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周显波
知青小说具有“移民文学”身份，是中国当代文学特定时期的特定类型，知青小说作家作为社会政治活动中半主动半被动的“文化移民”来到完全陌生的乡村，用热血和激情记录自己的异乡生活，黑龙江、云南、新疆、内蒙古等无比广袤的土地都成为故事展开的深度背景。知青小说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塑造了数量众多的英雄形象。其中，有一类英雄形象是极常见的，这就是浪漫英雄。在小说文本中，这一类英雄凭借其精神特质及行为迥异于普通人，在形象上具备鲜明的想象性和豪放的美学张力。通过小说中“冒险”情节的安排，作家用恣意的感情赋予浪漫英雄强烈的主观性和“绝对的内在性”，刻意强调他们身上不同于普通人的特征，甚至在个别文本里这类形象在塑造上缺乏应有的节制。无论其在具体文本中的表现如何，浪漫英雄在文本中承担着重要的表意功能。知青小说中的浪漫英雄含义是丰富的，在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文本里，这些浪漫英雄常常有不同侧重的表现。
崇高观念型
“这时期的特点是真感情无目的地流露，一种不知好歹的浪漫主义。知青文学不以痛哭流涕发轫，不以悲壮激越出场，而是像几乎同时的‘新武侠’热，以浪漫的遥情开篇，并由此揭开‘新时期文学的序幕’。”郜元宝的这段话指明的虽是知青小说在发轫之际的总体特征，但从总体来看，这也是对塑造浪漫英雄形象的一类知青小说的准确判断。在塑造这类形象的知青小说中，作家将丰沛的、近乎磅礴的情感赋予“新武侠”式的英雄，以一种对于理想英雄形象的塑形来完成对知青历史的追溯、命名和图解。
以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小说为代表，一系列浪漫英雄脱颖而出。这类浪漫英雄通常承担着高尚道德与集体性政治使命实践者的功能，具有高度的身份辨识性，他们在苦难的生活中践行着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崇高使命，在与外在自然的斗争中不以自身利益、自己的生命作为行动的考量内容，其外在行为是勇于牺牲的，同时，崇高观念型浪漫英雄通过自身仪式性的牺牲来对他人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如裴晓芸、“满盖荒原”上拓荒的知青者，他们的个人思想、行动完全以崇高的道德和意识形态为指导，几乎没有私人空间自主营造冲动，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完成了“青春无悔”的自慰与命名。虽不能说所有这些人物都是完全的观念性人物，也不能说这些人物形象没有真实成分，但时过境迁，当知青的上山下乡随着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等文件的下达和落实，知青运动已然落幕。崇高的观念与现实的处境在这里构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如何用话语进行阐释和调和成了一个横亘在小说写作者眼前的巨大障碍，因为这关系到怎样讲述知青故事，也关系到知青叙事能否顺畅而合法地进入文学场。所以，崇高观念型的浪漫英雄作为“复杂叙述策略”的重要一环，“以保证使小说得到主流社会的接受。不熟悉主流文化叙述，不了解文化禁忌的作家，是难以穿越审查雷区的”。换言之，正是有了这一类人物的存在，知青作家及其小说才能够成为文学场的一部分。这一类作品上承自张抗抗创作、发表于“文革”中的《分界线》，经《今夜有暴风雪》《隐形伴侣》，下延至《年轮》《雪国》《中国知青部落》等，它们以向权力——意识形态权威话语靠拢和借言的姿态成为知青话语的权威论说，成为知青“蹉跎岁月”里“青春无悔”的重要证明。崇高观念型的浪漫英雄也因为其纯粹的道德高尚性、政治激情及牺牲精神，完成了知青文本的自我英雄化、自我神圣化，当然也因为只有高度但欠缺反思而频道质疑——当浪漫英雄的牺牲被认为是无意义时，那么看似悲壮的青春也就不再“无悔”。
文化传承型
知青小说中浪漫英雄的另一类型是文化传承型英雄，与前一类英雄形象相比，他们因远离权力——意识形态话语，而走进曾长期被忽视或遗忘的传统文化、民间传统、科学文化，他们从传统文化和民间传统、科学文化中汲取资源，使知青叙事在“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劫后辉煌”之外有了新的讲述可能。我们可以在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及《遍地风流》中找到这类人物的存在。
在这些小说中，阿城塑造了一系列或“仙风道骨”或边缘化的知青形象，这些知青形象因为其远离传统知青叙事范式甚至被人不再视作严格意义上的知青小说。当我们关注这些小说的知青叙事时就可以发现，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仍然是一种浪漫英雄，只是这种浪漫英雄是以文化代言者、践行者或批判者出现的，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这些知青题材作品才呈现出异样的特征。王德威说：“我以为阿城的‘三王’时期的作品，善则善矣，仍未脱微言大义的框架。”《棋王》中通过“吃”与“棋”塑造了王一生的形象，研究者通常认为，王一生代表了中国传统儒、道、侠精神的合一或是老庄哲学。但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强大人格魅力的王一生最终由凡到“仙”，认识到“活着”的意义，在车轮大战后，无论是其个人形象还是人格内涵，已成为辐射周围众人的“宇宙”，一个普通知青因传统文化的引入而被附魅成浪漫英雄。这样，知青——文化——“微言大义”，这个意义链条成为知青叙述的新的可能，而这种可能的完成是离不开对富有魅力的文化英雄的想象和塑形的。
“三王”、《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的“破老汉”、《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王木通等形象，其实只是崇高观念型浪漫英雄的翻转，与后者相似，这些人物形象同样承担着意义诉求功能，虽然他们不再将意识形态、理想主义、道德价值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取而代之的是长期以来被忽视和边缘化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现代科学文化等内容。当时，知青小说因为引入这些内容被认为是对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创新，不仅开启了知青小说新的可能，它们中的许多文本甚至成为随之而来的寻根文学等思潮的重要代表作。但这些作品作为上世纪80年代文化思潮的一部分，它们作为弄潮儿参与其中，也受到思潮的影响，“在这里，民族文化认同只是一种转移历史危机的叙事，而非针对历史情境的具体批判和反思”。有关知青的叙事在引入民族、民间文化话语和科学话语后，对自身的历史语境仍然欠缺深度性的思考与认知，这正如那些浪漫的文化英雄们，虽然文化的引入使这些形象似乎具有了某种深度性，但从人物的圆整和历史性角度看，抛开添加的文化内涵，他们距离那些崇高观念型的浪漫英雄并不遥远。
野性勃发型
“‘悲壮的青春’叙事，随着价值理念的崩溃，在90年代开始逐步衰落。‘宏大叙事’的价值核心处于虚位以待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机，生存主义乘虚而入，李代桃僵，成为‘宏大叙事’的理念内核。”其实，在19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先锋文学风潮云涌之际，关于知青的宏大叙事就已经开始被拆散分解，“生存”至上乃至生存主义即粉墨登场。在知青小说中，这种对于生存的歌颂表现在文本中，就是它们塑造了许多崇尚野性、自然性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仍属于浪漫英雄，他们在艰苦恶劣的环境里，人性的一面逐渐消退，人的自然性，甚至野性的一面被作家有意突显出来，所以，这是一群野性勃发的浪漫英雄。言其“浪漫英雄”，指的是他们在文本叙述中往往是被歌颂、赞美的人物形象，因此他们在不断被作家放大的恶劣生存环境里也像崇高观念型、文化传承型浪漫英雄一样，人物性格趋于静止，他们以他们的行动与周围人产生巨大反差，并因为这种反差使普通人自愧弗如、自我反省，甚至顶礼膜拜。在《中国知青秘闻录》《中国知青部落》《黄金时代》中都能找到这一类型人物的存在。这些人物常常带有一定寓言色彩，就像前两种浪漫英雄一样，作者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极端处境使浪漫英雄通过冒险来施展自己的“野性”，从而获得某种表意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构成这类人物身上野性的重要部分——超越常人的性能力——经常是作品重点渲染的对象。前面论述的两类浪漫英雄在个人私密空间和身体角度的展现都付之阙如，他们对身体的支配仍然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英雄传奇小说相去不远，至少是“英雄所见略同”吧——避免使浪漫英雄有情欲方面的“缺陷”——以此来使英雄形象纯化。知青小说的作家们受到1990年代文学书写身体的影响，书写身体、展现情欲、剖露生存真相也成为知青小说的可能突破之处，加之浓重的历史自恋情绪和急于为知青正名情结，所以许多知青小说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塑造这类特别突出“性”能力方面的野性勃发型浪漫主人公。
野性勃发型浪漫英雄的塑造离不开恶劣自然与人文环境的渲染，当野性的主人公战胜环境或证明他们优于环境及环境的荒诞时，知青小说被唤起新的叙述动力与热情，这种叙述动力和热情更进一步地使1970年代未知青小说着意撰写的布满伤痕的悲壮青春变得富有价值，所谓“青春无悔”是也，由此，“劫后辉煌”叙述也有了落脚之地。那么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野性英雄恰恰又使知青小说陷入困境之中——野性毕竟属于历史与文化边缘，它无法作为一个普遍性的经验成为知青叙述的范式。此外，野性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所在，青春无悔与“野性”有关，体统何在（对于宏大历史的建构主体来说）?青春岁月又为何终成蹉跎？那被刻意遗忘的意识形态如幽灵般闪现在野性主人公的附近，它仍然等待着解释和叙述。
游戏人生型
都梁的长篇小说《血色浪漫》从“文革”一直书写至当下，小说重点塑造了一个集侠义和情种于一身的知青——钟跃民的形象。知青钟跃民的形象赢得了很多读者的青睐，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更使这一形象深入人心。钟跃民历经顽主——知青——参军——复员——经商的起起伏伏，其间穿插与周晓白、秦岭等的爱情纠葛，时代语境和复杂的历史细节已经让位给这看似人生冒险的历程。而在这所谓的“冒险”里，“血色”仅仅是个形容词而已，“浪漫”才是被突出和着意渲染的，于是一个符合当下审美期待、适应消费社会语境的知青形象诞生了——钟跃民，这个游戏人生型的集众美和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浪漫英雄受到追捧。
《血色浪漫》典型地体现了知青的自恋情绪。在小说中，已经没有为之献身的“革命理想”和伟大事业，没有对复杂文化问题的思索，而野性也被精致而严格地限定在通俗文学与大众审美可接受的范围，成为浪漫英雄主人公“浪漫”性格的一面而被有节制地使用。这部作品集中体现了知青文学的症候，它将“青春无悔”“蹉跎岁月”和“劫后辉煌”三大知青文学母题一网打尽，而钟跃民的浪漫英雄形象成为这三大母题在小说中演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注脚，毕竟只有一个以游戏人生为价值观并有资格将之实践于人生中的人才是今日英雄。所以，《血色浪漫》突出和强调了钟跃民的“浪漫”、不羁的“游戏”人生的一面，而将复杂的社会因素有意略去，那么，钟跃民更像是一个永远在路上、注重过程的贾宝玉型的侠客，一个疏离革命的、知青中的唐璜，这个形象凝结着作家和读者对于知青及20世纪后半叶历史的想象和复杂心结。
以《血色浪漫》为代表的知青小说中塑造的游戏人生型的浪漫英雄，已经不愿尝试承担找寻知青意义、证明历史的任务。在这里，历史、知青身份、知青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更像是一些使小说主人公增加魅力附加值的背景或道具，而这种魅力与其说来自历史本身给人的震撼，不如说它投合了今日的消费语境中读者的想象需求。于是，知青曾经遭遇的那些情感问题、返城问题、家庭问题在挥斥方道的浪漫英雄面前迎刃而解。与其说历史在这里遭遇了消费化、娱乐化的肢解，不如说人过中年的知青已经耗尽了解释历史的热情和想象历史的动力。
知青一代在历史大潮中正值青春年华，而青年时期的思想形塑和人生经验是要受用终身的。随着“文革”结束，知青一代面临的问题是：青春已逝，自己曾深信不疑、为之抛洒汗水与热情的事物被证伪，因此知青一代才要对知青的种种问题持续寻求答案，虽然今天他们大多已走过中年，逼近生命黄昏。知青文学就是知青一代人想象和阐释历史、为自身正名、探寻自身位置的重要手段。塑造浪漫英雄形象的热情一直没有在知青小说中中断，从对崇高观念型、文化传承型、野性勃发型和游戏人生型的英雄塑造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不同的知青作家的知识背景、思想资源、价值立场、责任意识，能够看到作品与读者、与传播语境、与历史的关联，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无论是冷峻、戏谑还是平和冲淡，无论是写意还是写实，一种对历史的探寻的冲动并未消减，这从另一侧面是否可以说明知青小说还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通过本文列举的不同时期的知青小说及其塑造的浪漫英雄可以看到，在这些看起来各不相同的、取得巨大反响的作品的背后却有着某种趋同性。
此外，怎样讲述知青故事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知青小说在探寻意义，寻找讲述历史的可能时，怎样处理好观念与形式的问题，怎样锤炼一种老成而“含藏”的文字，是需要作家思考和在实践中反省的。
“说文学将与农业文明相始终可能有些绝望，可我们分明看到了农业对文学巨大的哺育能力和滋养实况，大半的中国文学史是由农业写就的。”其实知青小说并不缺少对农业、乡村的渗入和改写。我们注意到，知青文学是知青城市经验与乡土[来自www.lw5U.coM]中国发生碰撞和对话的“产儿”，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移民文学。三十年以来，知青小说已经对这个“产儿”进行了诸多讲述，那么，怎样继续书写，怎样讲述移民的知青与乡土产生的复杂化合反应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从近年韩东的《知青变形记》等小说中可以看到知青小说、知青形象、浪漫英雄形象的继续变化与创造的可能，这种变化将留待我们进一步观察与思考。
基金项目：2013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当代移民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绥化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科研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周显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
编辑：孙明亮mzsul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