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域出发的诗
从地域出发的诗，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语言是唯一的现买和可能的未来。回到常识：诗人不是用地域来划分的，而是由时间来甄别的。地域性写作既是地域的，更是人性的。地域性当然重要，因为人性的一半由地域性造就，但——人性要大干地域性。
放羊人与放牧文字的人
几年前，在北疆，遇到一位牧民，他去过北京。我问他北京怎么样，他想了想，说：“北京好是好，可[来自www.LW5u.coM]惜太偏僻了。”他的回答使我想起阿摩司·奥兹的一句话：“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放羊人和放牧文字的人，原来是心有灵犀的兄弟，道出了异曲同工的心声。
寄生地域
存在一种寄生地域的写作，如同文学的贴牌、自我的标签化。瞧，地域主义的迷人陷阱里居住着如此多的诗歌寄生虫，他们要么狐假虎威地变成了一个地域自大狂，要么甘愿做一只失去“蛙皮湿度”的井底之蛙。为了与他们划清界限，十年前我就在诗中写过：“我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
中心与边缘
什么是中心？边缘的边缘。什么是边缘？自成（或生成）的中心。“边缘不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梭罗语）
热爱“偏僻”
我热爱真正意义上的“偏僻”。我愿意坚定地与“偏僻”站在一起，从帛道与沙漠、废墟与蜃楼中，探寻自己的身世、起源，从草原行吟者和高原隐修者身上，辨认精神的兄弟，这大概是我置身偏僻得到的一点馈赠与回报。如果可能，就让我们为虚构的“中心”输送一点“边疆精神”吧，并且在说出足够的“不”之后，更加有力地说出“是”。
时间的地域性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然而不仅仅是。空间中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多个侧面。我们注意到，从来没有人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东西，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类空间。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诗经时代不是一种地域？盛唐时期不正是一种地域？而且你也不能武断地说，诗经时代和盛唐时期已经消失了，与此时此刻没有了任何关联。这样一问，地域性的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同时也变得有趣了。
做一名西域三十六国的诗人
如果时间的地域性是存在的，我更愿逆流而上，做西域三十六国随便哪个小国的一名诗人。在数干人甚至只有几百人的绿洲上，母亲们将我的诗谱成摇篮曲，情人们用我的佳句谈情说爱；我的诗要给垂死者带来安宁，还要为亡灵们弹奏；我要走村串户朗诵诗歌，在闲暇季节到旷野去给全体国民上诗歌课。当然，我还要用诗歌去影响和感化国王，使他的统治变得仁慈、宽容而有人性。如果能做这样一名诗人，我认为是幸福的。
灵魂客观物
置身其中的现实：地域，时代，边疆处境，对潮流的旁观，个人命运与他者命运的同一性，等等。在“他者自我化”和“自我他者化”过程中，地域诗人的客观性诞生了。作为灵魂的客观物，一种向内、向外的艺术，诗歌仍是“言之寺”和“尘世宗教”，是这个高度媒介化、极度现象化的变幻莫测的时代里，反抗遗忘，抵御野蛮裹挟，确立并更新自我，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
故乡与他乡
故乡与他乡造成了一个人的分裂。但这种分裂感并不可怕，有时还十分令人着迷。即使一个故土不离、终老家乡的人，身份感的认同和确立也要经历困惑和矛盾，要经历常态与梦境的双重困扰。生活总是第一现实（现实）和第二现实（梦想）的交织，甚至还存在第三现实（疯癫）。“在异乡建设故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一个一分为二的人总怀着重新合二为一的憧憬。
移民经验和故乡记忆，在心灵的天平上有着同等的分量，都是“我”之所以构成“我”的因子。有时，天平会倾斜，刻度表会乱跳，重和轻会相互颠倒，但在它们之间，依靠心灵的力量，总会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差异性
差异性是一种美，每一种异质经验都弥足珍贵。人的差异性、社会的差异性、地域的差异性，才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多元、丰富与活力。趋同就是死亡，是自己把自己提前送进了坟墓。新疆之所以令人迷恋，就是因为它保留了这种差异性——文化的、风土的、族群的差异性。它可能是差异性的残留物，很脆弱、很边缘，但弥足珍贵。它是不退却、不祛魅。我称新疆是一个“美的自治区”、“多元文明的圣地”。差异性构成了新疆的大美。抹去了这种差异性，新疆就不成为新疆了。
移民
移民与原住民或前移民（移民后代），他们的处境和心境是有所不同的。原住民是一棵扎根下来的树，移民是一片飘零的叶。移民是经常回望故乡的人，是试图与远方结合的人。所以，移民一辈子都在路上，在没有尽头的路上。
勒维纳斯说“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移民将自己抵押在了远方，所以他是远方的人质，他者的人质。异乡是移民们的课堂。移民的一生就是学子的一生。作为一个移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大概是：他正从一个单向度的人，变成一个多维度的人。
混血的诗
我提出过“混血的诗”的概念，认为它是一种杂糅、隐忍、包容的诗。与此同时，我还提倡“综合抒情”、“边地风格”、“立体写作”，与“混血的诗”是同一层面的概念。根据法国遗传学家谢松的说法，我们现在的每个人身上，都流淌着公元一千年的两千万人的血液。每个人都有父母，父母有自己的父母，父母的父母有自己的父母……这是用倒金字塔的方式推算的。人的身上不但流淌着人类的血，还可能流淌着动物的血、植物的血、银河的血、星际的血。我们都是混血的人，为什么不能写出“混血的诗”？
所谓“混血的诗”，它的诗学基础仍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如果自我是一个混血的人，自我与他者则是一个更大的混血儿，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样一个整体的建设，才是攸关性命和未来的。
诗之诞生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一首诗的诞生是一个重要而神圣的时刻，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它。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时，他绝对是一个本质的人，一个焕然一新的人，同时是一个忘却了时间与焦虑、得到了诗歌庇护与救赎的人。这样的瞬间，丰盈高过了贫乏。这个瞬间会持续，会穿越漫长的贫乏，与另一个丰盈的瞬间相遇。正是这种诗与人相遇的瞬间、诗与人的奇遇记，使我们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并且精神振作、一跃而起。
六分之一的骄傲
在新疆，我的骄傲有六分之一国土那么大，我的孤独和无知也有这么大。
一封信
他给西域的一株葡萄树写信：“我将时间之灰埋在你下面，如同放下一个负担、一份债务，不是为了索取秋后的果汁和美酒。”
他给楼兰的一位女博士写信：“在梦里，你是一只上了釉的陶罐，几次将你打碎，只是为了将你重塑为一名女婴、一朵小小的花。”
石头戈壁
三个人走在戈壁上，一地乱石铺向远方。第一个人说：“瞧啊，多么丑陋的石头！”第二个人蹲下来，捡了几颗小石子装进口袋：“对我来说，每一块石头都是珍贵的。戈壁也是家乡啊。”第三个人看着另外两位，用感叹的口吻说：“还是哈萨克谚语说得好，石头你咬不动它，就去吻它。”三个人继续赶路。第一个是偏见，第二个是情感，第三个是智慧。
诗人与散文
诗人们纷纷去写散文了，就像少女转眼成了中年妇女，身上出现了太多的赘肉、脂肪，骨质也有点疏松。十个字能写好的东西非要用一百个字去说。这是饶舌主义和稀释学的一次大胜利。
——就其本质而言，散文更接近“智慧的老年文体”。“散文是用来养生的。”这话说得有道理。那么，莫非诗歌是用于“轻生”的？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一只脏兮兮的大口袋，什么都在往里装：黄金、琉璃、泥土、石头、钢铁、塑料、尸体、粪便、污水、雾霾……这只口袋太大了，它的胃口也实在太好了。但真正的现实主义是否在里面？倒需要把口袋翻过来仔细瞧一瞧。
文学与死亡
文学起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写作虽不能抗拒死亡，但至少可以缓解对死亡的恐惧。文学本质上是绝望者的事业，试图反抗死亡，进入不朽。人类全部文学凝聚的精神能量足以超过原子弹，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死亡的提前来临。
因此，一个写作者的生涯是一场晨昏不明的恶战，怀着一种对时间不在场的渴望。他与时间角逐、搏斗、谈判、言和，规劝焦虑的心回到安宁的胸怀。他可能已获得某种神秘的魔法。他从时间中窃火，以便看见未来和死亡。他知道现实生活有种种不公，死亡对每个人来说却是平等的。而精神的生命，正是始于死亡。精神的生命，是物理时间和死亡之躯盛开的花朵。
乌托邦
乌托邦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它说明世界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人还有别的活法。乌托邦脱胎于人类的理想之梦—一谁没有自己的乌托邦？问题是你爱着哪一个乌托邦。是一座空中楼阁？还是既有根又有翅的那一个？
西行者
最伟大的西行者不是穆天子，而是老子和玄奘。前者骑青牛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后不知去向；后者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留学生”，为东土大唐运回六百五十七部佛经。一千多年后，学者兼文物大盗斯坦因从印度出发，反方向沿“玄奘之路”闯入西域。两干多年过去了，却不见一人沿“老子之路”来到东方。每当我重读《道德经》，不敢认同《后汉书》上说的老子已转化为释迦牟尼佛的推测，宁可相信奇思妙想的西晋人有关他化身为胡人的传闻——也许他的后裔正在我去过的草原放羊，或在南疆的某个绿洲种瓜、打馕……
荒漠中的修士
海涅在《自白》一文中引用了《林堡编年史》中一则中世纪的故事：一位身患麻风病的年轻修士悲哀地坐在荒漠中，愁苦不堪。与此同时，整个德国都在欢呼庆祝，唱他的歌，用口哨吹他的曲调。海涅说：“荣誉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嘲讽，是上帝开的残忍玩笑。”晚年的海涅疾病缠身，常在深夜的目光模糊中看见这位荒漠中的修士。
一滴水的西西弗斯
置身沙漠：一个终结，一个开端；是墓地，也是摇篮，一种新文明的曙光，一种破晓的庄严。塔克拉玛干，一位伟大的教父，接纳了迟到的义子和教子。我看见自己的一半在雨水中行走，另一半在沙漠里跋涉。也许终有一天，我将集水鬼与木乃伊于一身。
而此刻，我要做的，是为沙漠的干旱加入一点水，一点江南之水，一点可能会被快速蒸发掉的童年之水。但为了推动这一滴水，我们必须付出比推动一块巨石更大的力气和勇气；为了珍藏这一滴水，守护这一滴水，诗人们愿意成为沙漠里的西西弗斯——一滴水的西西弗斯。这种有益的徒劳、绝望的希望，值得一个人毕生去承担和拥抱，去工作和效力。
“西部”
统摄在“西部”这一概念之下的是西部独特的地理与人文、历史与传统、族群与信仰。西部最宝贵的地方是它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也即我们经常强调的“多元一体”，这种差异性是中国东部地区难以匹敌的，只要简单对照一下一位唱信天游的陕北汉子和一位走婚的摩梭族男人的生活习性，对照一下塔里木盆地与四川盆地的迥异气候，对照一下天山与梅里雪山的动植物分布，这种差异性就不言自明了。去向青藏高原，置身“世界的肚脐”帕米尔，阅读《山海经》，追溯昆仑神话……西部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精神向度。西部是精神的物化，是一门心灵的地理学。《易经》上说，西从秋、从羊、从口，分别指的是西部的肃杀性、游牧与漂泊以及歌咏般的感性色彩。从从前的荒远之地，到上个世纪初的西部探险热，再到新世纪以来中国最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西部正在经历一个被审美化、被消费的过程。今日西部，更像一种“被”，它的主体性并未足够显现。
“西部诗歌”
“西部诗歌”是个羊圈，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羊群，被统统赶进了里面。地域风格的刻意化、趋同化，是“西部诗歌”的痼疾和化妆术，这是一个貌似壮汉的病人，这是一个破败不堪的羊圈，只能勉强收留走散的羊群。“西部诗歌”遮蔽了“诗”，正如“羊群”遮蔽了“羊”。不存在“西部诗歌”，只存在一个个具体的诗人写下的一首首具体的诗。在羊群的合唱中，更值得我们倾听的是每一只羊的独唱，饱含了牺牲与隐忍、经验与天真的“咩——”。
“西部诗人”
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滔滔不绝地谈论“西部诗歌”和“西部诗人”，时而亢奋，时而沮丧。亢奋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创世者”，沮丧是自视伟大的诗作不被关注。我缄默不语，身上有一个尴尬的灵魂在尴尬地忍受话语的轰炸。当他终于离开时，我告诉他：我不是“西部诗人”，只是一个此时此刻生活在西部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