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王静静
摘要：“为人生”是一种文学主张，它所主张的文学带有有益于人生和社会的功能色彩。但在俄国和中国文学不同的文学叙述中，“为人生”又有着不同的倾向，较之于19世纪俄国文学强烈关注社会的“为人生”，“五四”时期中国的“为人生”更多的是构建“人的文学”。
关键词：中俄文学“为人生”“人的文学”
“五四”文学一开始，就与以消闲、帮佣为目的的小说划清界限。“为人生”是“五四”的主潮，也是划分旧文学和新文学的分割点。这种主张…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文学观并不是古已有之的，古已有之的文学观是“部分的，享乐的，或游戏的”。而“五四”的“为人生”则是受西方启蒙思想以及俄国19世纪文学的影响形成的，这其中，19世纪俄国文学又因和“五四”中国文学状况的趋同而导致两者文学“为人生”观的接近。但接近只是接近，并不会完全一样，“为人生”这一“大同”之下难免会出现许多“小异”。把两个“为人生”放在一起，并不是为了互相解释、互为表现，而是从两个“为人生”的比照中，探寻他们最终的精神路径。
“为人生”：19世纪的俄国文学
19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从一出场就是“为人生”的。近代俄国文学从18世纪才发生，之前大多是口头上的歌谣和传说。直至19世纪，俄国文学从无发展到有，从有发展到成熟，再到独树一帜。其间并没经历过如中国和欧洲从神话传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或者说这种转变并没有那么明显和激烈。相反，俄国文学一进入现代文学之中，就直接抓住“人生”这一时代主题，并紧贴着俄国人自己的社会生活，衍化出“为人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就如同鲁迅所说：“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为人生”首先是为“人”，也就是说俄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观照的是人，这其实也回归到了文学的本真，因为文学“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现实主义写作萌芽，他们的文学言说对象就是人。从纵向来看，19世纪30年代一直到批判现实主义式微的90年代，俄国文学中的人物可以按照由单个向群体这一顺序延展开来。由19世纪30年代初的“多余人”到自我型人物、小人物、知识分子，再到“新人”形象、农民，直至托尔斯泰式无所不包的人类整体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开掘的整个人类内心深处，这两个方面的“人”都是从单一走向群落的。
“为人生”这个词除了“人”之外，还有“为”字。“为人生”的指向就是对待文学的态度，以及文学所要传达的意义。其实一个“为”字就可以表明俄国文学的旨归，也即社会功利性，他们的文学是和当下的社会以及社会变革分不开的。别林斯基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中认为，超脱物我关系的纯艺术是不存在的，文学应该和社会保持同步关系，“夺取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这是贬抑它，却不是抬高它”，因为“这意味着夺去它的最泼辣的力量，即思想，使之成为消闲享乐之物游手好闲的懒人的玩具”。虽然别林斯基并不反对从审美的角度来解读文学，却认为仅从美的角度评价文学是不够的，因为“每一部艺术作品一定要在对时代、对历史的现代性的关系中，在艺术家对社会的关系中，得到考察”。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展了别林斯基的观点，更为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说明生活；它们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现象下判断”。在这里[来自wwW.lw5U.com]，判断就有干预和审视生活的意思，自然是属于文学社会性的范畴。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观并不仅限于此，他所理解的“现实生活不单是人对客观世界中的对象和事物的关系，而且也是人的内心生活”。但无论两者的文艺在社会功用和美学标准之间如何游移，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文学观照当下社会以及人生的强调。正如茅盾所说：“俄人视文学又较他国人为重，他们以为文学……不但要表现人生，而且要有用于人生。”
有益于社会、“有利于人生”构成俄国人理解世界的维度和方式，在文学上，社会批判和暴露倾向则成为了他们表现世界的基本技术和工具。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是“为人生”的文艺观引导出现实批判性的创作还是创作最终带出了这样的文艺观，总之是两者共同塑造了俄国人对于人和文学的认识，即文学是要展示人生的，而人生则是要有益于社会的。也就是说，带着“为人生”的创作观，俄国作家们对现实抱有的是审视／批判的态度，并且批判的是整个的社会和人生的全部。王富仁曾说俄国作家是把批判点集中到“社会的整体”，并认为果戈理的《死魂灵》“是通过用一个中心事件联络在一起的各种社会侧面的图画的广泛描写达到的……他们的愿望却总是力图把自己的艺术概括扩大到整个俄国社会的广度和高度……这种努力的结果，是使他们暴露的典型概括范围空前地扩大了，对社会的批判力量也大大地加强了”。
可以这样说，俄国文学“为人生”中的“人”是广义上的“人”、社会人，甚至延展到整个人类的群体概念。“为人生”关注的不仅是个人，还有人的群体，因而带有社会功利性。这里的功利不带贬义，只作为一个中性词来使用，可当作积极人世来理解。它是希望有助于社会和人生的，所以不免带有暴露、批判的色彩。暴露是表象，批判是手段，解决问题或者说是寻找出路才是俄国“为人生”文学的主要目的所在。
“人的文学”：“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
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为人生”是宏观的、社会的，“五四”初始我们也是通过救亡、启蒙、国家等宏大主题来建立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人”是“五四”文学的主题，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新观点。“五四”也是“为人生”的，而且其“救亡”的社会使命更为迫切和沉重，但“五四”在新的“为人生”之外又更倾向于“人”的建设，也即个性觉醒。所以，“五四”的文学观与其说是“为人生”的，不如说是“人的文学”。
“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关注点自然也在“人”身上，但这里的“人”却不是从个人向群体衍变，而是从群体的“人”向个体的“人”深入。启蒙之前，梁启超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就是从小说与“立人”这一关系来构建的，但他强调的是作为群体概念的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里梁启超理解的“新民”也正是作为民众出现的群体性概念。
到了鲁迅这里，“群”的发觉就开始慢慢演变成“人”的觉醒。鲁迅早期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之名日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日汝其为国民……特其灭裂个性也大同”。鲁迅主张“个人”，也同时批评假借国民、泯灭个性的主张。而作为“五四”另外一位“为人生”的理论建设者，周作人在他的《人的文学》一文中认为“为人生”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在这里，周作人所指涉的“人”也是先从“个人”开始，凸显的是整体中的个人。在他之后的《平民的文学》一文中，个人的概念得到进一步的阐释：“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第二，平民文学应以诚挚的文字，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混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显然，这是为普遍的每一个人的文学，着力点在普遍性，在每一个混在人群中的个人身上。
“五四”时期真正把“为人生”当作一种口号来宣传的是文学研究会，其所理解的“为人生”，是社会的、革命的人生。在茅盾看来，“文学者表示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文学家所负荷的使命，就他本国而言，便是发展本国的国民文学，民族的文学。”这种观点貌似和俄国19世纪的“为人生”是一个概念，但理论倡导有时和实际创作之间并不能保持同步的关系，尤其是在“五四”这个理论倡导在先，具体创作实践在后的年代。事实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创作却大多集中在对个人的挖掘上，除去茅盾自己在创作上保持着社会的、革命的“为人生”文学之外，其他成员诸如周作人、庐隐、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的创作仍是带有浓烈的个人化的色彩和自我的追求，实际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范式还是从个性解放的方面出发的。用郁达夫的一句话作为总结，就是：“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作人所明确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似乎比“为人生”更能展现这一时期有关于人生的各种文学主张以及创作。
路与出路一“为人生”的不同走向
“五四”抽象的“人的文学”在实践上催生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问题小说的兴起其实也就是“人的文学”的一种文学上的出口，也是人的觉醒后在文学上的自然表现。两者在周作人看来是极为接近的，“问题小说……照名目所表示，就是论及人生诸问题的小说”。这些小说大多急于解释当时出现的各种人生问题，涉及诸如人生意义、恋爱婚姻、两代冲突、妇女权益地位等。但问题小说“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也就是说意在暴露问题，而所谓“出路”并不在问题小说的考虑范围之列。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人的创作确实是紧贴了当时的人生问题，但也只是呈现问题，并没有去解决问题，就好像在“人的文学”的这条路上，他们首先发现了这条路，并沿着它在走，但并没有找到出口。“五四”的问题小说家只是把问题归结于爱与美、神秘主义、宿命之上了，但这些并不能帮助他们找到与旧世界决裂、确立新世界中“人”的方法。而其后问题小说的创作也渐渐归于写实小说或乡土小说等其他类型中去，“人的文学”也在“五四”之后流于工具论和自由主义两者的旋涡之中。周作人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过这样的怀疑：“我不想写祭器文学，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
而另一面，19世纪俄国文学的“为人生”对人生问题的态度则和“五四”不同，它在人生上面更多地突出了“为”字，所以针对人生问题除了暴露和批判之外，还想寻到一个答案。高尔基认为：“俄国文学特别富有教育意义，以其广度论是特别可贵的——没有一个问题是他所不曾提出和不曾企图解答的。这尤其以下列问题的文学为然：怎么办呢？哪里更好些呢？谁是有罪的呢？”它彰显的是一种归根结底的文学态度，而不仅仅是在一个层面上发现问题，发现的同时意图在问题后面找到一条可能解决的出路。用另一位论者汪介之的话来说，就是“在文学作品中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一大显著特点”@。所以，出现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不仅仅是问题小说的范畴，还应该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小说或者说是现实主义的批判小说。它关注的不是某一个方面的社会，而是借鉴欧洲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力图展开整个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历史进程，要写的是一段社会进程的通史。这其中涵盖了俄国在进入现伐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和人生问题，诸如农奴制改革，特权阶级和平民的问题，农民生活的问题，社会零余者、小人物的命运问题，民族的苦难、现状以及出路问题，人本身的问题（包括女性权益、人性中的罪与罚、道德与救赎、自我成长及生命思考），等等，但在这些问题之中一直贯穿19世纪“为人生”文学始末的是俄国以及俄国人最终的道路问题。无论是从实体来解释俄国19世纪的社会还是想要寻求其社会精神的救赎，俄国文学呈现出的是一种直面人生的态度，这种态度犹如赫尔岑所说的：“能够时不时进行自我反省，否定自己的过去，能够以深刻、真诚、铁面无私的嘲讽眼光来观察它。”
中俄文学中对人生的不同态度当然在于这两种文学所面临的情境以及国民精神的不同，周作人曾把中俄文学中对人生的不同态度用宗教、政治、地势、生活等原因来进行解释。但除去这些，最主要的还是它们内里所秉持的文化观念。也就是说在俄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人生是没有退路的；而在中国的文学观念里，或者说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进可以兼济天下，退也可以独善其身，甚至还可以万物皆空，好像怎样选择都可以度过这一生，人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困境，人生是圆融共通的。正如周作人的总结：“俄国好像是一个穷苦的少年，他所经过的许多患难，反养成他的坚忍与奋斗，与对光明的希望。中国是一个落魄的老人……觉得从前的苦痛还是他真实的唯一的所有。”正是因为俄国文学以前的“穷苦”，才导致它并无来路可以返回，反而有了往前的勇气。而也正是因为中国“五四”文学拥有以前丰富的“苦痛”，它才有所犹疑，对人生并没有从广度上和深度上进行再求索。而且即使有人选择直面人生，也并不具规模。似乎俄国这种社会的、直面人生的文学才是一直萦绕在鲁迅笔下的“为人生”文学，而不是最后在现代中国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人的文学”。“人的文学”[来自www.lW5u.com]和“为人生”看似都是有关于人生的，但是一个是有关于现世的安稳，一个是有关于来路和去向的探求。换一句话说，“人的文学”体察到了问题，也就是说它找到了人生这条路；而“为人生”的文学却在此基础上，又踏上了找寻出路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