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为新
予自小承父亲管教，得于案前临习《史晨》与苏轼信札，唐人或晋人法帖是稍晚才见，故识“书”与“法”也得自稍长。倘若以钟元常入抱犊山三年学书，永禅师学书四十年不下楼为例，予所用功尚未入门径，而习画后予懈怠于书，失为偏颇，其间书中少题跋，非不愿，实不敢也。稍求元明之旧拓，尝试人手，未敢梦作书家，只求题跋不至于悬于壁而不敢止前，后得诸名家佳本，而杂求散杂，本末倒置又反复重来，时至今日，仍然卑下不轻易示人。
虽书不得法，然于书学之旁，颇多择求，自晋魏至隋，或按《金石索》《金石聚》《金石萃编》《金石补编》检阅，得之谓碑学：道、咸、同、光，新碑日出。碑之繁多，搜之而无尽也。予视六朝碑之杂沓繁冗者，[来自www.Lw5U.coM]莫如造像记之清晰可辨。造像记中多佳者，予辈未能一一临之，姑俟碑铭略择其一二分读，谙熟其面貌，与同道师友闲时分辨，表达自己好恶。
南海谑：“专学一碑数十字，如是一年数月，临写干数百过，然后易一碑，又一年数月，临写干数百过，此殆言者欺入耳。”吾之临习尚不能干数百过，未能窥其精奇，故即便熟读仍未转换为法书之终极作品，唯吾意之所欲，以意临之，遍临百家，不期其然而求别裁也。
即便东晋下溯至宋齐，爰及李唐至本朝，要言个中得魏晋风气者，亦鲜有人焉。若所见广博，所临习多，一一打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皆得于目视，盖存于心底，尽应于手腕者宛然大家。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断非枯守一二佳本《兰亭》《醴泉》所能知也。独好一家者，不能与其论鉴。当然，独临一帖，泥古不化，庸常并遭人唾之，偏离书法要旨，人谓之“书奴”。不临帖（或少临帖）即创作，任笔为体，无法度之书，脱离本体，亦难以成书，谓之“野狐禅”。
右军也曾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石经》、张昶《华岳碑》，遍习之。是其取法众人，师资甚博，岂止师一卫夫人？抑或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
予等心高，欲求得于后者，故以前者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