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刘荣华
沈从文曾在《边城》里塑造了一个代表真善美理想的翠翠形象，但到了《长河》这里，这个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坍圮了——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来实现“救国图强”目标的青年，学到的是“伪真”；代表新统治秩序的保安队长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实在是“伪善”；而当局轰轰烈烈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多少有些“伪美”的味道。如果说沈从文笔下的乡村世界在《长河》里开始变得“非真”“非善”“非美”的话，那么其背后的“推手”和“运作机制”是什么呢？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提到，抽象如八股文的“现代”观念及其外在物质的变化，并未给这个古老的民族带来道德、伦理、文化心理等精神意义上的进化。相反，可能会改变了原有的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集体心理和文化习俗，同时以“现代”之名破坏社会心理秩序，进而带来新的精神扭曲。
从“人的觉醒”到“人的膨胀”的新青年
知识青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素来获得社会精英的高度肯定和深切期许。为何到了沈从文的笔下，新青年就如此不成器了呢？他在《长河·题记》中毫不客气地批评新青年：“（他们的）终身事业目标，不是打量入政治学校，就是糊糊涂涂往某一处跑，对历史社会的发展，既缺少较深刻的认识，对个人生命的意义，也缺少较深刻的理解，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于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一滚，自然就消失了。”①
应该说，沈从文是其时鲜有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严肃反思的作家。他看到，虽然举起“科学”与“民主”思想大旗的“五四”新青年是当时追求理性、真理和进步的化身，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长河》中的新青年都不是值得托付民族大任的希望所在。他们虽懂得一些从西方“贩卖”过来的“时髦理论”，但也只是懂得一些形式上的皮毛东西。换言之，新青年仍然是缺乏“独立人格”的群体，尽管他们已经脱离了儒家的身份依附理论，但又迅速地掉进了另外的“独立”圈套——依附于某一种现代的理论或主张。学者张新颖就认为：“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对于‘简单文化概念’的依附性，或者是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都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因其依附性，不可靠是必然的。”②
颇为吊诡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这个，推翻那个，不就是要求个体取得独立人格吗？为何人们视为圭臬的事物，最后又成为他们迈向人格独立的障碍呢？归根结底，新青年在一种狂飙突进的时代潮流中，迅速地从最初理性启蒙状态的“人的觉醒”阶段发展到了“人的膨胀”的阶段。换句话说，这时期新青年的“理性”开始接近法兰克福学派声讨的“工具理性”：“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意识被不断地启蒙。人从崇拜神到自认为是神，经历的过程是人类获得‘理性’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获得的只是‘技术理性’，或一种‘工具理性’，而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理性。”③
不过，沈从文笔下的新青年可不这么想，他们大概都会骄傲于自己的“启蒙者”身份，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利器，即“现代”的知识资本——从物质形态论，他们或许理解新技术、新媒介；而从精神形态来看，他们或许懂得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新的游戏规则。这是他们“自我膨胀”的理由，而这又加速了他们“异化”的进程。与此相反，沈从文更欣赏那些未受“现代”洗[来自Www.lw5U.com]礼的村妇。他写道：“即以地方而论，前一代固有的优点，尤其是长辈中妇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处，以及在素朴自然景物下衬托简单信仰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④
可是，乡村几千年积淀下来的这份“抒情诗气分”就要被傲慢的“现代想象”横扫干净，而承载“现代想象”的正是以《申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介。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过去湘西悠然自得的乡村生活让许多人对环境保持着经验性的接触，但“新生活”到来后，人们的生活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精细复杂，生活圈子正在大众媒介的驱动下变得越来越巨大。事实上，人们已经不可能再依赖其经验的环境来获取各种信息并作出反应，更多的则是依赖大众媒介再现的环境去了解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情。换言之，大众媒介给湘西世界带来了现代的“镜像”，并直接成为统一民众关于未来想象的工具。但问题是，大众媒介带来的“现代镜像”，是忠实地反映了现实还是重塑了现实？
媒介镜像与乡村新秩序
当作为思想意识形态代表的大众媒介《申报》和作为新统治势力代表的“保安队长”频繁地出现在《长河》中时，我们可以感到，沈从文警惕的一种新型乡村统治秩序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前者披着传播“现代”的外衣，控制着人们对未知生活的[来自www.lw5u.Com]想象——它代表了权威。就连人们敬重的乡绅会长原来也是《申报》的老读者，他不但相信《申报》，而且还要从中获取新的思想资源和权威信息：“会长还是相信国家重要事会从报上看得出，报上有的才是真事情，报上不说多半不可靠。”⑤而普通乡民，如善良的长顺更是迷信《申报》传播的观点，也因《申报》获取了一点“信仰”：“他有种单纯而简单的信念，相信国家有了‘老总’究竟好多了，国运和家运一样，一切事得慢慢来，慢慢地会好转的。”
如果说《申报》是乡村统治权威的来源的话，那么“保安队长”就是乡村统治权力的代表。前者控制人的思想，后者控制人的身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大众的名义压抑分离的个体。当两者一旦相遇并“珠联璧合”时，一种稳固的乡村统治秩序便构建起来了。与传统乡绅以“情”和“理”服众，从而带来一方安宁不同的是，那个接受过新思想启发的保安队长，却需要依靠“现代资本”和“武力”来钳制地方。他到商会会长家绞尽脑汁、巧立名目要钱，得到钱后又不肯盖章。而到滕长顺家买橘子，明明是想占为己有，悄悄拿到外面去卖，却又托词为送礼。这就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官员的虚伪模样。然而让人揪心的事情不是保安队长抢夺橘子，而是他还试图占有人见人爱的天天。当看到沈从文将“天使”与“魔鬼”的心态、情态放置在枫木坳素朴、宁静的乡村的时候，我们才恍然醒悟——“现代”的乌云正悄悄地包围、笼罩着湘西，“善良”的子民将无处逃遁。
然而，作者的本意或许并不在于塑造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也不仅是为了揭穿当局文化官员的“伪善”，正如台湾学者王德威所言：“沈从文的世界充满了辩证式的张力。在这个世界里，他赋予阴鸷或伧俗的现象以抒情的悲悯，并试图从人间的暴虐或愚行中重觅生命的可能。”⑦沈从文的作品应有更大的企图——由大众媒介提供的“现代想象”及代表新的统治形象的文化官员究，竟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新生活”？而这又是否是人们真正需要的呢？
有利必争的“新生活”与人的“异化”
“新生活”，顾名思义是一种先验的概念，它关涉对未来的生活想象。它的精神背景隐含着一种决裂——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状态不满意，迫切希望改变。沈从文在《长河》中反复提及的新生活，亦即“1934年蒋介石发起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文化复兴运动’，核心是恢复‘礼、义、廉、耻’为代表的传统道德规范和儒家价值观，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达到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的目标”⑧。由此可见，新生活是现代思想和传统道德合谋的产物，是政治的需要，再具体说则是军事需要的产物，所以无法形成统治阶层和普罗大众的合意和共识，它给人带来的更多的是恐慌和荒谬。
妇人正因为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记忆中只记起五年来，川军来了又走了，共产党来了又走了，中央军来了又走了，现在又听人说“新生活”也快要上来，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拉人杀人，因此问了许多人，人都说不明白。⑨
如果说对新生活的“恐慌”是因信息不对称导致民众不安全感增强的话，那么新生活的“荒谬”则是由于民众对其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它与农业文明、与传统民俗并不协调。
长顺十天前从弄船人口中听来些城里实行新生活运动的情形，譬如走路要向左，衣扣要扣好，不许赤脚赤背膊，凡事要快，要清洁……如此或如彼，这些事对水手来说，不觉得危险可怕，倒是麻烦可笑。请想想，这些事情若移到乡下来，将成个什么。走路必向左，乡下人怎么混在一处赶场？不许脱光身，怎么下水拉船？凡事要争快，过渡船大家抢先，不把船踏翻吗？
然而沈从文的用意，并不停留在揶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而是指出乡村原有的素朴气氛，乡民原有的正直、健康的性格，正被势力的、自私的、狡狯的商业文明的气息所改变。这一点从第五章《摘橘子》，长顺与老水手讨论新式油业公司的对话中可以窥见。老水手一开始还满怀信心地认为，机器油坊炼出的油肯定不如传统作坊炼出的油。但滕长顺看到了问题背后没这么简单——表面看上去是两种生产形式的差异，实质是新的生产力给予了权贵资本新的机会。所以感慨道：“古人说，官不与人争利，有个道理。如今不同了，有利必争。”
《长河》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民族的图强复兴不是依靠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可以解决的，而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技术、器物和制度层面的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文化问题。从集体而言，沈从文看到了民族品德的消失；而从个体而言，他无疑是看到了“人的异化”，也就是人与其自然本性的疏离，与大地失去了精神联系。所以他忧心忡忡地说：“农民的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了原有的素朴所表现的式样。”而“异化”的产生又脱离不了“技术”的影响，特别是大众媒介的影响——大众媒介以其强大的信息复制能力和打破时空限制的传播能力，摧毁了这个世界原本非常丰富的、多样的文化习俗，世界的道路正变得越来越单一、越来越乏味。
由此我们变可以明白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最后一句话的深意：“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
作者：刘荣华，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副教授。
编辑：孙明亮mzsul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