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张莉
在我看来，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从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和别处，此时与彼时，实在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借用异域、异族题材所要追求和表现的，无非就是一种历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认同，即一种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
——阿来
对于书写者而言，小说意味着什么？是表达。是倾诉。是爱。是活着。是生命。是全部。处境不同决定着写作者的回答不同。阿来说，小说之于他，“这是阐释人类历史的一种方法，也是阐释人类文化的一种方法”。但我相信，这个回答，只是小说之于他的意义之一。其他的表达起来很困难，因为意义太深远，太复杂。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阿来是藏族人——他的母亲是藏族，父亲则是一位回族商人的儿子。他的出生地是大渡河的上游，四川省西北部的马尔康县，隶属于[来自wwW.lw5u.coM]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嘉绒藏区”。阿来回忆说：“嘉绒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靠近汉区山口的农耕区’。这个区域就深藏在藏区东北部，四川西北部绵延逶迤的邛崃山脉与崂山山脉中间。座座群山之间，是大渡河上游与岷江上游及其众多的支流。”所有的秘密都在神秘莫测的群山、深水间，那些他人无法了解的隔膜、痛楚和分裂，那些无法言喻的领悟和沉思，都必须在小说中被倾诉。
但另有一种与表达有关的困难。1999年，在名为“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的演讲里，他讲述了语言带给他的诸多困惑和身份焦虑感：
从童年起，一个藏族人就注定要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
在就读的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更高等的学校，我们学习汉语，使用汉语。回到日常生活中，又依然用藏语交往，表达我们看到的一切，和这一切所引起的全部感受。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文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外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的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异的经验。
这种奇异的经验是不是他写作的最初动机？理解阿来，《血脉》是绕不过去的。那是阿来的命定之作，其中饱含他对世界的困惑和领悟，也只有阿来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一
《血脉》是短篇小说，好看，结实，意味深长。叙述人“我”在成长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了一种由语言带来的分裂感。这由他的血缘决定，爷爷是汉族，奶奶是藏族。上小学时，爷爷给孙子起了汉文名字“亚伟”，并且要他姓汉姓“宇文”。
“亚伟！”
爷爷又叫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新名字了。对不懂汉语，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语言的耳朵，这两个低沉抑制的章节是多么的空洞而古怪啊。因此我还是不能马上回答。
这时，奶奶叫我了：“多吉。”奶奶的声音恰好和爷爷的严厉相反，万分柔媚。以后，即使从情人口中，我也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有这么甜蜜。
两双老人的眼睛都定在我嘴上了，他们愤怒的眼神由希望到失望。这是我六岁的时候，幼小的身体就感到了一分为二的痛楚。我用双手捧住了脑袋，两个声音就在我小小的脑子中厮打。
亚伟。
多吉。
亚伟。
多吉。
多吉——亚伟——亚伟——多吉。
爷爷和奶奶的呼唤，把一个人分裂成两个人。“两个名字不能把人身子分开，却能叫灵魂备感无所皈依的痛苦。”这个孩子看着夹缝中的自己，分裂感如影随形。他身在其中，身不由己。必须靠别人的认同来确认自我的属性。
汉族老师要带他去成都。嘱咐他：“你报名时说你是藏族，名字叫多吉。你不能是汉族，也不能是亚伟，不然，你去不了那地方。”在都市里，他被认为是藏族人，是懂汉语的藏族人，少数中的少数。“不管我衣着如何，汉语如何地道流利，我的长相，鼻子的式样，头发的质感，都使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把你和他们一清二楚地区别开来。”可是，转换时空，这个人变成了另一种。“在西藏，在种青稞、放牦牛的人眼中，我们又是另外一种人了。他们为我们讲述传统，低吟歌谣。我们把这些记在本子上，录在磁带里，换来不算丰厚的薪水。”
处在中间地带的人，随时随地感到不安。这种分裂感存在于爷爷和奶奶对他的呼唤中，也存在于他与父亲的交往中。尽管父亲也有汉族血统，但他能够融洽无比地和藏族家园贴合在一起。因而，离开家乡的儿子和一直生活在家乡的父亲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父亲看着生活在城市里的儿子房间中的藏文史料和牦牛头骨，不无讥讽地问：“你以为你是藏族，是吗？”“我是。”“你真的想是？”
父亲的问话直抵儿子的内心深处：“我这一生，在一个一定要弄明白你属于一个什么民族的国度和文化里，只能属于一个民族。虽然我有两种血统，虽然我两种都是，两种都想是，却只能非此即彼，只选其一。”
中间地带的人只能回答：“想是又不想是。”父亲因此讽刺他是假藏人，而他回敬父亲是“假汉人”。对于父亲和儿子，他们都生活在一个看不到的夹缝里。只不过，父亲在内心选择了自己的藏族人身份，而儿子，居于大城市里，命定要在两种文化之间挣扎。
我们这种人，算什么族呢？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几辈人了，真正的当地人把我们当成汉人，而到了真正的汉人地方，我们这种人又成了藏族了。真正的藏族和真正的汉族都有点看不起你。
多亏了这位有强烈分裂感又特别渴望的人，世界上某种视若无睹的感受得到了放大。“我”曾劝父亲逛街时换掉藏族服装，但父亲拒绝了。于是，穿着藏族服装的父亲像一头野兽一样来到了人群之间。另一种被排斥感席卷而来，父亲为此感到怨恨：“我怎么会跑到你们的地方来了？”
“都是中国，没有你们的地方和我们的地方。”这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给出来的答案。——可是，真的没有你们和我们的区别吗？冷饮摊上的汉族女人不收父亲喝完酸奶的瓶子，因为“脏”。那种分裂感，那种关于你们和我们、汉族和藏族的身份认同感，不仅仅在于个人认同，在于服装服饰，在于血缘分别，还在于他者的目光。
切肤之痛弥漫在整部小说中。我是谁，我属于哪里？语言或者命名只是外在表征，更重要的是内心世界的无处皈依。在当代中国，似乎只有阿来才能写出这样百结缠绕的苦痛与忧伤，这种疼痛对于文本作者和文本读者都是“实打实”的。——你只消想想两种语言和两个名字带来的分裂以及爷爷奶奶对此的争夺，只消想想那种像怪兽一样走在都市里的感受就够了。
但是，阿来也并没有把这种分裂感具体化和具象化。他的写作有飞升，有超越，对此时此地此人此痛的超越使这部小说呈现出迷人的光泽。阿来表达的是一种现代人在异质文化之间的纠结和无助。那种分裂和撕痛，哪里只是此情此景？从乡村到都市，从东方到西方，那种感觉是经年累月的，是全球范围内的，那是属于认同的困惑，也是身份的缠绕。
二
《血脉》的题目很容易让人想到它要讲一个故事，起承转合，荡气回肠。但不是。尽管它讲的是故事，但小说家独有的文体意识使小说变得更为丰满和复杂。断续，穿插，拼贴，少年记忆，对话，独白。它需要理解力，也需要读者的智商。
小说最重要的主人公无疑是爷爷。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他：“我眼前又出现了爷爷那双长腿。”
爷爷是落寞而又孤单的，他的身上有无尽的谜团，小说到最后都没有解开。这是位喜欢行走的老人：“一个瘦削的老人穿过间种着蚕豆和小麦的土地，带着正在开放的蚕豆的花香，穿过故乡的山水、房舍、家族墓地，一次又一次，像是在徒然寻找一种久已丢失的东西。”这是不知归宿何处，孤独、乖戾的人生过客形象。更痛苦的分裂在爷爷那里。爷爷的存在，给予这部小说神秘的光。
爷爷和“我”的不同在于，他彻底地不认同他所在的藏族环境。他终生都挣扎于如何不被“他们”同化。利用一切机会，这位汉族人寻找他的汉族同胞，寻找他汉族人身份的认同。爷爷与孙子的巨大不同在于，爷爷所经历的一切是悲剧性的。爷爷的可悲在于，没有人确认他的汉族身份，他处于彻底的边缘化处境。
对于这位生活在异乡的人而言，汉人身份是他的信仰，是他不同于他者的重要支撑。他不断强调他的独异性，他的姓，他的汉语表达。这导致他画楼梯时被耻笑。这是一种深刻的异族感，这种感受甚于他的儿子和孙子百倍。
爷爷渴望获得确认。但他与汉族女教师的亲近并不愉快。他被无情地摒弃。他的莽撞，他的不通世理，他的热切渴望都使他看起来像个小丑。关于爷爷的故事，每个读者都感到了一种尴尬。这种尴尬甚至使它的读者窘迫。——读者体会到的不仅是一个汉族人的感受，也是全体[来自wWw.lw5u.com]异类者才有的深刻体验。爷爷让人想到那个与风车搏斗的堂吉诃德。他在跟所有看不到的东西搏斗，以此确认他曾经的身份和血缘。
爷爷活脱脱是个病人，在那个村庄里他就是个病人。最终有病的人来到了医院医治。小说好就好在这里，爷爷在医院里感到安全，在这里，有他熟悉的汉语，也有他的汉语同胞，以及他久违的一切风俗习惯。但最为吊诡之处在于，他是被汉族大夫当作病人接纳的，也是被当作病人宽容的，而不是汉族同胞身份。没有比爷爷的悲剧更悲怆的了。在哪里，他都是“病人”。
爷爷有许多看法顽固不化。“爷爷要我爱他。他觉得自己是汉族，觉得自己的族别高贵，而他早已深陷在不高贵的人们中间了。”爷爷的父亲是资本家，他被逐出了自己的故乡，但他一辈子愿意皈依它。血脉使一个人的渊源如此分裂：在老师的课堂上，爷爷的言行让“我”感到窘迫。都市里的父亲则使“我”意识到作为主流的汉族文化对他者文化的影响。奶奶从医院里偷了痰盂，在我劝说后送了回去。之后，她又偷了回来。不论怎样，他是他们的后代。这部小说有一种暧昧，是那种透明的复杂性。生理和文化上的双重混血，造成了阿来写作身份的丰富性。文学是这位身份复杂的人与世界的隐秘对话。
在城市里，有汉族身份的父亲穿着藏族服装像个怪兽，而在藏族地区，爷爷即使身穿藏服也依然认为自己血统高贵。血脉使爷爷的经历变成悲剧，孙辈的经历则是“喜剧”。但在阿来看来，恐怕都只有“悲哀”二字可形容。无论是爷爷、父亲、孙子，他们面对的都是艰难的融合之路。那种沟通之难仅仅是血脉所引发的吗？血脉、语言及民族只是表象，重要的是身份认同。那种自我认同的艰难，被这位生活在夹缝中的异乡人，结实地把他内心所感用一种复杂而又动人心魄的艺术形式表达了出来，他穿越了我们所能感知的表象，而抵达了更为深刻和深入处。
三
这个故乡是我的故乡。行政上属于四川，习俗及心理属于西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藏族聚居的山间村落，这个村落就是我的故乡。
但不是爷爷的故乡。
爷爷是汉族人。
我是这个汉族爷爷的藏族孙子。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里，身份与性别、与阶层有关。这只是理性认知。阿来则使我们意识到更为复杂的一面，那些远比我们理解的复杂和深幽。——尽管这位小说家书写的作品几乎都与藏族人生活有关，但这些作品绝不只是藏族小说。与其说他擅长讲述藏族生活，不如说他擅长讲述的是人生活在异质文化夹缝里的分裂、游移、不安和隐痛。
自然，《血脉》是一个漂泊者的自我书写，但对血脉的追溯也带有自我反省意识：
可是，镇子上肯定起风了。风从草原上吹来，风摇动了窗户，我眼前只见镇子上一片闪闪烁烁的光点。我发现我找不到医院，更找不到爷爷的窗口。这就像是一种预兆，一生中间，爷爷、我、我的亲人都没有找到一个窗口进入彼此的心灵，我们也没有找到一所很好的心灵医院。
我喜欢阿来的这篇小说，它潜藏有阿来以何写作和何以如此写作的渊源。他的小说烙有深刻的个人印迹，不故弄玄虚，也从不虚张声势。他安静，沉稳，却别有所思所想。他以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描写了一种深入骨髓的难以名状的情感，忧伤、迷惘、无奈、焦虑。这种感受能迅速感染他的读者。
当然，那样的情绪不可能只属于一个藏人或汉人的感受。那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普遍感受。——那种被烙得生疼、格格不入的异类感觉，经由阿来的书写被唤醒、被放大，于是，读者感受到了疼痛，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的疼痛。
2013年9月6日
作者；张莉，青年学者，书评人。著有《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做性写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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