其可能、想方设法恢复以内务府为代表的旧管理制度。”
电视剧《末代皇帝》中的庄士敦，是一个中国通、一个尽职尽责的老师、一个对溥仪充满感情的臣子和朋友，无疑这个形象最符合历史的真实，这种风格与上世纪80年代历史剧创作比较尊重历史真实，少杜撰或者不杜撰，倡导创作纯洁历史剧的时代氛围有关。剧本将尊重历史放在首位，遵守了“尊重历史人物的公论，尊重历史人物基本的社会关系，尊重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这一创作原则。
电视剧《非常公民》中的庄士敦
电视剧《非常公民》由成浩导演，聚集了香港喜剧天王黄子华和内地三大影后蒋雯丽、秦海璐、陈瑾出演。2003年推出并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
该剧将庄士敦塑造成了一个在太妃面前献媚的奴才，与宫中太监们的做派毫无二致。庄士敦的形象一改过去的高大、沉静、真诚，变成站没站相、点头哈腰、一双杏仁眼溜溜乱转、满脸都写着阿谀逢迎的小人模样，完全是一个反面角色。这个形象偏离了历史的真实，而且有些情节杜撰的痕迹十分明显。比如第二集中溥仪希望举办一个西式婚礼，[来自www.lW5u.CoM]与庄士敦有这样一段对话：
溥仪：不是基督徒就不行？
庄士敦：绝对不行，异教徒的誓言不可靠，他们的婚姻得不到主的保护和祝福。
溥仪：不用它保护，不就在教堂结个婚吗？就那么个形式。
庄士敦：不行，这是对主的亵渎。你在祖宗的神像面前，能随便胡闹吗？
溥仪：没有别的办法了？
庄士敦：除非成为基督徒。皇帝陛下，不如您干脆皈依了基督教吧。那才真是弃暗投明，变成真正的文明人。那主就会保佑你了。不光您的婚姻美满，还有您的一切。所有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列强都会帮助您恢复大清帝国的大业。
溥仪：看来我非得入教不可了？
庄士敦：是的陛下，请您下决心吧。我可以帮您请来罗马的教宗，为您做洗礼，给您主持婚礼，那一定是振动世界的新闻。噢，中国的皇帝，在我的劝说下，皈依了我主基督。这是我多大的荣耀。
这完全颠覆了庄士敦以前的荧屏形象，也与史实相去甚远。事实上在宗教方面，庄士敦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浓厚，对于佛教钻研亦深，他常到庙中听经，与高僧或法师一起讨论宗教和哲学问题。他出版过（（佛教中国》一书，对佛教赞赏有加。后来他又弃佛从儒，开始悉心研读儒、道经典，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部，对中国的历史和风土人情都极为熟稔。1901年，庄士敦以“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一书，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改变中国社会的做法等，引起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古怪的佛教徒”。1934年，他出版了《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在他的文章里，绝少有西方人笔下的那种对中国人的歧视意味，相反，他总是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辩护。他认为中国具有以儒教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传教士在华的行动纯属多余。
电视剧《非常公民》对庄士敦历史形象的颠覆，表现出的是编导者的一种文化态度。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实力的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逐渐增强，对西方文化由原来的单方面艳羡和学习变为批判性地认识和接受，中国人执导的影视作品中的西方人形象也从居高临下的傲慢者姿态转变为与东方平起平坐姿态，有的甚至被贬抑、被调侃。庄士敦被塑造成完全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成为官场上带有市侩气息的奴才形象，正体现了这科种心态。
另外，该剧将故事的虚构放在首位，而将历史真实置于次要地位，这种处理历史人物的方式，与大众消费文化的影响分不开。与上世纪80年代不同，21世纪的文化潮流以追求文化的娱乐性、新奇性为主，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不再以追寻历史背后的深刻社会意义为原[来自WwW.lw5u.cOm]则，而是以世俗性的事件和多层面的生活展现为创作重点，虚构成分的增加必然导致对历史真实性和历史价值把握的失度。
作者：赵方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副教授，汉语国际化研究中心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及文化教学、中国文化
王秀琳，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汉语国际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对外汉语及文化教学。
编辑：孙明亮mzsulu@126.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