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黄开发
摘要：《故乡的野菜》《死法》是周作人小品文和杂文的代表作，本文着重探究前者的文体构成与《秘传花镜》等传统杂著的关系，解析后者反讽的艺术手法。周氏后期抄书体散文一直饱受诟病，本文通过对《鬼的生长》的细读，力图展现这一文体的魅力。
关键词：《故乡的野菜》 《死法》 《鬼的生长》反讽 抄书体
《故乡的野菜》与语言风格
历来诗文写到故乡，总是“月是故乡明”之类。而《故乡的野菜》开头则写道：“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这种写法与《乌篷船》颇为相近：“老实说，我的故乡，真正觉得可怀恋的地方，并不是那里；但是因为在那里生长，住过十多年，究竟知道一点情形，所以写这一封信告诉你。”那么周作人对故乡没有深情吗？应该不是。如果没有眷恋的深情，也就不会去回忆故乡平常的风物，更不会记述得那么精细和生动。这与作者作文追求的平淡、节制的话语方式直接相关，源自作者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相通的人生态度。其随缘自足的洒脱让我想到苏东坡《江月五首引》中的两句话：“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
第二段开头笔锋一转，由妻子在西单市场买菜回来，引起作者对浙东野菜的回忆，与第一段形成一种文本的张力。作者说妇女小孩拿着篮子采野菜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这是作者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观照，富有生活情趣。紧接着引用儿歌：“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下一段又引赞美黄花麦果的儿歌，充满一种天真的野趣。而抄自《西湖游览志》和《清嘉录》的材料丰富了文章的内涵，有知识与趣味的双重统制。此段的结尾处有一个转折句：“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增加了文章的波折，巧妙地传达了一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
后面一段直接过渡到对黄花麦果的回忆，句子明显转为简短、洗练。写黄花麦果“叶小微圆互生”，形象地写出了叶子的形状，透露出一股子生机。“表面有白毛”一句观察仔细，来自记忆的真切，流露出深情。本段的结尾处又是一个转折句：“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写了内心那淡淡而又绵长的怅惘，原来前面谈日本和北京的野菜不过是与故乡的野菜作对比。
最后一段写紫云英：“花紫红色，数十亩接连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连用了两个比喻，清词丽句，清新可爱，让人想到前文“表面有白毛”的描写。
文章的语言以口语为主，融入了文言的成分，简洁、青涩。淡淡的色，绵长的味，令人感觉一新。其中写黄花麦果和紫云英的句子让人想到前人植物志、医药书籍的记述。恰好1934年出版的《夜读抄》收录了一篇名为“花镜”的文章，其中介绍作者小时候看过的几本有意思的书，着重谈了“平常不见经传”的《秘传花镜》，作者陈淏子，一名扶摇，自号西湖花隐翁。周作人说：“我从十二三岁时见到《花镜》，到现在还很喜欢他，去年买了一部原刻本，虽然是极平常的书，我却很珍重他不下于现今所宝贵的明板禁书，因为这是我老朋友之一。”他还从1899年10月16日的旧日记中抄出一段关于平地木的描写来：
午至乌石墓所，拔老勿大约三四十株。此越中俗名也，即平地木，以其不长故名，高仅二三寸，叶如栗，子鲜红可爱，过冬不凋，乌石极多，他处亦有之。性喜阴，不宜肥，种植墙阴背日处则明岁极茂，或天竹下亦佳，须不见日而有雨露处为妙。
这个记载显然受着《花镜》的影响，与《故乡的野菜》中对黄花麦果的记述相似。
《秘传花镜》是古代园艺学的名著，出版于康熙年间。作者陈淏子明末科考不第，明亡后不愿做清朝的官吏，退归田园，培植花果草木。他写平地木：
一名百结。叶似茉莉。花有紫、白二种，初春开花，细小似丁香，蓓蕾而生于枝杪，其瓣柔、色紫，清香袭人。接、分俱可，但畏湿而不宜大肥。
又如写周作人日记中写过的平地木：
平地木高不盈尺，叶似桂，深绿色。夏初开粉红细花。结实似南天竹子，至冬大红，子下缀可观。其托根多在瓯兰之旁、虎刺之下，及岩壑幽深处。二三月份栽，乃点缀盆景必需之物也。
当然，周作人所受的是《秘传花镜》这一类杂著的影响，而不会是一本书。他读过很多这一类的书，他在文章中提到过的就有《毛诗品物图考》（（草木鸟兽虫鱼疏》《本草纲目》《闲情偶记》等。
《故乡的野菜》收入周作人的第二本散文集《雨天的书》。从语言方面来看，其第一本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采用的是比较俗白的语体，而《雨天的书》进行了文体试验。他从传统文言文中借取有益的成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白话文的表现力。他所借鉴的不是八大家派的正统古文，而是多处于边缘地位的有趣味的闲书。《故乡的野菜》正是这种试验所结出的一个硕果，标示出了作者今后努力的路向。
《死法》与反讽
讽刺是杂文的主要武器。周作人最擅长的手法是反讽和戏谑。所谓反讽，就是一本正经地说反话，代表性的作品有《碰伤》《前门遇马队记》《吃烈士》《死法》《闭户读书论》《三礼赞》等篇。其中《前门遇马队记》作于1919年6月。这一手法在其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杂文里得到集中、成熟的运用。他的反讽主要受英国18世纪前期讽刺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的影响，周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他写《碰伤》《前门遇马队记》《吃烈士》这种文章，“大概系受一时的刺激，像写诗一样，一口气做成的，至于思想有些特别受英国斯威夫特散文的启示，他的一篇《育婴刍议》(A ModestProposal)那时还没有经我译出，实在是我的一个好范本”。后来他翻译过斯威夫特的《育婴刍议》和《婢仆须知》。《育婴刍议》现在一般译为《一个小小的建议》，通篇就是一大讽刺，作者自称要解决爱尔兰穷人子女过多而又无力养育的迫切问题。到底是什么办法呢？原来是吃婴儿的肉！残酷的“建议”与文雅的措辞、郑重其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
反讽在《死法》-文中有充分而完美的体现。文章揭露段祺瑞执政府枪杀学生的暴行，但作者没有正说，而是一本正经地说反话。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议论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死法，最后才进入正题：“想来想去，都不大好，于是乎最后想到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在身体上钻一个窟窿，把里面的机关搅坏一点，流出些蒲公英的白汁似的红水，这件事就完了：你看多么简单。简单就是安乐，这比什么病都好得多了。3月18日中法大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副对联，文日：‘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得成仙！’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倘若说美中不足，便是弹子太大，掀去了一块皮肉，稍为触目，如能发明一种打鸟用的铁砂似的东西，穿过去好像是一支粗铜丝的痕，那就更美满了。”内在的愤激与外在的冷酷形成尖锐的对比，深刻地揭露了讽刺对象的残忍，有一种掐臂见血的效果。这好比是一种猫戏老鼠的方式，在戏弄完了以后，便直扑对象，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在《闭户读书论》中，经常被批评者抓住不放的一句“苟全性命于乱世”，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讽，不能说完全是作者的本意。人们往往把这句话正看了，而忽视了其中的不平和反抗。如果说鲁迅的杂文像匕首和投枪，那么周作人的杂文更像是毒针。
周作人在文后的附记中点明《死法》受到了日本俳人正冈子规(1867-1902)同名俳文的启示。正冈子规是个久病者，有很多想象死亡的心理经验，而文章以超越的态度，从死后的自己的角度，用幽默、滑稽的笔调，展开对各种死法的想象和议论。显然，在构思和笔调上，周作人受到了正冈子规的影响。
《鬼的生长》与抄书体
1928年以后，周作人的思想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更多地退回了书斋，其散文的抄书成分显著增多。于是，就有人称之为“文抄公”。晚清之际，曾国藩谥号“文正公”，李鸿章谥号“文忠公”，现在又有人谥周作人为“文抄公”，这是一个很刻薄的杂文式的讽刺。文学史家唐弢曾说：“周作人早期散文很漂亮，思想开明，要肯定，后期不行了，专门抄古书，不行就说他不行。他的随意而谈不拘一格的散文风格应该有人继承下来。”这过去一直是学术界流行的观点，不过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开始认识到周氏“抄书”在文体上的创新价值。
周作人极少老王卖瓜式地说自己的文章，但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他一直喜爱如《赋得猫》《关于活埋》《无生老母的信息》等篇。这几篇文章都是典型的抄书体。我以为，此类文章有代表性的还可以加入《姑恶诗画》《鬼的生长》《刘香女》等。与早期情志体的文章不一样，它们抒情表意的线索更加内在化，更多的是抄录古今中外的书籍，只用简单的语句把材料连缀、调和起来，但表达的都是自己的意思。我们不妨找出一篇来，看看周作人是否如论者所言，一味地掉书袋，不发表意见，也没有什么艺术性。我选的一篇是1934年4月所作收入《夜读抄》的《鬼的生长》。这一年的年初，周氏在《人间世》上发表《五十自寿诗》，其中有“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之类的句子。“谈狐说鬼”本来是打油诗中的话，却被左翼文人正看了，视之为他思想落伍的证据。《鬼的生长》自然是“说鬼”的，我[来自wWW.lw5u.com]们走进文本，看看知堂是怎样谈鬼的，说说抄书体文章的特点和价值。
文章开头说谈鬼的不易，因为关于鬼的文献浩如烟海，总不能见到什么就抄什么吧。而作者找到了一个角度——鬼的生长问题，以小见大。这一点很像他写作《赋得猫》时所遇到的情况。周作人说他好几年都想写一篇关于猫的文章，但苦于找不好角度，最后终于找到了“猫与巫术”这个角度，才终于把那只“猫”捉到了纸上。
如同《赋得猫》前面抄录一则古代巫蛊案一样，《鬼的生长》从古代的笔记小说中抄出两则故事，分别是说鬼不生长和鬼生长的，从而引出话题。清纪昀《如是我闻》讲述，有人在月下墓地见鬼，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与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子在一块亲昵，这是说鬼不生长的；接着，周作人又抄了宋邵伯温《闻见录》中的鬼故事：一个胎死腹中的女婴在成长过程中于夜间两次与生母见面，这是说鬼生长的。在所引的两个鬼故事后，作者分别都有一番幽默的议论。如说鬼不生长有许多不方便，像少夫老妻、子老父幼等；又如，说按后一个故事的说法，“纪文达所记的那年约十六七的男子应该改为七十几岁的老翁，这样一来那篇故事便不成立，因为七八十以上的翁媪在月下谈心，虽然也未免是‘马齿长而童心尚在’，却并不怎么的可讶了”。这样幽默的话语适当拉远了一些读者的心理，给本来有些阴森可怕的鬼故事增加了些许温暖的亮色。
下面作者说[来自wWw.lw5u.com]：“鬼不生长说似普通，生长说稍奇，但我却也找到别的材料，可以参证。”这样引入本文重点要抄的书——无锡钱鹤岑光绪年间刊刻的《望杏楼志痛编补》。钱氏很不幸，其三子、四子、三女均夭折，亲属中也多有早逝者。该书补编中有《乩谈日记》，记其与夭折子女的笔谈。扶乩是道教的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等。在扶乩中，通常在架子上吊小木棍，两人扶架子，有人扮演被神鬼附身的角色，由他用小木棍在沙盘上写出一些字迹，以传达神鬼的指示。如所引第一则记录：“丙申十二月二十一日晚，杏宝（按：作者四子）始来。问汝去时十二岁，今身躯加长乎？日，长。”后面又抄录六则乩谈的记录，涉及鬼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吃奶、婚嫁、怀孕、生育、死亡等。
文章的最后一段谈对鬼的认识和理解。作者表明自己对鬼的基本认识和态度：“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陶渊明是千古旷达的人，他犹在《归园田居》《神释》《拟挽歌辞》等诗中推想死后况味，“常人更执着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盖有鬼论者忧患的人生之雅片烟，人对于最大的悲哀与恐怖之无可奈何的慰藉”。说到这里，作者又照录一则《乩谈日记》，大意是：钱鹤岑的三女已去投生，钱说三女是现在唯一能上乩的人，她若投生，以后就再也没人乩谈了。在文章的结尾处，周作人不禁感叹：“《望杏楼志痛编补》-卷为我所读过的最悲哀的书之一……如有大创痛人，饮吗啡剂以为良效，而此剂者乃系家中煮糖而成，路人旁观亦哭笑不得。”
在文章中，作者似乎只是扮演了一个“路人”。然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文章所引述的材料主要是关于父母和夭折子女的关系的，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周氏夭折的爱女若子。1929年11月，十四岁的若子因病而死，给周作人的精神带来沉重的打击。他写了一篇《若子的死》，表达其难以言说的巨大悲痛。周作人虽然是唯物论者，但仍为若子设祭棚，请僧人诵经、放焰口，而且以后每年忌日都要诵经。若子死后，他向北平市卫生局呈文投诉日本医生山本忠孝“误诊杀人”，并在报上公开登载，以期败坏山本忠孝的声誉。这有些极端的表现正说明了周作人难以承受的亲子早天之痛。正是因为有着刻骨铭心的经验，所以他对有关的文献记载高度敏感，并且体味甚深。看似抄书之作，其实也是自我表现，只是借别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
全文包括标点大约两干六百九十字，直接引语约一千一百字，共抄了三本书，还有陶渊明的三首诗，抄录部分的篇幅超过全文三分之一以上。作者是不是掉书袋，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呢？通过上文的引述可以看到，作者在关键的地方议论几句，要言不烦，体会深刻，分析深透。读这样的文章，我们不仅见到了平常难见的材料，而且还可以受到思想的启迪。进入现代以来，很多人都接受了科学主义的理性熏陶，然而往往对民间信仰采取鄙夷不屑的态度，统治者也会进行压迫。其实，这些民间信仰自有文化上的渊源和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大多数其实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待社会发达和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后自然就会改变。周作人虽不信鬼，但并不高高在上地去训导，而是带着一个现代人道主义者的宽容态度去考察民间俗信，既有科学的理性认识，又有近情的人文关怀。
《鬼的生长》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思想，也没有结构上的起承转合，整篇文章给人的感觉像是云连诸峰。文中的材料丰富有趣，但不像波浪似的能把文情推向高潮。通篇追求朴拙的境界，近三千字的文章只粗略地分为三大段。为了不至于使全篇显得密不透风，给人以压迫感，令人望而生畏，他把每则引文的首句都另起一行，前空两字，这样外观上就变得疏密有致，好看了。
周氏的抄书体开创了知识者表达自己学问和思想的一种话语方式，以后为文载道（金性尧）、纪果庵、黄裳、张中行、舒芜等学者散文所继承。
作者：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周作人、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文学观念等。
编辑：赵斌mzxszb@126.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