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孙亚儒 张丽军
摘要：当代文坛，从十七年文学开始至今，有关革命抗战历史题材的小说虽然数量很多，但大多逃离不开模式化影响，也打上了特定时代政治思想的烙印。李骏虎的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是一部展现1935年到1936年之间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的历史，作者试图以一种历史学家的客观公正的写作姿态向我们还原曾经被遮蔽的历史，体现出了一位当代作家对历史与文化继承性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李骏虎 《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历史 战争
作为一名“70后”作家，如何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握、呈现、评价历史？如何在脱离自我个体生命体验的情况下为读者与社会再现一段众所周知而又鲜为人知的中华民族抗战史？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年的今天，重新再写抗日战争史题材的小说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民族的发展又有什么新的价值与意义？这些问题是我们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应该思考的。只有厘清了围绕在整个历史长河里的这些问题，我们才会对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史以及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中国社会整个发展态势有一个更加全面、准确的理解，同样也会对山西青年作家李骏虎耗时三年写作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以下简称《共赴国难》）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定位。
综观当代中国文坛，从“十七年文学”开始至今，有关革命抗战历史题材的小说虽然数量很多，但由于受到政治、社会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小说的整体布局、叙事模式、英雄人物的塑造、作家的历史观等方面有很多不足。“十七年时期”出现的大量有关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大多逃离不开模式化影响，也打上了那个时代政治思想的烙印。尤其是“十七年时期”的作家们对于革命英雄人物的书写明显存在着二元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化的局限。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理念的多元化发展，人们更多关注自我的狭小空间，对于宏观历史的思考则渐渐淡漠。同样的问题反映到文学领域，则是文学视角向内转的趋势加强。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作家，更多关注自我的生命体验以及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较少把目光投向整个中国民族历史的变迁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面对早已镶嵌在人们脑海里的真实历史，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似乎成为了“十七年文学”的一个显著标志之一，成为了一个当代作家难以突破的瓶颈。但是作家们不触碰并不等于这段历史没有意义，更不等于这段历史没有可以挖掘的资源。恰恰相反，这段抗战史蕴含了大量的有关我们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当代作家对于整个大时代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优秀的作家如果不能把握整个大时代的脉搏，不能有更大的文学观与文学视野是很可悲的。山西作家李骏虎则率先意识到了这种民族大视野与大情怀。从他的文学创作道路来看，他由先前的个体生命经验的书写、都市情感生活的体悟到回归乡土的思索，再到当下这部《共赴国难》，这种文学创作路径的走向，体现出了一位当代作家对历史与文化继承性的自觉意识。
李骏虎的长篇小说《共赴国难》，是一部展现1935年到1936年之间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到达陕北后，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的历史。东征结束后，首先在华北形成了红军、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的北方抗日阵线，国共公开合作抗日随即在山西完成，也正是在东征期间，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逼蒋抗日”的共识，通过其后的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宣布合作抗日，完成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来自wwW.lw5U.com]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奏。这部长达三十余万字的小说，是作者历时三年精心查找史料，在整个陕西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的艺术结晶。
多元语境下“还原历史”的历史观
整部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作家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上的历史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在试图摆脱以往对历史的简单化叙述，并试图以一种客观公正的历史学家的方式向我们还原曾经被遮蔽的历史。这首先体现在对国共的抗战史的认识上。在以往的文学历史话语下，国民党作为正面战场上的中流砥柱的功绩，常常在主流权力话语下被弱化甚至淹没。呈现在文学中的国民党形象大多是不仅不抵抗日军的侵略，而且对共产党进行残忍地杀害，对老百姓也是无情地践踏。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恶劣的国民党形象的塑造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状况的，也不是客观公正的。到目前为止，大量的史料已经表明，国民党大部分官兵都是持共同抗日姿态，是用生命誓死捍卫国土的。《共赴国难》避免了这种把复杂历史简单化的方式，尤其是为我们刻画了国民党抗日名将张学良与杨虎城的雄才大略以及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面对蒋介石的强力逼迫，两位名将并没有只是“愚忠”，而是站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角度选择了放弃攻打中国共产党，联合中共一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签订了东北军和红军的抗日协定；同时也影响了阎锡山最终与中共促成“山西各界牺牲救国同盟会”。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并不是凭空而来，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背景与对话描写给了我们提示：“九一八”前后张学良背负了不抵抗日军的骂名，同时又带领着整个东北军颠沛流离，深切体会到了日本侵略者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才是真正的危机。而面对着共同的敌军，只有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才会取得胜利。在对蒋介石的刻画上，作者也没有进行概念化的叙述，而是赋予了其行为内在情感逻辑性与某种合理性。作者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向我们展示：历史是明智的，终将站在正义的一方。这体现出了作者在谋篇布局上的高瞻远瞩与深谋远虑。
其次，在广阔的历史场景下“还原历史”，展现历史的多元性与复杂性。面对着国共两党的斗争，我们常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拥有着大量正规部队、众多高级指挥将领、物资后备能源充足又有国际社会支持的国民党最终会走向失败？而相反，处于弱势的中国共产党却能够深得民心，建立新政权？作者在小说的最后借用阎锡山的话向我们传达了他的认识：“我于去年及今春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只有解决兵力与财力问题，才能解决对日问题。可是蒋介石还想借日军消灭我，或者趁中央军入晋剿共时将我排挤出去，压根就没打算派兵帮我抗日。反倒是我一直反对的共产党，这个时候要联合咱们一致对日。东北失守后，张学良退出东三省，眼下那里坚持抗战的都是共产党，没有一个国民党……我想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有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①在此，作家借阎锡山之口，一方面表达了他对于对于整个抗日大局的分析，也从另一个侧面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国家民族危难之时的大局意识以及能够一切从大局出发，一切为了百姓、民族的思想境界。
第三，对历史的公正思考。这体现了作家对于历史的理性反思。作者用一些事例来展示给我们：每一个政党都不是神性的，在其发展的过程之中也会有一些不成熟的做法，甚至出现一些失误，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如在第一部第三卷中，在杨虎城问到1935年红二十五军伏击了他的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也被杀害的原因时，共产党方面由毛泽东派去的汪峰向杨虎城承认了党内的一些失误并解释了原因：当时的部队基本上由地方部队和赤卫队组成，和中央失去联系太久，他们不了解张汉民是老共产党员，也不理解警三旅的尾随实际上是护送，才犯下伏击的错误。这些细节是在以往的中国抗战题材小说中不容许出现的，但是，作家李骏虎却能够直言不讳地以一种史学家的姿态向我们讲述出来，足见其思考历史的深度与广度。
从英雄到有意味的人的文学形象建构
一部优秀小说离不开对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塑造。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构成了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以往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英雄人物经常被简单化、夸大化，仿佛英雄人物的伟大功绩不是人为的，而是神为的。英雄人物常[来自WwW.lW5u.com]常成为人们狂热追捧的“偶像”，这其实是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当然也是对英雄人物本身的不尊重。人之为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展示人性的善与恶，展现每一个人物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灵与肉的自我矛盾焦虑的冲突。哪个人不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哪个人天生就拥有崇高的道德追求？只不过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英雄随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以及自我生命体验的感悟、自觉追求才成为了众所周知的“这一个”。
《共赴国难》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解构了传统的英雄，极力避免将英雄人物写成以往僵化的固定模式的英雄；在大量历史细节与作者合情合理的思索下，摆脱了这些固定的框架，让以往的英雄人物走下了高高在上的神坛，重新建构成为具有普通大众情怀的独特的“这一个”。他们也有自己的悲欢离合，也有自己成长之中的矛盾与冲突。在刻画毛泽东的时候，作者一方面写出了他料事如神、高瞻远瞩的军事指挥才能，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他在对待林彪态度上的宽容与大度，展现了一代伟人的胸怀。在描写蒋介石与宋子文之间的关系上，作者更是独具匠心。宋子文曾在牯岭军事会议之后公然反对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动手打了宋子文两个耳光，而且撤销了宋子文的财务部长职务。虽然家人进行了抗议与协商，但是蒋宋二人的矛盾仍然公开化。而当蒋介石在与日本的广田三原谈判失败之后，决定采取“溶共”的方式，联合共产党一致对外，于是便找到宋子文让他来联系中共时，宋子文虽识破了蒋介石的野心，但是为了一致对抗日本侵略军，毅然接受了这项任务。对这一历史细节的描写，正反映了作家李骏虎面对历史强大的人文关怀。
运用大量的史料，挖掘出众多英雄人物鲜为人知的另一面，也是《共赴国难》的一个特点。如在以往的小说中，我们只知道抗战名将杨虎城，但是杨虎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我们都不是非常清楚。这部小说则首次对杨虎城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让我们对杨虎城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认识。在第一部第三卷第五、六、七节中，作者以司马迁描写将士的笔法，呈现了杨虎城在参加革命前的传奇经历，这是极为可贵的，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作者对那一阶段历史资料整理的细致与全面。
从整体上看，这部小说共写了近一百个人物，展现出异常壮阔的历史图景。如在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人的刻画上，作者细致入微，在展现浩瀚历史的同时，也把更多的视角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通过多层次的想象与建构，让人物由平面化向着立体化转变。
史诗化的叙事追求 “史诗性”一直是当下作家在创作过程之中所追求的。作家本人说自己是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影响与启发下创作这部作品的。在长达三年的考察与资料搜集的过程中，作者一直力图使自己站在一个更广阔更高的层面上来触摸历史、感知历史，试图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历史的规律。这便是一种史诗情结。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作品里说道：“诗人的作用是描述，但并非描述已发生过的事，而是有可能发生的，亦即因为有可能性或必要性故可能发生的……因此诗较历史更具哲学性与重要性，因为它陈述的本质是属于普遍性，而历史的陈述却是特例的。”②
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而言，虚构是必须的，因为谁也无法亲临历史的真实场景，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却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将历史客观真实地呈现出来。这部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用史诗笔法，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的历史。作家在展现历史的时候，既做到了尊重文学自身的审美特点，又不失去历史的真实性。
将日常叙事与宏大叙事相结合，在叙事的过程中突出微妙复杂的历史细节从而展现人物之间的命运关系，是其史诗化追求的又一个特点。小说中第一部第五卷中讲到东征的过程中由于黄河解冻了，过河会非常危险，有人开始动摇东征的决心，于是毛泽东派彭德怀前去考察。考察的过程中，彭德怀对他的两个侦查参谋开玩笑讲道：“太阳晒到屁股了，好出发了。”③彭德怀到一位老乡家里住了一夜，期间与老乡之间朴实无华的对话，更是让人感到非常亲近。其实，彭德怀表面上很有“闲情逸致”，内心却是对东征的焦虑与担心。
结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李骏虎以其《共赴国难》呈现了七十多年前中国人的抗战大历史。事实上，真正潜心研究革命历史并写出规模宏大的小说的“70后”作家是不多见的，李骏虎的这部《共赴国难》却表明当代作家敢于面对历史、重新书写大历史的那种强大胸襟、胆识与情怀。
当然，这部小说虽然较以往同类题材的小说有了重大突破，但在一些细小的方面上仍有欠缺。比如在展现人物的心灵历史的过程尤其是灵与肉的激烈冲突过程中还有不足。还有，对抗战时期的女性、爱情的描写较少。虽然作者在极力避免原始的“革命+爱情”的套路，但是如果作品对战争中的女性多一些描写的话，会更加丰满。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的成长历程几乎贯穿了整部作品。如果缺少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作品必然会黯然失色。但总体来讲，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至少朝着正确客观的历史轨迹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战争之外，如果我们将这部小说放置到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与历史场景之中，会有怎样的价值呢？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思考战争的悲剧性意义。因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在当下的流行并不仅仅是让当今时代的人们欢欣鼓舞地回忆父辈们的战争胜利的喜悦，还有对整个民族发展的思考。因为，任何战争所带给人类的都会是无穷无尽的痛苦回忆。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在表现民族危亡之际，各党各派摒‘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史诗壮举的同时，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不应再以胜利的欢歌替代整个民族在近代史上所承受的深重的灾难，而应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对战争胜利的取得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做出深刻的反思。战争是人类历史最大的悲剧，它让社会凋敝残破，人民生灵涂炭，战争还给人留下了无尽的创伤”④。这也许才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孙亚儒，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张丽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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