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沈苇
摘要：本文是诗人沈苇对自己创作的十首诗所写的片断的所思所想，简要介绍了自己的一些创作理念和创作背景，语言简洁、形式小巧，有很强的可读性。
关键词：十首诗 片断 碎语
中亚的太阳。玫瑰。火／眺望北冰洋，那片白色的蓝／那人傍[来自Www.lw5u.com]依着梦：一个深不可测的地区／鸟，一只，两只，三只，飞过午后的睡眠
（《一个地区》，1990年）
一个患了青春热病的“盲流”对自己闯入的新大陆——亚洲腹地的第一印象，来不及深思，已被闷头一击。它是直觉的，几乎是身体的本能反应，还有思绪的延展和内心的扩张。空间的宏阔，近与远的关联，地域的炽热和绚烂，鸟／时光的飞逝……它是可以安妥一位新移民的启示录式的背景吗？时隔二十多年，谢冕先生再次谈到这首诗：“我记得当初读到《一个地区》受到的感动，沈苇只用短短[来自www.lW5u.com]四行、三十多个字，写出了一个令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撼的特异的地区，那辽阔，那无边的寂静。惊人的新鲜，惊人的绮丽。他对中亚风情的捕捉和概括如神来之笔。”（《到新疆看朋友》）
在开都河畔，我与一只蚂蚁共度了一个下午／这只小小的蚂蚁，有一个浑圆的肚子／扛着食物匆匆走在回家路上／它有健康的黑色，灵活而纤细的脚／与别处的蚂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谁会注意一只蚂蚁的辛劳／当它活着，不会令任何人愉快／当它死去，没有最简单的葬礼／更不会影响整个宇宙的进程／／我俯下身，与蚂蚁交谈／并且倾听它对世界的看法／这是开都河畔我与蚂蚁共度的一个下午／太阳向每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
（《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1992年）
《一个地区》写“大”，这首诗写“小”。“西部诗”（必须为它打上引号）总热衷于阳刚、豪迈、雄伟等地理标签，常常忘了“小”的好处，更忘了俯下身去亲近卑微事物，譬如倾听一只蚂蚁对世界的看法。一些“西部诗”毁于“大”，毁于大而无当，是因为总在“仰望”，忘了“俯身”。但“俯身”有时比“仰望”重要，至少同样重要。一首好的诗，应该是“大”与“小”的完美结合，是风格、意识和性别上的“雌雄同体”。
死去的亲人吃橘红糕、糖塌饼、猪头肉／最老的一位颤颤巍巍，拄着桑木拐杖／最小的一个全身沾满油菜花粉／年轻人喝着醇香的米酒／死去的亲人在忙碌，赶着死去的鸡鸭牛羊／进进出出，将一道又一道门槛踏破／他们爱着这阴天，这湿漉／将被褥和樟木箱晾晒雨中／他们只是礼貌的客人，享用祭品、香烛／在面目全非的祖宅，略显拘谨老派／死去的亲人在努力，几乎流出了汗水／他们有火花一闪的念头：渴望从虚无中／夺回被取消的容貌、声音、个性……／无论如何，这是愉快的一天／聚集一堂，酒足饭饱，坟头也修葺一新／墓园的松柏和万年青已望眼欲穿／天黑了，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返回／带着一些贬值的纸线、几个怯生生的新亡人
（《清明节》，1999年）
在西域的干旱中，一位远居者的记忆常常闪回到早年——阴柔、潮湿的江南。这构成我的“地域分裂症”，而写作，则是对这种分裂症的有效治疗，并在治愈过程中逐步确立“两个故乡”的共同体信念——西域和江南难道不是同一“此在”的两个侧面？陈家坪说：“亲人构成了我们生活难忘的记忆。沈苇在他处理这种记忆的时候，给这种记忆赋予了死亡记忆的意义，从而使再现的生活场景超越了生死界限，在虚实的体悟中达到圆寂。”清明时节，亡灵归来，死去的亲人跨越生死界限……这无疑是对游子如何弥合地域裂痕的有益启示。或许有一天，我将集水鬼与木乃伊为一身。
在干旱的阳台上，她种了几盆沙漠植物／她的美可能是有毒的，如同一株罂粟／但没有长出刺，更不会伤害一个路人／有几秒钟，我爱上了她／包括她脸上的倦容，她身后可能的男人和孩子／并不比一个浪子或酒鬼爱得热烈、持久／这个无名无姓的女人，被阳台虚构着／因为抽象，她属于看到她的任何一个人／她分送自己：一个眼神，一个拢发的动作／弯腰提起丝袜的姿势，迅速被空气蒸发／似乎发生在现实之外，与此情此景无关／只要我的手指能触抚到她内心的一点疼痛／我就轰响着全力向她推进／然而她的孤寂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她的身体密闭着万种柔情／她的呼吸应和着远方、地平线、日落日升／莫非她仅仅是我胡思乱想中的一个闪念？／但我分明看见了她，这个阳台上的女人／还有那些奇异、野蛮的沙漠植物／她的性感，像吊兰垂挂下来，触及了地面／她的乳房，像两头小鹿，翻过栏杆／她的错误可能忽略不计／她的堕落拥有一架升天的木梯／她沉静无语，不发出一点鸟雀的叽喳／正在生活温暖的巢窝专心孵蛋／或者屏住呼吸和心跳，准备展翅去飞
（《阳台上的女人》，2001年）
与其说是一种观察，还不如说是自我的一个闪念。一个白日梦中的女人，在具象中抽象化、虚幻化了。她脱离了“重”，变得轻盈，可以展翅去飞。人生如梦，女人亦如梦。这是如梦的男人看到的如梦的女人。耿占春评论说：“《阳台上的女人》显然是自我欲望的一种美妙的投射，这里不是传说中的人物，而是生活世界的一个瞬间情境，一幕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剧……对一位女性的有距离的观察可以视为对自我内在欲望的观察。”（《自我的边界：沈苇的诗歌地理学》）
峡谷中的村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村庄一年年缩小，墓地一天天变大／村庄在低处，在浓荫中／墓地在高处，在烈日下／村民们在葡萄园中采摘、忙碌／当他们抬头时，就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
（《吐峪沟》，2003年）
这是我所有诗作中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一首。犹记得参加韩国“2011亚洲诗歌节”，首尔外国语大学的学生用六种语言朗读此诗的情景。2009年在以色列拿撒勒（耶稣出生的村庄），当我朗读完此诗，爱尔兰诗人戴尼斯·欧·德里斯考尔(Dennis0．DriscoU)和意大利女诗人安娜丽莎(AnnelisaAolololorato)找我交流。德里斯考尔说，这首诗英文翻译过来很精彩，感到没有丢失原来的诗意和思想。安娜丽莎则说，“吐峪沟”好像与拿撒勒有某种相似和关联，尤其结尾“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正如她对拿撒勒的第一印象（拿撒勒山上也有死者的墓园）。
沙漠像海：一个升起的屋顶／塞人、蒙古人、突厥人、吐火罗人／曾站在那里，眺望天空／／如今它是一个文明的大墓地／在地底，枯骨与枯骨相互纠缠着／当他们需要亲吻时／必须吹去不存在的嘴唇上的沙子／／风沙一如从前，吞噬着城镇、村庄／但天空依然蓝得深不可测／／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
（《沙漠，一个感悟》，2003年）
“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是对自我的一个提醒。看看周围，存在太多“地域贴标”式的写作，对地域性的过分仰仗，把诗人变成了地域主义的“寄生虫”。但“地域优势”并不代表写者的个人优势，诗，更不是地方土特产。“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是因为“我”更愿倾听隐藏在地域性之下的普遍人性，希望自己对地域性的挖掘是向外的，又是向内的。从地域出发的诗，恰恰是从心灵和困境出发的。
——你来自哪儿？／／“我不是南方人，／也不是西北人，／是此时此刻的乌鲁木齐人。”／／——你有什么悲伤？／／“我没有自己的悲伤，／也没有历史的悲伤，／只有一座遗弃之城的悲伤。”//——你想说点什么？／“有形的墙并不可怕，／可推，可撞，可拆，可炸。／无形的墙却越升越高……”／／——你站在哪一边？／／“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
（《对话》，2009年）
《安魂曲》四十余首，《对话》流传最广。这几年，就有不少网友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来传播它。这些网友我不认识，是诗的“隐形读者”。诗是什么？诗是“为亡灵弹奏”，是现世关怀；诗是“对话”，是化解仇恨与隔阂的一种力量，是超越种族之爱的人类之爱。这是《对话》想要表达，想传递给各个民族的。结尾三句“我不站在这一边／也不站在那一边／只站在死者一边”，引发人们较多共鸣。
池塘干涸／河道里鱼虾死绝／公路像一条巨蟒穿过稻田／印染厂、电瓶车、化工厂／纷纷搬到了家门口／／镇政府圈走我们的地／两万元一亩，不许讨价还价／转身，以十二万元一亩／卖给各地来的污染企业／经济坐上了快车／餐桌上吃的多了些／所谓发展／就是挖掉我们的根／就是教人如何死得更快——／婶婶死于车祸／姑爹死于肺癌／儿时好友死于白血病／最小的表妹得了红斑狼疮……／／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但我总得赞美一点什么吧／那就赞美一下／家里仅剩的三棵树：／一棵苦楝／一棵冬青／一棵香樟／三个披头散发的幸存者／三个与我抱头痛哭的病人！
（《继续赞美家乡就是一个罪人》，2012年）
故乡是一个人得以频频返回的起源。古人少小离家老大回，能看到“物是人非”的故乡，其实是巨大的安慰。而在今天的“物非人非”中，我们的“还乡”已变得十分艰难，甚至是不可能了。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那样，把“故乡”一词弄得如此凄惨、破碎，把它的“游子”抛弃得那么远、那么狠。游子们只好在梦境、痛苦和死亡中还乡。此诗貌似“咒语”，实乃“祈祷”。面对生态灾变和“时代之毒”，诗歌和诗人何为？难道唯有叹息？
数一数沙吧／就像你在恒河做过的那样／数一数大漠的浩瀚／数一数撒哈拉的魂灵／多么纯粹的沙，你是其中一粒／被自己放大，又归于细小、寂静／数一数沙吧／如果不是柽柳的提醒／空间已是时间／时间正在显现红海的地貌／西就是东，北就是南／埃及，就是印度／撒哈拉，就是塔里木／四个方向，汇聚成／此刻的一粒沙／你逃离家乡／逃离一滴水的跟随／却被一粒沙占有／数一数沙吧，直到／沙从你眼中夺眶而出／沙在你心里流泻不已……
（《沙》，2013年）
诗中的语感和口吻，是我一直在苦苦寻找的。微信平台“为你读诗”发布过这首诗的朗读。在夜里，降低语调去朗读，效果会更好。诗中内化了的声音，或许会影响我一段时间的诗歌写作。
我们偷运糖、方便面、药品／衣服、电脑、手机、洗涤剂／水泥、钢筋、燃油、小汽车／石头、子弹、AK- 24步枪……／这一切是为了喂养一个词：仇恨／／我们从另一个拉法、埃及的拉法／偷运来了新娘、妓女和毒品／年轻人载歌载舞，彻夜欢庆：／“Insa，Insa……那就是生活啊！”／／我们偷运一头狮子、一条眼镜蛇／去加沙动物园。半路醒来的狮子／吃掉一个忧郁、瘦小的同伴／／地中海剩下三海里肮脏的潮地／那广大、蔚蓝、洒满阳光的部分，我们通过加沙地道偷运……
(《加沙地道》，2013年)
我在（（华夏地理》杂志上读到了美国人詹姆斯·韦里尼写的《加沙地道》一文。加沙地道的情况触目惊心，令人忧虑、难安。很快，我写下这首同题诗。加沙地道的情形使我想起约翰·邓恩的诗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我敲响。”当有人感慨世界越来越耶路撒冷化的时候，世界也在某种程度加沙化、巴勒斯坦化。加沙（加沙地道）不在远方，并非与己无关，它是每一个生活着、思考着、忧虑着的人的命运的一部分。诗人叶舟称它是“一首诗主义”的“国际援助”（《深圳特区报》2013年10月31日）。
2014年10月19日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