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王学典
我个人有一个体悟，就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从“文革”中走来的人来说，离开“文革”就没办法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与学术。如果我这个年龄的人写自述或者写回忆录，我想每个人的第一章恐怕都是“文革”。“文革”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打下的烙印太深，以致绝大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选择，都直接以这一背景为起点。另外，我经常强调一个问题：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决定了他们研究什么样的历史，因此在研究中要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也就是说，我们在理解学术史的时候，如果仅仅局限于学术自身，不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或者不从社会史的角度去探讨学术史，那样的研究就是比较浅层次的。就像研究文学一样，若仅仅把文学局限在审美的层次，那是肤浅的；只有通过文学走向历史，才能走向研究对象的深处。对我而言，既然秉承这样一个学术理念来研究学术史，那么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的时候，也要坚持这个原则。就是说必须从塑造一代人的因素谈起，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一代人的历史。因而，在这个所谓的自传中，我想探讨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思历程，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个人身上。因为我们既是一个时代的创造者，也是这个时代的见证人，这一特殊的身份，能给人们理解这个时代提供一种帮助。我觉得这是所有的回忆录首先要着眼的一个地方，也是我写这份自传的一个基本想法。
“十年动乱”的感受者
我出生于1956年农历正月二十二——过去在乡下，人们都是根据农历来计算年龄的。我的家乡在山东滕州（我出生时叫滕县），也就是在《孟子》一书中占很大分量的“滕文公”所在地。1964年上小学，到1966年6月份“文革”爆发的时候，正好处在二年级行将结束三年级即将开学的当口。在我的头脑当中，还保留着这样几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
一件事是我当时年龄虽小，但也参与组织了一个所谓的红卫兵战斗队。因为毛泽东有句诗叫“四海翻腾云飞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这个组织便取名“风雷激战斗队”。当时要组织一个战斗队，就得制作红袖章和队旗，加上其他花费，每个人得交五毛钱。五毛钱按当时的物价来看，那也是一笔钱。我向父亲讨要这五毛钱，他起先不给我。当时他正躺在床上午休，半天不说话，我就站在那里等。他最后也不能说不给，因为这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老人家要是不支持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最后要到了这五毛钱。这样，我们十几个人的战斗队就成立了，还制作了一面队旗，每个人配个红袖章。这一切完成之后，我们的大串联即告开始。可能是上三年级之初吧，我们就挑着队旗开始了“万里长征”。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当年平均年龄最小的串联队伍中的一支？
当时我家在津浦线旁边的南沙河公社驻地，“文革”一开始，津浦线上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红卫兵沿着铁路线串联，他们随手散发很多传单。可能由于经常去看热闹，我最初知道刘少奇要被打倒的消息就是在津浦线上，有位红卫兵给我的传单中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有什么问题。当时，一个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同学也接到一张传单，说刘少奇要出事了，我还警告他不能乱说。因为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民谣，“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说明了刘少奇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民间所享有的巨大声望。不知为什么，我们的串联却没走津浦线，而是从镇上到县城。七公里的路，对刚过十岁的孩子来讲，还是比较艰难的。走到县城一个叫“洋街”的主干道上之后，天已经黑了，我们全都迷路了。在一盏路灯下面，有一个大约十八九岁穿裙子的美丽女孩在看书。我们向她问路，这个女学生就带着我们到了红卫兵接待站。当时周恩来有批示，要求每个县城都得有红卫兵接待站，而且要提供基本的食宿。当晚我们就住进了红卫兵接待站，吃住都很好，大通铺上铺着雪白的床单，更饱餐了一顿馒头加白菜炖肉。本来我们准备第二天继续往北走，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天亮后，当我们准备出发时，却发现一共十二三个人的队伍少了一半，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有些孩子特别是那些女孩的家长不放心，早在半夜就追来把孩子领走了。我们的“万里长征”刚迈出第一步，就这样夭折了。
记忆中的另一件事，到现在记得还很清楚。大概是196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屋子里太热，全家人就在外面拉一张席子，铺在地上纳凉休息。那个夜晚，奶奶坐在我旁边，我看着满天繁星，当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夜空中划过后，我问奶奶：毛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办？当时年龄很小，却在想这些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问题，这可能跟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有关。林彪认为毛主席在世界上几百年出一个，在中国几千年出一个，我受了这些影响，就思考起这些问题来。这些问题现在看来自然是蒙昧至极，但当时年龄虽小却仍真诚地忧虑国家的未来。
“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最大感受，是整个社会的普遍愚昧。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整个社会一度被要求每天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这些我统统都做过。《毛主席语录》这本所谓的“红宝书”以政府的力量到处派发，人手不止一本，一般人不敢随意处置，因为哪怕是无意中污损了，都可能受到严厉的惩处。整个社会，除了《毛主席语录》等“红宝书”之外，很少有其他书籍可读，甚至连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多时候也难以找到，获取知识的途径几乎完全断绝，整个社会又一度回到了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人们的精神世界完全被某种力量所宰制。
毁灭文化、毁灭传统，是“文化大革命”留给我的另一个感受。“文革”一发动，就喊出了“破四旧，立四新”的口号。所谓“破四旧”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就是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尤其是要彻底抛弃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而传统文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旧的典籍，这导致了一场历史上最大的焚书运动，尤其是民间的焚书运动。我目睹了我的大伯父在“文革”到来之初表现出的那种惶恐，因为据说他藏有不少“四书五经”等旧书。他是我们村有名的“私塾先生”，既上过私塾，又教过私塾。我的祖父也是读过私塾的人，至于我的曾祖父更是名扬四乡八村，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靠连续“替考”挣下了一份不薄的家业，而到他本人想一展身手获取功名时，科举却被废除了，他当年就郁愤而终，死时年仅三十八岁。这样，不少祖传的古典旧籍就传到了我大伯手中。据说，“文革”来临时，他闭门三天，将这些旧籍付之一炬。当时乡下民间又有多少像他这样靠焚书避祸之人？我想应该不在少数。这场由“破四旧”引发的民间焚书，破坏力度之大不亚于当年的秦始皇。我亲身经历的“文革”毁灭文化的第二个例证，是1977年的“三孔”给我留下的印象。1977年夏天，我和另一个供销社同事到曲阜去“进货”，洽购当时比较有名的“曲阜老窖”，顺便参观了“三孔”。当时的“三孔”，特别是孔庙和孔林，几乎所有的石碑都被拦腰打断，所有的碑帽都躺在地下，惨不忍睹，这便是“文革”之初，著名的“谭厚兰砸三孔”造的孽。连“三孔”都被糟蹋成这样，其他名胜古迹可想而知。
人权的被践踏，则是“文革”最无耻的一幕。当时整个社会，可以说除毛主席之外，每个人都无人权可言，连基本的做人的尊严和人格都巳丧失，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唯成分论、唯血统论大行其道，大到整个社会，小到单位村庄，所有人都按照成分、血统等被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其中，“地、富、反、坏、右”，又叫“黑五类”，成为专政的对象，根本不被当人看，其后代连上中学等基本人权也被剥夺，只准许他们上到小学。最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时到处充斥着暴力。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说过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时这段“语录”每天都在重复，暴力由此弥漫整个社会。比如在我们村，“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全部抓起来，每一次批斗，他们都被打得不成样子。我有一个本家二伯，就被我们村一个贫下中农踢得满街滚，后来竟死于这场毒打。我曾经问父亲，二伯是怎么被列为坏分子的，父亲说，当年共产党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在国民党的一个机构里做事，就是因为这被列为坏分子。“文革”当中随便打人的事例，比比皆是。只要认为你有问题，就可以随便揪斗你，给你戴个高帽子，再挂个牌子，就押去游街，剥夺你做人的尊严，无论是地位多高的领导干部都难以幸免，而那些地主、富农本人及其后代，尤其如此。这实际上是一种准“种姓制度”。
我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在“文革”这种氛围中完成的。小学毕业后，接着上初中，1972年暑假后升入高中，到1974年5月高中毕业。1972年我上高中的时候，林彪事件已经发生，而后出现了初步清算“文革”的所谓“右倾回潮”，正因如此，在我上高中之前没有的升学考试也得到了恢复，所以我是通过正式考试以较好的成绩考上滕县第十二中学的。而我在这时已经是一个有点名气的学生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大小小的群众集会的磨炼。“文革”时动不动就会有群众运动、群众集会。印象中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几乎每次群众运动我都代表学校、学生发言，所以就逐渐成了一个比较知名的学生。现在有人说我上课比较好，能吸引学生，可能就和这段经历有关。
1974年高中毕业之后不久，我就被推荐为村里的代购代销员。我家在一个小的自然村，依附在一个当时就有三千多人的大村里面，是这个大村的一个生产队，代购代销店设在大村里边。我的前任在1974年被推荐去上大学了，这样就空出一个代购代销员的位置，在当时那个物资奇缺的时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据说很多人都来竞争，包括大队长的弟弟和村支书的女儿。为此，“贫下中农协会”专门开会讨论，可能觉得我在学习和政治思想表现等方面都比较突出，最后决定推荐我。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大的转折，若没有这个机会，估计此后的命运轨迹就完全不同了。
1976年6月份时，又要从代购代销员当中推荐三个人到大供销社去做营业员，当时我们那儿有四十八个代购代销员，我又被推荐到了大供销社下面的一个门市部去做营业员。在做大供销社的营业员之后不久，又碰到一个机遇，就是“四人帮”被粉碎前，要选拔一批年轻的优秀分子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可以不经过正常程序。那时我被列为“双突击”的对象，先突击入了党，再准备突击提拔为供销社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大概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而这一段经历也告诉我一个事实，就是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流动的渠道也并未被完全堵死，还是会有上升的空间。我由代购代销员做到了普通营业员，又突击入党，做到了办公室的秘书。当时供销社有主任、副主任、文秘股（股在当时是一个科级以下的层级），我就是股里面的一个秘书。虽然是秘书，但在当时供销社的体制内却颇为特殊，所谓“一个秘书，半个主任”，就是主任不在的时候，秘书当家。一时之内，在当年的县供销社系统，被视为一颗“新星”。
1976年9月9日，当时我还在供销社下面的一个门市部里做营业员，午饭后，设在柜台上的黑色小广播喇叭预告说下午有重要的新闻播出，希望大家注意收听，我知道又要有大的事情发生了。在这之前，悼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已经发生，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传言。我印象很深，下午四点，先播哀乐，然后宣告毛主席逝世了。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天塌的感觉。毛主席逝世后，从各个村子到各个公社都要组织哀悼，我当时已经是双突击的对象了，就到公社驻地参加对毛主席的哀悼。举行追悼会那天，周围的人尤其是贫下中农大都哭得死去活来，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一滴眼泪都没掉。当时也谈不上对毛主席有什么不尊重，因为当时并不明白毛主席犯了错误或者“文革”本身就是错误，不像后来知道的那样，但是从感情上来讲，也没有太多的悲伤，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四人帮”是10月6日被抓捕、10月13日对外公布的，我就是在10月13日晚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可能是“文革”中的最后一批党员之一。此后，“文化大革命”慢慢就结束了。1976年到1978年这一段，按照党史上的说法，叫“三年徘徊时期”，但从我作为一个下层百姓的感受讲，当时整个社会一切照1日。被高度政治化的整个社会仍然在按照惯性运转着，跟“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样。这时人们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仍然是“文革”的办法。
“全盘西化”思潮的追随者
我个人感觉大的变化是从1978年开始的，我当时在供销社里当秘书，负责报纸的订阅，当时流行的大报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等等，都能看到，而且当时供销社还有一台很大的电视机，我没事就跑去看电视新闻，从那时的报纸、电视中能感受到时代已在发生大的变化。印象中是在当时的《文汇报》上，我看到了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读完后满脸泪水。这篇小说其实只是写了一点点温情、一点点爱情，但与“文革”时期那些冷冰冰的作品相比，这一点温情已足以打动人的脆弱的心灵，让人泪流满面。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另外一篇小说，能如此打动我。后来带有揭露“文革”野蛮性质的小说都叫伤痕文学，我感觉是有它的道理的，以《伤痕》为代表的一批文学作品，率先起来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启蒙，这是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对我的思想震动比较大的还有姚雪垠的一篇文章。我从1974年开始自费订阅包括《文史哲》《人民文学》《诗刊》《学习与批判》和那个时候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在内的报刊。那是在1977年，姚雪垠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谈（李自成）的创作》一文，其对农民的评价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动。他说所有的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都想做真命天子、都想做皇帝，李自成想做皇帝，张献忠想做皇帝，其他人也想做皇帝，人人如此，代代如此，没有例外，农民就是这样的皇权主义者。这和我之前接触到的对农民、农民起义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写其他的相关回忆时，也都涉及了姚雪垠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时候，也专门提到姚先生，因为是他率先对农民起义作出重新评价的，反思是从文学界开始的，而不是史学界。
1978年，对20世纪中国社会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以“反知识”“反文明”和“反科学”为特征的荒唐时代的终结。那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思想解放如火如荼凯歌行进，求知狂潮愈涨愈高一泻千里。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适逢其时地掀起了这场求知狂潮。徐氏此文是为配合中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而写的。徐迟笔下的陈景润、潘承洞等破译“哥德巴赫猜想”的“读书种子”，不仅成为当时一代青少年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而且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和深刻的启蒙。我感觉1977年高考的恢复，以及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开启了一个知识崇拜、科技崇拜的新时代。当时有一个流行了很久的著名口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这种概念了，但在刚刚恢复高考之后，对和知识相关的一切事物，包括大学、科学、教授、科技、作家、学者、工程师，整个社会都比较崇拜，这种思潮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塑造难以估量。可惜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氛围了。
导致我对“文革”、对中国社会、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发生巨大转变的更大一件事，是1979年的邓小平访美。邓小平访美启程于1979年正月初一那天。当时我还在供销社，那天正好春节值班，在电视上看到了邓小平出访美国。邓小平访美，使原来我对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遭到了摧毁性的颠覆。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有中央电视台记者随邓访美，他们可以随机到美国家庭采访，采访内容通过直播的形式传回国内。从抗美援朝开始，美国就是我们舆论中的敌人，现在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去美国访问，当然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我看报道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电视上出现的那些家庭的画面——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等这些在我们当今家庭里所能看到的、所能享受的现代化电器，在1979年的美国普通家庭里一应俱全。我们之前所接受的教育是帝国主义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同一轮红日、喷薄欲出，帝国主义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正一天天好起来。我们还有一个口号，就是时刻准备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但是现在发现，资本主义的富裕与社会主义的贫穷之间的反差是如此强烈，我们准备解放的人生活得比我们要好得多，帝国主义正在烂下去的生活竟然是我们所不可企及的。
我个人感觉，“我们远远不如西方”，是国人通过邓小平访美，目睹到美国社会发达程度进而受到巨大冲击后所普遍得出的一个结论。后来在8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全盘西化”思潮也是从这里发源的。我们原来不了解西方，等我们了解之后，才发现西方并不是之前我们所描绘的那样。邓小平访美带给我的刺激是我成长过程中最深刻的一次精神上的脱胎换骨。
1979年邓小平访美之后，整个社会处于思想解放的巅峰状态，我就是在这期间来到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的。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我来到学校没几天，就参加了历史系组织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当时在会上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我在“文革”后期所关注的问题，所以我作为刚入校的学生，怀着极大的兴趣旁听了那场讨论会。我亲眼看到老师们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主张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也有主张农民起义是反动的，导致了中国历史的倒退，各种各样的看法都有。在这之前于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那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我反而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甚至都不记得是否看过那篇文章。因为那是整个知识界所关心的问题，而当时的我正在社会下层奋斗，等我上了大学，才真正开始对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有了空前深刻的感受。
我觉得，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思想解放一浪高过一浪的一个时代。当时整个的社会思潮是愈挫愈奋，你轻压它就轻弹，你高压它便反弹得更高。这是整个80年代的一大特点。流行于80年代的几个核心的思想、思潮和观念，我感觉将会伴随我的一生。
80年代主流的思潮是反“文革”，就是害怕“文革”死灰复燃，害怕“文革”再度重演。这是必须永记的一点。因为“文革”虽然结束了，但是发动“文革”的那个基础还在，所以揭露、批判、反思“文革”自然成为整个80年代的主流思潮。80年代中前期的知识界讨论，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文革”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少数比较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个结论影响了至少整整一代人。起码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是接受的，因为它和我的个人经验相符。现在好像有一些人把“文革”说得曼妙无比，我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这跟我的亲身经历完全不一样。
80年代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全盘西化”。“全盘西化”是从反思“文革”中得出的结论，要想避免“文革”的发生，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必须实现现代化，而西方已经实现现代化，所以80年代就有一个观念——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中国要想全面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面地反传统，全盘地西方化。记得是在我留校任教之后，大概是1986年或是1987年的时候，教育部有一个工作组到山东大学来调查学生的思想情况，我作为青年教师的代表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会上，大家的思想很不统一，有的支持全盘西化，有的则表示反对。当时有好几个年龄大的老师对全盘西化的思潮有一些忧虑，认为全盘西化十分严重，让教育部警惕。我当时立即提出来西化就是现代化，全盘西化就是全盘现代化，这有什么不好呢？中国的老古董已经不能为中国现代化出力了，我们把它抛弃了又有何妨呢？那些年龄大的老师也难以回答我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大家都受西化等于现代化这个观念的笼罩，谁也无法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不像上世纪90年代，也不像现在的人们，认为现代化本身有问题，西方化问题更大，当时的人们是没有这个观念的。教育部派工作组来调查的时候，针对的就是学生全盘西化的思潮，所以我在那个场合提出这个问题是会有麻烦的。会议结束后，我们教研室有一位较年长的老师，在回去的路上还专门告诫我要少说话。但这在当时绝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觉得像我这一代的青年，当时几乎都跟着这个潮流走，很少例外。
另外，80年代还有几个观念值得注意。第一个是“落后就要挨打”，因为中国太落后了，要被开除出“球籍”了，这一点对我们这代人的压力很大。人们对此问题有一种普遍的焦虑，而且认为解决这个“落后”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要怎么才能变先进呢？那就是学习西方，走改革开放的路。这个结论是80年代一个大的口号。还有一个口号叫“振兴中华”，1981年，中国女排以五连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使中国人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学生纷纷上街游行，喊的口号就是“振兴中华”。
我参加了这一次在全国各地都出现的游行。山东大学的学生先是在学校集合，然后喊着口号，准备汇合其他高校的学生到省委去。在我们游行刚开始，刚刚走出校园时，对面开过来一辆很简陋的拖拉机，拉着一车沙子，跟游行的队伍撞到了一起，这个司机跟游行队伍不知怎么发生了冲突，我的一个同学也是这次游行队伍的组织者，就叫上几个人，不容分说，把那辆车掀翻到路边。通过这次游行，我感受到了社会学上的一个概念——“广场效应”，就是你只要身处广场，便会处于一个狂热的状态，大家互相激动、互相感染，“五四”时期的揪斗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学生们就是这一心态。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知道了什么叫五四运动。前一段我到澳门讲学，遇到一位研究过五四运动的学者对我说，章宗祥只是驻日公使，曹汝霖、陆宗舆也只是北洋政府的部长，他们能有多大权力呢？政府要跟哪个国家签署怎样的协议，那是国家的决策。当时，人们应该去找真正掌权者，但是在“广场效应”的推动下，学生们就认准了谁签字就是谁的问题，就要找谁算账。就像李鸿章跟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一样，他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当家呢？他的身后是满清政府，可是没人管。冷静下来思考，按我们现在的话说，这就跟集体犯罪一[来自wwW.lw5u.Com]样。但是当你处在广场中，可管不了这些。
“粪土当年万户侯”，则是当年流行的另一个观念。什么达官贵人，什么天皇地煞，什么王侯将相，统统都不在这一代青年人的眼里，这就是这一代人特殊的地方，跟现在普遍羡慕官僚的社会心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代人是叛逆的一代，这种叛逆性不是纯粹指成长过程中的那种叛逆性，而是反叛主流、反叛权威，是集体的叛逆。另外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是愤怒的一代，时刻处在愤怒、不平的状态下，让人觉得这一代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1988年，我的导师葛懋春先生在烟台主办全国史学理论的讨论会，我去那里帮忙。当时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的一位老师，他在那儿第一次看见我，当别人向他介绍说“这是王学典”时，他浑身一激灵说：“这不是一个挺善良挺本分的人吗？我一直以为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呢。”可能因为我当时在《文史哲》或是其他刊物上发表了几篇看起来是离经叛道的文章，就使我在一些中老年教师心目中被想象成一个整日处于“愤怒状态”的人，至少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人。实际上，我当时研究生刚刚毕业，平时也不是十分愿意说话，和他听说的[来自wWw.lW5u.CoM]不大一样。
那一代的青年普遍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是我们这代人最可贵的一个品质。我到现在都觉得，像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因为年龄接近耳顺而变得和以往不一样了，但对国家、民族、天下的那份责任感并没有减弱，还在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比较大的特征，当时大家经常用来表达心志的一句话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这是这一代人的一个信念。而现在的提法则是：“问苍茫大地，我的工作在哪里？”现在大家都是如此，跟我们那一代人不一样。
作者：王学典，山东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新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著有《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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