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龚斌
夏侯玄既被桎梏
夏侯玄既被桎梏，《魏氏春秋》曰：“玄字太初，谯国人，夏侯尚之子，大将军前妻兄也。风格高朗，弘辩博畅。正始中，护军曹爽诛，征为太常。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研。及太傅薨，许允谓玄曰：‘子无复忧矣！’玄叹曰：‘士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尤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后中书令李丰恶大将军执政，遂谋以玄代之。大将军闻其谋，诛丰，收玄送廷尉。”干宝《晋纪》曰：“初，丰之谋也，使告玄。玄答曰：‘宜详之尔！’不以闻也，故及于难。”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世语》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邪？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邪！’钟会年少于玄，玄不与交。是日，于毓坐狎玄，玄正色日：‘钟君何得如是！”’《名士传》曰：“初，玄以钟毓志趣不同，不与之交。玄被收时，毓为廷尉，执玄手日：‘太初何至于此？’玄正色曰：‘虽复刑余之人，不可得交。’”按郭颁，西晋人，时世相近，为《晋魏世语》，事多详核。孙盛之徒，皆采以著书，并云玄距钟会，而袁宏《名士传》最后出，不依前史，以为钟毓，可谓谬矣。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魏志》曰：“玄格量弘济，临斩，颜色不异，举止自若。”
（《方正》六）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始终是杀戮与流血的进程。新政权的大幕，几乎无一不在漫天血色中拉开。魏晋易代，由于司马懿父子生性特别残忍，阴谋和杀戮接连不断，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恐怖的时代之一。
魏末一代名士夏侯玄，就死在司马师的屠刀之下。
夏侯玄之死，使后人懂得胜利者并不都是替天行道的英雄，很多时候倒是卑鄙无耻的小人；也懂得失败者可以浩气长存，刚毅不屈的人格会彪炳史册。历史，最终不以成败论英雄。品格和节操，百代之下仍赢得人们的尊敬。
魏齐王曹芳正始初，曹爽辅政。夏侯玄是爽之姑子，得以重用。正始十年(249)，司马懿父子发动兵变，诛灭曹爽集团，曹氏政权名存实亡。为了最后的篡夺，司马氏有计划地防范、监视、剪除曹氏集团中有影响的人物。夏侯氏与曹氏世代联姻，夏侯玄是世人瞩目的大名士，又是曹爽外弟，司马氏当然把他看作夺取天下的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实际上，早在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夏侯尚之女媛容为司马师妻，司马师忌其或于己不利，竟然毒杀之，时年仅二十四。手段残忍，令人发指。一个弱女子尚且不容于司马氏，何况天下归心的大名士夏侯玄？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说：“及太傅薨，许允谓玄曰：‘子无复忧矣。，玄叹曰：‘土宗，卿何不见事乎？此人犹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可见，夏侯玄对自己的险恶处境有清醒认识，非常了解司马师兄弟必欲除己的心思。即使后来不发生李丰密谋以夏侯玄辅政这件事，司马氏也不会放过他。
不过，夏侯玄的直接死因，终究是李丰谋泄而殃及。关于此事的经过，《魏氏春秋》、干宝《晋纪总论》记之已详，此不复赘述。值得书写的仍然是夏侯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浩然正气。君子、小人不可同器。小人得势，必乘势侮辱君子。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心理现象。“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钟会为什么不与夏侯玄相知？主因是两人政治立场对立。如前所说，曹氏、夏侯氏有通婚之亲。玄父夏侯尚与魏文帝为布衣之交，尚卒，文帝下诏表彰尚：“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是以人为腹心，出为爪牙。”（《魏志·夏侯尚传》裴松之注引《魏书》）钟会则是司马氏集团中的重要智囊。一忠于曹魏，一忠于司马氏，自然冰炭不同器。“虎落平阳被犬欺”，夏侯玄既被桎梏，得志小人钟会便乘势狎侮，以报被君子轻蔑的宿憾。然夏侯玄断然回敬：“虽复刑余之人，未敢闻命。”相信有血气之人，读夏侯玄之语，定会对诸如风骨、正气、节操等词语有所了悟。《礼记，儒行》说：“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孟子，滕文公下》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夏侯玄真是堂堂正正的君子儒。孔子慨叹：“吾未见其刚者。”（《论语·公冶长》）夏侯玄即是孔子呼唤的“刚者”。孟子赞美的大丈夫。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如夏侯玄这样的“刚者”，宁折不弯。即使在“文革”的残暴年代，也有如傅雷一样的“刚者”，表现出“士可杀不可辱”之刚毅品格，使忍辱偷生的士，仰望崇高，自思自省。
夏侯玄“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坦然面对酷刑和屠刀。如果不知正邪之道，不明生死之价值，不养气浩然，谁能臻于这样的境界？我对魏晋“雅量”最佩服者有二人，前夏侯玄，后嵇康。他们都能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一刻，坦然自若，而人格光辉却能干载不灭。
皎皎者易污。死于司马氏屠JJ之下的刚者夏侯玄，身后仍遭人抹黑与矮化。例如《三国志》作者陈寿评论说：“玄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然与曹爽中外缱绻，荣位如斯，曾未闻匡弼其非，援致良才。举兹以论，焉能免之乎！”陈寿的论调似是而非，也是不实之词。夏侯氏既与曹氏有婚姻之亲，那么，曹爽辅政，重用玄，固无可非议。此其一。《魏志，夏侯玄传》裴注引《世语》说：“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夏侯玄起用的人才，“无非俊杰”，陈寿却说未闻玄“援致良才”。这岂非昧着良心说话？不敢言司马氏的阴谋，却以成败论夏侯玄，岂是公论？后世也有人说：夏侯玄虽好老庄，然卒遇祸，是为“不智”。以此逻辑衡量古人今人，势必不分忠奸，愚智颠倒。乡愿盛行，可杀而不可辱的士，自然要绝种了。
王丞相作女伎
王丞相作女伎，施设床席。蔡公先在坐，不说而去，王亦不留。《蔡司徒别传》曰：“谟字道明，济阳考城人。博学有识，避地江左，历左光禄，录尚书事，扬州刺史。薨赠司空。”
（《方正》四O）
魏晋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大放异彩的时代，当时的不少名士深谙音律，嵇康、阮籍、阮咸、谢尚、桓伊……或擅琴，或擅笛，乐论的造诣很高，有的还是杰出的演奏家。与此同时，豪贵之家的女伎最完美地体现出女色与音乐的天然融合。那才是人生最妙的享受：风姿绰约的美人，婀娜莫名的舞蹈，缠绵的清歌丽曲。世上有几人能拒绝美色和音乐的双重诱惑？
上流社会喜好女伎的风气，由来远矣。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西汉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名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张衡《七辩》则生动地描写了女乐演出的场面：“淮南清歌，燕余材舞。列乎前堂，递奏代叙。结郑卫之遗风，扬流哇而脉激楚。楚鼙鼓吹，竽籁应律，金石合奏，妖冶邀会。观者交目，衣解忘带。于是乐中日晚，移即昏庭。美人妖服，变曲为清。改赋新词，转歌流声。”东汉末年，儒学衰落，道家哲学再度兴盛，个性解放的思潮应运而生。礼教重压下的人性觉醒了，及时行乐、纵情适意的人生态度风靡整个社会。“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古诗十九首》中的这二句诗，不妨看作冲破道德拘束、尽情享受人生的宣言。
从两汉至魏晋，畜养女伎之风成燎原之势。女伎既是歌舞美餐，又是女色盛宴。王丞相作女伎，实在很平常，当时贵戚朝臣都在畜伎。王导此人位极人臣，从青年时代起就受魏晋自由精神的影响，达生任性，不拘儒家礼节。《晋书》本传说，王导妻曹氏性强，“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在外秘密包养小妾，如今天一些官员偷偷包养“二奶”“三奶”，满足婚外性爱的欲念。同时，王导也常去其他豪富之家观伎。尚书纪瞻有爱妾，能为新声，王导与周頡及朝士前往观伎。
但王导这次作女伎，却好像是对不喜女乐的蔡谟的挑衅。据“蔡公先在坐”句，知蔡谟已在王导处坐了一段时间。也许王导以为与蔡谟没什么好谈了，也许王导太想享受女伎了，也许王导觉得只有用作女伎的办法才能叫蔡谟离开，总之，他“施设床席”，盼着明眸皓齿出场。蔡谟见此架势，不高兴地告辞，王导也不挽留。王导心里可能这样说：你走实在太好了，省得你一见女伎就说郑声淫，杀我风景。
王导喜欢女伎，蔡谟不悦女乐。只有短短五句的冷静叙述，就刻画出截然对立的两种审美情趣。王导是东晋初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但他本质上是个大名士，清谈、围棋、纳妾、养私生子、喜女伎，兴趣广泛，何减谢鲲、卫玢等一流名士？反观蔡谟，作风保守古板，《晋书》本传说他“性方雅”，“又笃慎，每事必为过防”，是个儒雅、方正、谦慎的君子。显然，蔡谟的性格与作风同王导迥异。作为正人君子，蔡谟恪守着儒家的道德规范，视女伎为淫荡的郑声，败坏君子德性。这些严肃端方之士其实丝毫不懂得人生的享受，更不理解人生的艺术化。在风流名士看来，女伎、清谈、婚外性爱的享受，正是艺术人生的体现。王导与蔡谟不相得，盖在于此。
[来自WwW.lw5U.com] 王公不备庾公
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或谓王公：“可潜稍严，以备不虞。”王公曰：“我与元规虽俱王臣，本怀布衣之好。若其欲来，吾角巾径还乌衣。”《丹阳记》曰：“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江左初立，琅邪诸王所居。”何所稍严？ 《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
（《雅量》一三）
王导、庾亮是东晋成帝时最重要的两个大臣。成帝咸和九年(334)，征西大将军、长沙公陶侃卒，加平西将军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镇武昌。当时王导为丞相，坐镇京都，两人一外一内，是东晋政权的两大支柱。
可事实上两人有矛盾。王导治政宽简，庾亮严刑峻法。因为王导宽简，所以时人多以为他昏庸糊涂。而不满王导的情绪，尤以庾亮为主要代表。《资治通鉴》卷九六《晋纪》一八载：“导性宽厚，委任诸将赵胤、贾宁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写信给郗鉴，鼓动后者一同起兵废[来自wwW.lw5u.CoM]了王导。这一条说：“有往来者云：‘庾公有东下意。”’所谓“东下意”，即指庾亮欲起兵废王导。欲废王导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宽厚并任命赵胤、贾宁等几个苏峻余党。苏峻之乱由庾亮处事太过峻切引起，而庾亮本人也差一点丧命于乱兵中。他对苏峻及其余党的仇恨可想而知。在庾亮及不少人看来，王导不法办苏峻余党已经是太宽大了，现在居然任命叛将，况且这些乱臣贼子多不奉法，引起大臣的深深忧虑。庾亮当然对此不解和愤怒。幸亏郗鉴不同意“庾公有东下意”，否则苏峻乱后东晋最著名的辅佐大臣之间公开分裂，后果不堪设想。应该赞许郗鉴不从庾亮，虽然他也不满王导晚年的“愦愦”，但深刻理解苏峻乱后百废待兴的形势，只有同心协力，才能稳定局势。
可是，总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有人对王导说：“可潜稍严，以备不虞。”建议王导防备庾亮。这个人是谁？再有，前面“往来者”又是谁？据《晋书，王导传》说：“南蛮校尉陶称间说（庾）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又《晋书，孙盛传》说：“庾亮代（陶）侃，引为征西主簿，转参军。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据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原来，“往来者”及献计王导以备庾亮之人，皆是南蛮校尉陶称。
陶称为陶侃之子。为什么陶称要离间庾亮和王导的关系？其详情难知，或许只能从陶称的性格解释一二。史称陶称“性虎勇不伦，与诸弟不协”（《晋书·陶侃传》），勇猛非凡，兄弟之间也不和睦，以至互相残杀。性格决定一切。陶称有这样的性格，谗构庾亮、王导之间，就好理解了。陶称离间，可能并不出于宏大的政治目的，多半是乐见天下不太平。喜欢乱局再加上勇猛大胆，干坏事必定肆无忌惮。当然，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陶称离间，是看准了庾亮对王导的不满，以为有隙可乘。
王导不愧是气度恢弘的大政治家，回答谗构者说：“我和庾亮老早就是朋友，他想来就来好了，我可以回乌衣巷休闲了。”表示友情之后，又视权势如无物。相信庾亮听到这种话，没法不感动。事情也果真如此，在陶称谗构时，孙盛暗中向庾亮进言：“王公神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欲见内外耳。”（《晋书，孙盛传》）以为王导神情高远，不会去干争权夺利的世俗之事，必是佞邪之徒挑拨外镇与内廷的关系。庾亮采纳了，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靠了王导、庾亮的明智，消解了危机，孙盛于此亦有功焉。
尚须探究的是，王导“吾角巾径还乌衣”一番话，是否真诚？是否同庾亮全无芥蒂？事实恐怕不会这样简单。《晋书，王导传》说：“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可见王导对于庾亮权势过大，内心终究不能平，所谓“我与元规虽俱王臣”云云，初听起来王公的雅量无所不包，其实还是有矫情的成分。但王导听到流言时不动声色，言辞闲雅，毕竟有大政治家的度量，令人佩服。至于庾亮能纳谏，也非常人可及。东晋政局得以安定，两人皆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