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为新
苏东坡曾云： “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东坡先生大约得“趣”于挑灯时分，安静场所宜于读书，消遣世虑，还可以独自享用那种“野味”。而欧阳修在《归田录》里说钱思公手不释卷，坐读经史，卧读小说，连上茅房都阅词，永叔先生也说自己平生作文更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既然这三个场所须分开，看来文人什么书都可以读，还有面对讲占卦的、讲窑子里妓女的书也未必表达憎恶，可以翻翻，至于在马上、厕上，还是枕上，他们都不说。
既然茅房里可以阅词，那也说明了如厕的另一种意义。据说穆太公在如厕过程中偶然开悟让那些推销“汉服”的所谓“大儒”们能望其项背。宋公挟书如厕，怕别人不知道，书声琅琅，抑扬顿挫；这虽然需要勇气，但长此以往，就闹不清何为书室，何为厕所了。钱公坐读经史，因经史深奥，须正襟危坐。卧读小说，因小说香艳，则可以催眠。如厕读小辞[来自WWW.lw5u.com]，因小辞多半简短易读，情趣怡然。这个严肃且幽默的方式让我觉得可以冥想或如厕读书的可贵，这也使我对“读书之乐乐陶陶”一贯持相左意见，或许，我旁门左道的阅读使我不是那种瞑思之人，初虽把卷终亦掩卷，我自己的所谓读书大抵是在消耗书画之余的那些琐屑，以此在我的生活里求得填补而已。都说消遣世虑以读书为最适宜，可是我杂览的经验让我思路混乱。
但我家里的卫生间洁净如同展厅，各种书刊排列，随手可得，倘若讲究沐浴点檀香，那是一种闲来的瞎掰，我一卷在手，聊作短暂的消磨。其实如厕读书也有很多隐痛，如厕需要血液往下循环，血液上涌容易致使下盘空虚，尽管脑子清醒如晨起，[来自wwW.lw5U.com]但下盘则长久积痼。至于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咏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是否真实，我们当然无从考据。
另有《语林》云，石崇厕有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锦香囊伺候两侧，场景如同出宫，这哪里是如厕，还要在两个婢女的“照顾”下放很响的屁，掺杂各种异响，里头再翻阅书籍，他还是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