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明飞龙
摘要：在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中，大学国文教育改革、大学中文系改革的讨论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语体文入选大一国文教材、中文系的改革目标、中文系开设新文学课程以及中外文合系等主要话题。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对现代文学（新文学）与现代大学之间关系的相对系统的讨论及部分实践，是在战时西南联大起程的，这是对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坚守与制度性拓展。
关键词：西南联大 《[来自WwW.lW5u.com]国文月刊》 白话新文学
一
《国文月刊》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丰子恺题写刊名（75期后由沈君默题写）、昆明开明书店发行，于1940年6月16日创刊至1949年8月停刊，共出版八十二期，主编先后由浦江清、余冠英等担任，先后参加编辑的有朱自清、罗庸、魏建功、郑婴、罗常培、王力、彭仲铎、萧涤非、张清常、李广田、闻一多、沈从文等。《国文月刊》的办刊动机、宗旨和主要内容为：“国文一科，在中学及大学的课程表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屡屡表示注重这基本科目的意思，可是学生的成绩不能如我们的理想。原因很多，但是全没有一种专致力于推动本国语文教育刊物，确实是一个缺憾。我们愿抽出教书及研究的余暇来办这刊物，以为提倡。本刊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纵览八十二期刊物，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国文教育改革、大学中文系改革在这份学术刊物中占有重要地位。
大学的国文教育主要体现在大一国文教学中。丁易撰文说：“目前各大学一年级国文教学大部分是因仍旧贯……错误的观念支配国文教学，把国文和伦理学混淆甚至等同……有人则认为大学国文应该多选些艰深奥衍的作品以表示大学为之大……目前很多大学的主持人或教员都认为教白话文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随便应付或叫助教去敷衍。”丁易说出了当时大学国文教学的整体情况。在官方机构和高等学府中，“语体文”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新文学要在大学课堂立足，更是阻力重重。“国民政府教育部1942年颁发的一份‘饬公私立各大学第一年级一律用’的《大学国文选目》竟然全是文言文，没有一篇语体文。”就联大而言，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教师也只有沈从文、杨振声、李广田三人。这些新文学教师执着地为新文学走人大学课堂努力着，改变着国文教材，也改变着同仁们对新文学的看法。1938年联大中文系成立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由有新文学背景及资深教科书编撰经验的杨振声主持编选《大一国文读本》。1942年，经过多次改编的《大一国文读本》定稿，“最后的一本包含十五篇文言文，十一篇语体文，四十四首诗，一篇附录”。曾经反对学生读新文学作品的罗莘田（罗常培）也在（（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一文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新文学的潮流不可阻挡，对部颁大一国文教材进行批评。“很小心地挑选着十几篇语体文，无非是想培养出一点新文学运动里秀出的嫩芽，让它慢慢儿地欣欣向荣，不至于因为缺乏灌溉就焉萎下去。没想到最近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读本编订委员会只选了五十篇文言文，四首诗……把语体文删得连影都没有了……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正是新旧文学消长的枢机。”杨振声在为《西南联合大学大一国文习作参考文选》（1944年编选）所写的序言中说：“近代的国家，没有不是语文一体的……放开眼光到世界文学的场面，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文，写现代人的生活！……从这些作品发展来看，便是修辞立诚的门径，便是创造中国文学的新途，也便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文学的大路。”同时，“他们把反映新文学运动业绩的现代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和文学理论）引进大学国文教材，这一做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把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区自‘五四’以后重视白话文的传统带到比较保守的西南，同时给教育当局的严重复古倾向以巨大的冲击（教育部领导的大一国[来自Www.lw5u.com]文读本编订委员会所选的篇目为五十篇文言文和四首诗，无语体文）”。这种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仅在教育史上，也体现在文学史上。这无疑是联大新文学老师集体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是艰难的，在当时的大学中文系氛围中，要把新文学“写作”作为一门课程，连朱自清都认为是不可能，但最后还是实现了
与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紧密相关的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改革。首先提出“中文系改革”问题的是丁易，他说：目前大学国文系日趋支离破碎……国文系的目标乃“对中国旧文学的整理结算，对中国新文学的创造建设”，目前没有一所大学能承担这个任务。“现在大学国文系一大部分竟是沉陷在复古的泥坑里，和五十年前所谓大学堂的文科并没有两样，甚至连乾嘉学者那种实事求是的严谨精神都谈不上，只是一批‘五四’时代所抨击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结果最倒霉的自然是学生，恍恍惚惚地在国文系读了四年，到头来只落得做个半通不通的假古董。”“虽然有些大学国文系努力地实事求是地做些结算中国旧文学的工作，但更重要的一半——新文艺的创造建设却忽视了。”丁易建议将国文系分为三组，一、文学组（以新文艺创造为目的）；二、语言文字组（方言调查、古文字整理等）；三、文学史组（相当于部定的“文学组”，以旧文学的整理结算为目的）。丁文发表后，首先回应的是王了一，他同意丁易对大学国文系现状的批评，但不同意丁文认为的大学国文系以“中国新文学的创造建设”为目标。他认为：“大学里只能造成学者，不能造成文学家”，“今天的中国文学系乃是欧化的文学，所以适宜于养成文学人才的应该是外国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我仍1日反对在大学里传授新文学，反对在大学里教人怎样‘创作’。”李广田接着对王了一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今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虽然不见得都通外国文，而直到现在中文系与外文系也尚未合并，然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要造就作家还是可能的，因为现在那么些不认识ABCD的大作家可以为证”，因此“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文学写作，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该不该的问题”。“从来没有听说有人反对在大学里教授旧文学创作，却时常听到反对在大学教授新文学的意见。”李广田认为，按照王了一的观点来看，就是“旧文学创作是需要的，或比较重要的，新文学是不需要的，或比较不重要的”，“旧文学创作是前程远大的，新文学创作是死路一条”。同时，李广田赞同杨振声在其《新文学在大学里》的主张：提倡新文学或教授新文学正是“勇于承认现代”的精神，而承认现代乃是为了将来，是为了文化的发展，站在整个文化的立场上来谈文学，用历史的观点、世界的观点。在大学中文系是否应该开设新文学课程上，李广田和丁易是一致的，而与王了一则有原则性的分歧。但事实上，王了一并不反对新文学，他在《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文中的“附记”里说：“我并不反对中国文学史一直讲到现代文学……我不赞成大学里教人怎样创作，那是包括新『日文学而言的。对于新文学家，我不赞成在大学里用灌输的方法去‘造成’，却还赞成用潜移默化的方法去‘养成’，至于旧式的文学家，连‘养成’我也反对。”王文的“附记”版发在《国文月刊》上，从文章的语气来看，是对自己原先观点一定程度的修正。
从这些论争的文字来看，可以发现他们探讨的其实不是同一个问题，丁李是强调新文学在大学的“合法性”问题，而王了一则是强调大学中文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科学化”问题，对以指导学生创作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学课程的合理性表示怀疑。此外，也有其他人加入论争，比如，傅庚生针对丁、李、王的文章，提出了“研究与创作并重”的观点。胡山源认为，任何大学，国文系必须成立，并且必须按照教育部所公布的科目充实其内容；国文系的目的是整理并欣赏旧文学而创造新的文学，绝不是复古。这些论述从不同的方面对丁、李等人的文章进行回应，但侧重点都放在新文学的地位及如何发展新文学上。
二
在讨论的过程中，王了一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他认为“适宜于养成文学人才的应该是外国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他为什么会这样认为？也许这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关，在外文系的课程中，西方文学占了极大的比重。而联大最著名的三位年轻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也都是外文系的学生。也许正是因为看到外文系对学生“创造新文学”的优势，以《死水>闻名的诗人闻一多在相关讨论中也就超越了确立“新文学”在大学课堂中的地位问题，而是关注如何使“新文学”更能焕发生命力的问题，即主张“中外文合系”。
朱自清也在同一期《国文月刊》发表题为“关于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两个意见”一文，认为新文学是对旧文学的革命，是现代化的一环，要传授它，但将它加进旧文学的课程集团是不够的，得将它和西洋文学比较着看，经过这种比较，才能建立现代化的标准。他赞同闻一多中外文合系的主张。对中文系的“现代化”问题，不只朱自清一个人提出。《国文月刊》第65期刊发了上海公私立大学教授对于中国文学系改革的意见，其中陈望道的《两个原则》提出了“现代化”与“科学化”，其中“现代化”是指“增加中国现代文学的科目，加强中外文学的沟通，重新检讨一切科目的内容和分量，看是否适于养成现代的人才”；“科学化”则指“对旧式的那种艺术的，天才的、终生的进行改革，在研究与基本训练上都力求科学的”。徐中玉的《读闻朱二先生文后》也提出“在目前科系基础上增加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材料，合并的目的原在于使中国近代化，使文学的研究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就整体来看，“大学中外文系合并”的问题逐渐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应该合并，这是大学中文系“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朱自清认为“现代化”除了有“工业化”之意，还有一种“现在化”，也就是站在“五四”的人性立场上对现在的责任，“在五四以前，是老人才有权威，现在却要青年才行……现代的发现则是要把握住现在”。也就是说，在朱自清看来，大学中文系的改革所呈现的“现代化”不仅仅是“新文学”发展问题，也是“人”的发展问题。无疑，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它触及了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外文系的根本性内涵，那就是对“人”自身的关注，这也是“创造新文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这是那些新文学教师的卓越见识，他们已经不仅仅是关注文学课堂，也对文学课堂里的“人”投以深切的目光，这是那代学人对启蒙立场的执着坚守，也是他们对由新文学哺育的“新中国”⑩的热切渴盼。
三
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对现代文学（新文学）与现代大学之间关系的相对系统的讨论及部分实践是在战时西南联大起程的，这是对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坚守与制度性拓展。这些讨论，与新文学发生时期那种“新”与“旧”的讨论相比，相关论者不再持一种激烈的新旧对立的立场，也不再是单纯的口号与姿态呈现，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历史与未来的眼光来看待“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而在新文学学人之间，他们更多的则是从方法、手段、教材、观念、制度等切实的、可操作的层面讨论新文学进一步成长的可能。他们在坚守“五四”以来的白话新文学传统的同时，还以一种“世界”眼光思考着新文学，拓展新文学的内涵。可以说，《国文月刊》中有关中文系改革与新文学之间关系的讨论，是西南联大新文学空间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与西南联大文学课堂、《文聚》杂志等共同建构着西南联大的新文学世界。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空间中，沈从文、冯至等早巳成名的新文学作家不断进行文学实验，穆旦、汪曾祺、杜运燮、郑敏等学生辈的新文学作家开始迈开自己有力的文学步伐，而鹿桥（吴讷孙）、宗璞则在随后的岁月里用诗性的笔墨来构建一个青春、爱情、理想的传奇。在这样的故事讲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沈卫威先生所说的民国“文脉”。
作者：明飞龙，文学博士，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编辑：孙明亮mzsulu@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