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汤志辉
摘要：教会大学由于其西方文化背景，更容易接受新文学，因而纷纷设置了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这吸引了一批较为关注新文学的学生，并培养了许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此外还培养了一些新文学的研究者。在促进新文学的发展方面，与新文学相关的学术演讲也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教会大学 新文学课程 演讲
一
1929年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并撰写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对新文学进大学课堂及新文学的建构具有深远意义。朱自清在清华时的学生王瑶后来评价《纲要》“是最早用历史总结的态度来系统研究新文学的成果”，并且“对新文学历史从文学运动到作家作品做全面的叙述和评价”。此言不差，但就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时间而言，并不开始于朱自清，而是1923年在燕京大学主讲新文学的周作人。
1920年代的大学国文系课程，核心还是古典文学。据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后来在台湾办《文学杂志》的吴鲁芹追忆：“在那个时代，新文艺作家插足在中国文学系，处境差一点的近乎是童养媳，略好一点的也只是‘局外人’，够不上做‘重镇’或者‘台柱’之类的光宠。”国立大学尤其如此。清华大学能在1929年率先在各国立大学中突破阻力开设新文学课程，与清华大学是用西方的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有关。新文学的产生与发展，与外国文学有莫大关系。清华大学根据西方大学蓝本建立而成，学生的英语程度普遍较高。“我们清华大学的特点，就在学生的外国文程度，比其他的任何学校，都要高些。我们国文系就正是要利用这个特点，来实现我们的理想。”但与教会大学相比，清华的西化程度又要略逊一筹。教会大学与西方文化有天然的联系，它们本身即是西方的教会所办，更易于接受新文学。在新文学的发生期，很多教会大学的国文系还处在草创阶段，不存在古典文学对新文学的压力问题，这也为新文学在教会大学开设提供了便利。燕京大学国文系始建于1919年，离周作人1923年在燕大讲新文学也就四年时间。
周作人能在燕京大学讲授新文学，且一讲就是十年，“货真价实”，并不像北大那样“徒有其名”，亦不如清华那般因“受到了压力”而半途中辍。这与燕京大学追求民主、自由、开放的学风以及作为教会大学而享有更多的独立与自由相关。有研究者注意到燕京大学的特殊身份对周作人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有利影响：“周作人在燕京大学能够开设新文学课程，似乎与这所学校的教会背景不无关系。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当权者并无多少中国传统学术背景，对新文学较少反感——新文学和西方文化、文学本来就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新文学的产生一个很大的原因即是对西方文学的借鉴，教会大学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宣扬，很愿意在大学里开设此类课程。同时，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赞同蔡元培的治校理念，提出“燕大必须是一所经得起任何考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至于信仰什么，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⑥。这一姿态表明了燕大对学术自主的尊重。周作人在当时大学国文系一片“浓厚的尊古之风”中，还能高枕无忧地讲授新文学课程，并且“当时国文系的大一国文教材由教师自选，作文题目由学生自拟，无论文言白话，每周一篇”。这样自由的体制，无疑得益于燕京大学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并与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大学这种特殊教育机构息息相关。
自此教会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风气渐开，许多学校纷纷设立新文学相关课程。1920年代至19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授过新文学课程的还有杨振声与朱自清。此外，谢婉莹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即回母校燕京大学教书，曾开设过“新文艺习作”课程，该课程新鲜活泼，已经将新文学课堂的维度拓宽到实践教学的方向上去了。1928年至1929年．新文学初期重要的戏剧家熊佛西在燕京大学开设一门供三、四年级学生选修的“戏剧”课，“选读中外著名剧本，比较其历史结构与格律”。后来燕京大学的学生追忆熊佛西在燕大开设的“戏剧”课时说：“（熊佛西）讲解戏剧理论时手舞足蹈，甚富戏剧意味，复能深入浅出。其实听讲者除主修者外，旁听者亦不少，堪称叫座一时。熊教授一向不重分数制，故凡选读其功课者，莫不成绩优良，皆大欢喜。”燕京大学是开设新文学课程时间最早、影响最大的教会大学。
除燕京大学外，北京另一所教会大学——辅仁大学，也较早地开设了新文学课程。查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课程一览表，1932年朱以书在辅仁大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该课程的课程说明：“本学科讲授，约分数类：（一）现代文学之渊博；（二）现代各派文学思潮之分析；（三）各派作家之研究；（四）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比较研究；（五）遇有文坛新著随时介绍研究。”这门课程因为没有讲义留存下来，也没有后世学生们的追忆，很容易被忽视。但从遗存下来的“课程说明”中至少有两点可以注意：一是这门课程已经注意到新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二是关注当代文学的批评。这两点对当时新文学的研究及其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与当时在清华大学讲授新文学课程的朱自清形成一种呼应，在北京各国立大学一片“浓厚的尊古之风”中，为新文学在大学的开设提供了另一条出路与可能，也增强了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氛围。除了北京的教会大学之外，1930年老舍在山东齐鲁大学开设了“文学概论”“文艺批评”“小说和作法”等与新文学密切相关的课程。金陵大学、东吴大学也纷纷开设新文学课程，还有一些教会大学因资料的欠缺未能找到其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明证，但开设新文学课程，已然是教会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的一大特色。
二
1923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开设新文学相关课程，此时，新文学在与反对派的争辩中已获得全面胜利，站稳了脚跟，进入到全面建设的阶段。[来自Www.lw5u.Com]因此，如何培养新文学作家成了一个关系到新文学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教会大学因新文学课程的开设，吸引了一批较为关注新文学的学生，并培养了许多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而这一时期的国立大学还是一片“尊古之风”，并无新文学课程开设的空间，那么，教会大学对新文学作家的培养，在当时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教会大学浓郁的新文学教学氛围之中，一些学生更积极地关注新文学，有些则走上新文学的创作之路．或者说在开设新文学课程的老师指导下，一些创作新文学的学生才逐渐为文坛所知，最终成为知名的新文学作家。燕京大学学生凌叔华的新文学创作就得到了周作人的指点。凌叔华虽就读于燕京大学的外文系，但她选修了周作人的新文学课程。在课后，周作人也经常辅导凌叔华的创作，推荐她的作品到新文学刊物上发表。在周作人的影响及悉心的辅导下，凌叔华成了知名作家。
另一位新文学作家萧乾也是在燕京大学的新文学课程的启发下，走上新文学创作之路。据萧乾回忆，杨振声曾于1929年在燕京大学讲授过“现代文学”，并且给他以后的文学道路指引了方向，“在旁听杨老师这门‘现代文学’课之前，我只是碰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他给了我一幅当代的文艺地图，并且激发我去涉猎更多的作品”。
1930年老舍能进齐鲁大学执教，这与齐鲁大学作为教会大学的身份有关。舒乙回忆他父亲老舍进齐鲁大学时的情况说：“当时，国内名牌大学里国学研究极其兴盛，尚古之风刮得很劲，而且，似乎研究得越古越显得学问大，在这种气氛下，以擅长白话文小说为本事的老舍自然很难在北平的名牌大学中找到立足之地，何况，他又没有大学学历。”教会大学没有尚古之风，而且老舍与教会的关系又较为密切，在一些教会中人的引荐下得以进入齐鲁大学。老舍进入齐鲁大学开设的是新文学相关课程，给齐鲁大学带来了新的生气，同时也培养了学生们对新文学的兴趣，为以后学生们走上新文学道路提供了契机。在齐鲁大学听过老舍新文学课程的张昆河提道：“‘文学概论’与‘文艺批评’课，大受青年学子的欢迎。除了我们国文系一年级，其他许多系的也跑来听，柏尔根楼（今物理楼）的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这在齐大，实属罕见。”老舍自己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他开设新文学课程很容易得到学生认可，并吸引一部分学生从事新文学创作：
老舍先生开讲新文学，在齐大荡起一股清新之风。影响所及……当时，无论是《齐大月刊》《现代>杂志，还是林语堂主办的《论语》半月刊，只要一有先生的文章登出，都会在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中引起一阵骚动，大家争相传阅，先睹为快。再不然，就自己跑到院前东方书社买它一本，带回宿舍，细细阅读，慢慢享受……读着，读着，我们中间一些人也难耐跃跃欲试之情，便也要组织文学社……当时，老舍先生并不给我们开“小说和作法”，但这毫不妨碍我们这些人把自己写的称作小说、散文、诗歌的一类东西，朝他手里塞。每逢下课，先生腋下必云集起厚厚的一叠“杰作”，带回家。下次上课时，又是一摞。
东吴大学也培养了许多新文学作家，尤其以“东吴系女作家群”著称。新文学作家苏雪林、胡山源曾在该校任教。这两位老师都接受过教会学校教育，后来又都在教会大学任教。他们积极指导学生的新文学创作，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新文学作家。“东吴大学毕业生中成为文学家的数量不少，一般称他们为东吴派（或东吴系）。我收藏有一本王佐才著的诗集《蝉之曲》，上海真美善书店1929年出版。王佐才为东吴大学学生，书前有苏雪林长序，此时她在东吴任教。王佐才是东吴早期的一员了。”现代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的女儿、“东吴系女作家”中的一员程育真在《追忆胡山源老师》一文中回忆：
对胡老师的印象与众不同，不仅他博学多才，教导有方，更多是因为他敦厚、谦和、仁慈、热忱，知道对学生循循善诱，对一般青年写作者从不鄙视或者恶意地批评，相反地，他总是尽量指导、提拔、发掘和鼓励，让青年写作者有一种亲切之感，乐于向他请教……为鼓励青年对写作发生更大的兴趣，他经常要我们集合一起举行座谈会，介绍名著，经过阅读后，大家发表意见、讨论、切磋。
事实上，教会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不仅是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还培养了一些新文学的研究者。燕京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最早，在这方面也最有代表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即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以新文学为研究对象。从《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校毕业论文目录（一九二三——一九三四）》中，可以看出已经有学生将新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撰写论文，与新文学相关的论文见下表：
虽然以新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撰写数目并不多，但是这也足以证明教会大学较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意义了。国立大学最早开设新文学课程还要到1929年，而此时燕京大学早巳经有学生以新文学为研究对象做起了毕业论文。其中的郭德浩后来也成了新文学研究专家。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对新文学的建构起了一定作用。
三
在促进新文学的发展方面，除了新文学课程的设置，与新文学相关的学术演讲也有一定的影响。教会大学里的学术演讲是校园文化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中，一些与新文学相关的学术演讲存留下来的文字稿，对新文学的研究及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会大学经常会请一些名流到学校演讲，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追忆道：“校方每周举行一[来自www.LW5u.coM]次公开演讲，敦请军、政、经、文化、教育……各界名人、各门专家、中西权威学者等，莅校演讲。这等于补充特殊的新教材，足以增广学习的范畴。而且演讲者现身说法，有声音、表情、生气与活力，给人的印象和感受都较深切。同学们被题材所吸引或慕名而欲一瞻风采的，都多的是；座无虚席是常事，例如胡适博士、鲁迅先生和杜威博士便曾是颇受欢迎的人物。”胡适、鲁迅这样的新文学人物到燕京大学去演讲，自然会让新文学在学生中产生一定影响。
1920年11月30日，周作人应燕京大学之邀在燕大做了《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演讲。这篇文献较早地看到了《圣经》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尤其注意到《圣经》的白话翻译对白话新诗的影响，这些创见被后来的新文学研究者吸收。1932年2月至4月间，周作人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做了题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系列演讲，八次演讲的成果是一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邓恭三记录，周作人校）。对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在新文学学术史上的作用及地位，研究界早有了客观的评价，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辅仁大学为周作人的演讲提供了平台，才使得这部传世之作得以成形。虽然当时演说现场已不能重现，周氏的演讲风格也不敢恭维，可是这次演讲可谓“一石激起干层浪”，造成了热议。
1920年3月24日，陈独秀在沪江大学做了《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演讲。1920年4月出版的《天籁》（沪江大学的校刊）杂志记载了陈独秀演讲的事情，并对其演讲内容进行了全文刊发。此时，新旧文学还处在激烈对峙之中，陈独秀能在沪江大学做关于“新文化”的公开演讲，这对新文学争取大学生的支持颇为有利。“他在这里争取到了新文化运动的生力军。而对于教会大学来讲，在接受陈独秀这一类的新观念、新思想的鼓吹者时自然少了很多障碍。”沪江大学教会大学的身份，让新文化、新文学的观念很容易就被接受。
1930年老舍到了齐鲁大学后，除开设新文学课程外，还经常应邀在学校做公开演讲。1930年11月4日，老舍应邀在齐鲁大学医学院演讲，题为“中国小说”。“本校理学院之谢疑远博士与文学院舒舍予先生近应医学院之邀请，先后在医学院讲演……本月4日，舒先生讲《中国小说》。两次讲演，俱极动人云。1934年2月24日，老舍应齐鲁大学国文学会及文艺社之邀，在齐鲁大学化学楼333号演讲，题为，“我的创作经验”。“本校国文学会及文艺社，于2月24日在化学楼333号，敦请本校国学系教授舒舍予先生演讲，题目：《我的创作经验》。舒先生自发表《老张的哲学》震动文坛以后，数年之努力，至今已出版之著作七八种之多。其幽默之笔致，独创之风格，尤为读者所欢迎。今将其创作经验，现身说法，对听众演述，并将其个人著作，做一严格的自我评判，对于研究先生学问文章者，尤为获益不少云。”老舍根据自己的创作在齐鲁大学所作的与新文学相关的演讲，自然是受到大家的欢迎，这样的演讲在无形中配合着新文学课程，在教会大学内形成一种新文学的氛围。
教会大学的关于新文学的演讲与新文学课程相互配合，在课堂内外都营造起新文学的气氛，这与国立大学的“尊古之风”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样一种新文学的环境中，教会大学培养了大批的新文学作家，同时，也首开新文学进大学课堂的风气。新文学在大学课堂上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意味着新文学得到了某种认可，并开始建构自己的学术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新文学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教会大学的新文学课程及学术演讲，一方面对新文学不断声援，培养作家，一方面又开始建构新文学的历史。在新文学的早期发展与建构的过程中，教会大学较之国立大学有更为有利的条件，也产生了更大的作用。
作者：汤志辉，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2013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