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丛治辰
几乎所有论者在谈起甫跃辉时，都必然提及他从云南到上海的人生迁徙。云南／乡土与上海／都市成为阅读甫跃辉的一种定式。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足以概括目前为止甫跃辉的小说创作。自2006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甫跃辉的笔力集中于对乡土世界的描写，虽然他从未表示要如福克纳一般在纸上建构自己的文学故乡，但那些长长短短的篇什已足够让人注意他出自云南乡村的童年经验。2012年甫跃辉在《十月》发表《动物园》和《丢失者》，笔锋一转，书写城市，才将读者猛然惊醒：原来这个云南少年，已在大上海生活了整整十年。乡村与城市的外在风貌自然判然有别，在甫跃辉笔下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趣，这样的差异似乎也确实足以使云南和上海成为甫跃辉文学版图上的两极。
然而，从乡村／城市二元对立的视角阅读甫跃辉的小说，却极易落入一种论述陷阱，或者说，是一种论述困境。一个云南汉子，远离故土来到上海求学谋生，这样的叙述已然造成某种定见：云南自然是精神故乡，而上海则终是陌生的所在。甫跃辉于是成为一个当代侨寓作家的形象：身在上海陋室之中感慨漂泊，怀着无限的抒情冲动回望和再造乡土。甫跃辉写乡村多写儿童少年，而在城市题材的小说里，主人公皆是已大学毕业的青年，似乎又为如此论述提供了佐证。依此而论，则势必将甫跃辉的创作纳于侨寓文学的框架之内，但尴尬却由此产生：若将甫跃辉数十篇乡村题材的小说放置在乡土文学的脉络当中，我们将难免失落地发现，所有这些乡村想象都似曾相识，从主题到模式，甚至人物，乃至细节，都早被前辈们一再经营。从鲁迅到沈从文，对乡土中国的书写确已传统深厚，而包括甫跃辉在内的所有后来的写作者，都必然要在这传统的阴影下前行。实际上岂独创作如是，评论不也是这样？如果说小说家有义务在传统以外面对真实而具体的时代，创作新的可能，对小说家的阅读与评价或许同样需要跳出既有而方便的论述方式，采取新的视角，观察这一代作家不同于前辈之处究竟何在。
叙述的边界与悬置的他者
2006年，甫跃辉在《山花》第6期发表了他第一篇小说《少年游》。这个以小镇为背景的故事显然已经具备了甫跃辉乡土题材的形态，并且不乏对侨寓前辈们的致敬：虽然并非真正的乡村，但是在对柳浪镇的描述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现代气息，这是一个典型的乡土中国空间；而小说中成人世界蓬勃的男女情欲和复杂的人情纠葛，以及乡村道德有心无力的徘徊，都洋溢着乡土小说的流风余韵。但在我看来，小说所表达出的更为尖锐的经验，来自一个少年对于世界边界的探索，以及探索之不可能所造成的巨大挫败感。
十二岁时，“我”试图从柳浪镇离家出走，这是一次充满了成长狂喜的出走：“昨晚脑子里刚蹦出离家出走的念头，一束火花就照亮了我对世界的想象。许多年以来，我的想象力要么在柳浪镇那条窄窄的小河上荡漾，要么在几条窄窄的小巷间徘徊，顶多不过攀上了镇东那棵不知道年岁的香樟[来自WwW.lw5u.cOm]”，而如今“我”将为我狭隘的想象力画上句号，变成另一个人。然而这次壮烈的旅行在三里地之外的大树下就戛然而止了，“一个人忽然发现他在这个世界上走不了多远，悲哀是免不了的。世界很大，但能去的地方并不多，能到达的地方更少。十二岁那年，我孤身一人离开家，赤脚踩上凉冰冰的青石板时，深切地感受到了对世界的无能为力”。“我”于是只能退返故乡，重新面对植根于乡村社会的仇恨、爱慕、暴力与眷恋，等待着悠悠和小木头乘船从“我”熟悉的世界边界之外驶来，构成“我”的少年时代最可怀念的时光。而当十八岁“我”再次思考出走之时，世界已向我敞开，出走因而失去意义，我与世界之间的边界此时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心：“我已经自由了，父母已经不再约束我，我连逃避的对象都没有了。十二岁的时候，我可以逃离父母；十八岁的时候，我只能逃离自己。但我离不开自己，我害怕离开自己，我只想一遍又一遍地确认自己。”这个故事如此动人而诚恳，简直可以作为甫跃辉小说创作之欲望与困境的某种隐喻。
对乡村边界的不断触碰、突围和败退，或许恰恰透露出甫跃辉并不安于乡土的内心隐秘。乡土与其说是甫跃辉的精神故乡，倒不如说是他始终急于逃离的所在。而当“我”试图从小镇离家出走的时候，小镇之外并无一个明确的城市形象来安放“我”的期待，只有一个模糊而庞大的“世界”。因此，甫跃辉所心心念念的，或许并非在乡村与城市的二元之间寻找位置，而是如何从生存的此在境遇突围。乡村在此也就不是乡村，不是故园，而是栅栏，是封存了自我的外在密闭空间。如果说在甫跃辉的乡土空间边缘存在着一个边界的话，边界之外亦并非城市，而是少年成长的内心冲动。在此意义上，城市与乡村实际上是同构的。我们将发现，无论城市题材还是乡村题材，甫跃辉小说中永恒不变的正是这样一种边界，这边界由内心欲念和外在限度共同构成。这或许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主题，也是他隳突挣扎却无法挣脱逾越的地方，构成他不断需要讲出故事的内在动力：被关闭在城市或乡村中的自我想要突围而去，却发现边界如此牢固又如此荒诞，出走已无可能。要么显得孱弱而可笑，要么显得徒劳而无效。
如此看待甫跃辉的小说，大概能够更好解释，为什么在他笔下有如此之多的他者形象。在书写乡土世界时，甫跃辉最为关注的，往往并非乡土，而恰恰是那些与乡土格格不入的人。而其小说当中最为丰沛的抒情，也绝非献给田园牧歌式的乡村，而是发端于那些乡村的他者与乡村之间发生的摩擦冲突，遭到的戕害压抑。《少年游》当中的悠悠和小木头是从乡村之外闯入的，在构造了我成长当中最重要的经验之后，又黯然逃离乡村；《鹰王》当中的余顺来以对于鹰的诡异情感将自我与村人隔绝开来；李惠文终其一生都在回味少女时代的牵挂，从而使漫长而琐碎的乡村生活全都变成外在于她的世界，她与从村庄之外嫁入的小慧和因年迈被逐出家庭的乔老太一起，构成《收获日》中复杂的乡村他者群体。最令人动容的当然是《鱼王》，老刁父子无论怎样努力隐忍和善意地希望加入乡村世界，仍宿命般地遭到排斥、猜疑与伤害，连那些他们着意笼络的孩子们也终究成为他们的敌人。而当海天近乎偏执地守卫鱼王和它如罗马遗迹般的巨大骨架时，我想他绝未想过这是在凭吊乡村世界一去不返，或者从未有过的古老道德与信仰。他只是在守护与这个乡村世界截然对抗、无法融合的内心世界。甫跃辉几乎将他所有的关注、同情与认同，都给予了这些与乡土世界相疏离的人们，这些以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乡村隐隐对抗的人们。甫跃辉是站在乡村的陌生人这一边的。这种亲疏之别更为内在地表现在作为叙述者的甫跃辉与他的叙述对象之间的距离。一旦开始书写真正的乡村和那些真正的乡村居民，甫跃辉就总是不由自主地站在他者的角度。这是一个永远悬置在叙述之外的叙述者，使所有故事都蒙上了一层冷眼旁观的意味。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乡愁者会以如此姿态讲述故乡，这似乎恰足以证明，乡村其实并非甫跃辉的真正故乡，他的诉求在乡村之外，却在内心之中。
而上海城里的顾零洲们，与乡村传奇中这些他者形象又有多大的不同呢？不过是同样的他者，同样的孤独，同样的隔膜，换了一个空间与时间。深刻的或许并不只是甫跃辉以一个云南汉子的忠直与困惑写出了现代都市社会当中的丛林体验，深刻的是甫跃辉一以贯之地构造起外部世界与内在自我的对峙与冲突，从中阐发残忍的抒情美学。这无关乎乡村还是都市，这不是一个空间的命题，而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孤绝的自我与成长的难度
转移阅读视角之后，值得瞩目的便不再是乡村与城市这不同空间带来的经验差异，更为动人的是那个与外部世界抵死对峙的内在自我。正如《少年游》当中所着意表达的：“我”是那么茫然、恐慌、无力而沮丧。这种复杂的内在感受不仅表现为在空间上永远无法逃脱，更表现为叙述在时间当中几度迷失。我们永远无法确认甫跃辉笔下的乡村世界存在于哪个具体年代，那些村庄似乎超越历史之外，具有某种恒定性。这当然可能是因为，乡土中国在近百年的历史当中并未发生什么本质变化，但这种说法总让人觉得可疑。或许更加可信的是，那些伫立在甫跃辉回忆视线当中的村庄，本来便不必与具体历史发生联系，而只与甫跃辉个人有关：那是他用以探索内在自我的虚构场域。诡异的是，被视为故乡的这个世界永远无法在时间当中具象化。《少年游》中那个少年，在十二岁、十六岁、十八岁和二十岁的记忆当中来回穿梭，不同年龄的生活片断拼贴组合，混杂一处，难以辨识，这样的叙述手法在其他小说当中也一[来自Www.lw5u.com]再出现。如果说，侨寓城市的甫跃辉曾经试图回望乡土寻找来历的话，那他或许只是失望地发现，连对于乡土的回忆都如此不可靠。他迄今为止唯一的长篇《刻舟记》是一个关于时间与回忆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丢失的故事：“我”的妹妹、朋友，那些曾经相信的和曾经珍视的，都一一消失于记忆之流当中。而谁也无法回答妹妹发出的疑问：“掉水里的宝剑究竟去哪儿了？它真的还在原地吗？”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回忆比什么都更能说出内心的秘密，当像侨寓前辈们那样回忆故土都成为不可能，那个内在自我是何等不安，何等忧伤，又何等孤绝呢？
这或许可以为我们解释甫跃辉何以总是要以儿童视角来讲述乡村提供一个新的理由。如果说，仅仅因为甫跃辉的童年时代在乡村度过，而成年之后生活于上海，所以他在乡村与城市两种题材的小说当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主人公，则不能说明，何以他笔下那些明显已经度过青春期的人物仍以一种童稚的语气讲话，而行为方式亦不符合其实际年龄所应有的表现。《少年游》当中的“我”、悠悠和小木头哪像是十六岁的少男少女？而《哑湖》中达哥的所作所为又何尝像是一个已届婚龄的男子？不合时宜的儿童心理恰恰是内心乏力、恐惧与脆弱的无意流露，这种无力或许不仅仅来自于视角的设计，更源自视角背后的那个作者与世界相面对时的真实感受。而城市是如此庞大、复杂和令人恐慌，任何个人在面对它时都显得渺小和孱弱，在书写时自然也就无须假借儿童声口再予渲染。如果说小说《巨象》是将来自城市的压抑幻化成了梦魇中的那头巨象的话，实际上，这头巨象又何尝不笼罩着甫跃辉笔下的所有乡村。对于那些脆弱如童稚的心灵而言，乡村同样亦是一头巨象。
很多人将甫跃辉的乡村儿童视角小说看作成长小说，然而，真的成长了吗？诚然，甫跃辉喜欢讲述一个孩子的蜕变过程，但那与其说是成长，不如说是堕落，是内心自我在更加深刻地体验过外在世界的强硬逻辑之后的绝望或者妥协。《少年游》中的小木头，《鱼王》中的海天，乃至《街市》结尾那个曾经纯真的少年，莫不如是。外在世界如此强大，个人已无可能在其中得到充实而健康的成长，剩下的只有自我与世界之间无日无天的紧张关系。或许这就是甫跃辉如此迷恋于书写人性之恶的原因，那正是他对外在世界的真实体认。而当我们看到他冷漠地，甚至近乎残忍地将他笔下的人物一一推到极端，碰触恶的底线，不能不感觉到来自作者内心世界的哀叹，那已类似于弱者在自认弱小时无可奈何的发泄。而甫跃辉之迷恋于琢磨情欲，或许也出于同一原因：这样庞大的世界与这样孱弱的自我，除了攫住情欲，还能怎样聊以安慰呢？
当然，还有《动物园》里的那些大象：“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在世界的夜晚当中，大象平静的背影还能给予我们以虚妄的力量吗？
我们时代的侨寓困境究竟何在
尽管严肃的文学写作从来都是孤独的个人事业，但谁也逃不开时代的限制，成为某种共性的一部分。与甫跃辉同为“80后”作家之翘楚的湖南作家郑小驴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西洲曲》中，同样讲述了一个无法成长的成长故事。而纵观这年轻一代作家，有几人不在孤绝的自我与强悍的世界之间挣扎冲突，摸索叙述的边界？因此本文论甫跃辉，又似乎不仅仅是论甫跃辉，甫跃辉勤奋而忠直的写作恰恰使之成为这个时代写作的症候。
其实对论者而言，甫跃辉是否真的有意追随前辈，回望乡村和体验城市，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属于鲁迅、沈从文和郁达夫的那个侨寓时代确已不复存在。在这个多元分化又全球一体的时空当中，在这个沉重的传统与先在的偏见、碎片化的现实与幽灵般的历史都并置杂陈的时空当中，较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断裂，尚有更为尖锐的审美命题。若一定以侨寓文学论甫跃辉，则与其说侨寓之感来自云南到上海之间的空间距离所造成的某种与传统不谋而合的乡愁，不如说，在自我与世界之间已生出了一种新的乡愁。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无论愿意与否，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必然承担这一乡愁，将自己放逐于整个世界之外，而背后可能连城市这样一个蜗居之所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