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王晓云
摘要：上世纪40年代初，孤岛上海沦陷，在日本侵略者和日伪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文人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他们开始避谈政治和战争，转而关注私人情感与日常生活。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如张爱玲、苏青、关露等，潘柳黛算是较为陌生的一个。但潘柳黛及其代表作《退职夫人自传》在女性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她开了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先河。
关键词：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 女性私人化写作
1952年4月，张爱玲收到了香港大学的复学通知书，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并使她一举成名的上海，奔赴香港。一天，一位友人到张爱玲的住处看望她，闲谈中这位朋友告诉她，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冷冷地问：“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言语中明显带着不悦。那么潘柳黛是谁，张爱玲真的不认识吗？当然不是，两人不仅认识，还曾是同台演过戏的朋友。潘柳黛，笔名南宫夫人，出身于北京一个旗人家庭，与张爱玲、苏青、关露一起被誉为上海20世纪40年代的四大才女。四人曾是交往甚密的好友，而最终导致潘、张两人友谊终结的是潘柳黛的一篇文章《论胡兰成与张爱玲》，潘柳黛在文中以“幽他一默”的姿态，把胡兰成和张爱玲大大调侃了一番。她在文中写道：“因为她的父亲讨的老婆是李鸿章的外孙女，她是李鸿章的外重孙女——其实这点关系就好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上海人吃黄浦江的自来水，便自说自话说是‘喝鸡汤’的距离一样。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关系。”文章令张爱玲彻底翻了脸。尽管潘柳黛文中的某些表述确不符实，发文的原因也可能出自女人嫉妒的天性，但潘柳黛的才华及其独具一格的文学创作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长篇小说《退职夫人自传》是潘柳黛的代表作，被誉为“中国女性主义小说的经典”，与苏青的《结婚十年》合称“双璧”。文本描写大胆，感情浓烈，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封建礼教的极端蔑视和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强烈呼唤。这部作品在当时是很另类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开了女性小说“私人化写作”先河的地位。所谓“‘私人写作’，是摆脱了宏大叙事的个体关怀，是私人拥有的远离了政治和社会中心的生存空间，是对个体的生存体验的沉静反观和谛听，是独自站在镜子前，将自我视为他者的审视，是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的‘喃喃叙述’，是心灵在无人观赏时的独舞和独白”。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没有宏大叙事，而是以作者本人的恋爱和婚姻为蓝本，用自叙体的形式讲述了女主人公柳思琼的家世和复杂的人生经历，对战乱中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隐秘世界进行了深刻的内审和大胆的言说。
知识女性的困顿
上世纪40年[来自wwW.lw5u.cOm]代初上海滩沦陷，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实行高压政策，不仅对政治、经济、军事进行统治，对文化和思想也实施严酷[来自wwW.lw5U.coM]的管控，一切与抗战相关的、被认为是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都被禁止和查封。那么，回避政治、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成了上海沦陷区文学的主要特点，两性关系、男女私情、家长里短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在这一特殊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女性作家和作者，她们的视域与情调也透露出非常年代上海都市知识女性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和异动。苏青、张爱玲、关露、潘柳黛等一批女性作家避谈政治、淡化战争，转向关注战争环境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女性文学道路。
从“五四”到抗战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由外部批判转向内在自审，从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过渡到对几百年的男权文化内化下而形成的女性的奴性和依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文学创作中，新知识女性开始勇于直面女性自身的缺陷和弱点，剖析女性内心的痼疾。但传统宗法制度的影响根深蒂固，男性仍处于统治地位，女性在经济上、人格上仍处于被剥削和被压制的地位，她们始终被局限于家庭这一生活空间中无法逾越，即使是才华横溢的知识女性，在没有经济独立的基础之时，也依然摆脱不了对男性的隶属和依附。
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中的女主人公柳思琼是一个从小接受教育的知识女性，十八岁时只身赴南京求职，后又一个人独闯上海滩，并成为小有名气的记者。此时的女主人公不仅具有较强的社会工作能力，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即便如此，其对自我生存价值判断依据仍建立在有没有男人要她的观念之上——在男人身边时，却没有安全感；离开男人时，精神便彻底崩溃。女主人公在被丈夫阿乘抛弃后，“心如悬磐，仿佛一切的希望和梦幻都没有了，我所感受的，只是不安和穷困。穷困还可以使我忍受，不安却令我彷徨无主，极想得到一个男人的保护与慰藉”。潘柳黛通过对女主人公内心的描写，揭示出知识女性柳思琼最终没能走出传统的宗法制度，无法摆脱女性附属男性的奴性，骨子里向往的终归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把自己幸福的基础也建立在丈夫身上。为了摆脱被丈夫抛弃的感觉，潘柳黛还设计了女主人公柳思琼千里寻夫的“壮举”。没有了男人，主人公的精神支柱彻底被击垮，自我价值丧失，这正是知识女性在灵魂深处仍依附于男性的精神危机。作者对女性自身的缺点毫不留情地痛加剖析，清醒地认识到女性灵魂深处的缺陷，同时也揭示了一个真理：知识女性只有真正在意识深处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才能走出男性话语中心的阴影，才能真正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寻求女性的自我价值。
职业女性的生存两难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解放的步伐也在逐步向前迈进。“五四”时期的女性首先要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一部分知识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走向了广阔的社会，并享有求职的自由。乱世中的她们逐渐意识到，只有在社会上拥有谋生的职业，才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权，才能摆脱对男性的隶属与依附。潘柳黛与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柳思琼一样，十八岁时(1940)只身赴南京谋职，任《京报》记者、编辑，开始了自谋生路的职业生涯。1943年，任上海《平报》记者、编辑，并一举成名于沦陷的大上海。潘柳黛、苏青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开始更多地关注职业女性的生存状态。沦陷区的职业女性一方面追求自我主体意识，一方面又受到种种因素的羁绊，处于两难的境地。
《退职夫人自传》中，女主人公柳思琼担任一份报纸的副刊编辑，由于工作的需要，她结交了许多朋友，也免不了要常常应酬。而每当女主人公要外出应酬时，总要先和颜悦色地征得丈夫阿乘的同意，而她分明焦虑地感觉到，“在他的眼睛里，我可以看见他的内心的不愉之色”。现代职业女性就是如此在自己心爱的家庭和挚爱的事业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职业女性柳思琼想要在社会上获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却不可能得到丈夫的肯定，男性总是希望女性处于一种从属于自己的状态，这也正是导致职业女性人生悲剧的主要原因。作为编辑的女主人公柳思琼，记录了不少上海电影界和隐秘职业女性的坎坷与心酸史，使得报刊销量特别好。正当她为自己事业上的成就而欣喜之时，重庆的某家报刊对她掀起了一次规模不小的围攻——“祸患来了，某夜报的销行日加，后来居上，引起同行的忌妒，在‘重庆人’办的报纸上，逐渐使我发现了自己的名字，‘文妖柳思琼’‘文妖××’‘打倒文妖’，而且有几张报纸，还特地为我们编了整版的‘扫妖特辑’，准备将我们在沦陷时动过笔的人，一起像垃圾一样的扫掉。”“这对于我，几乎真是一个比什么都重的打击……我是苟延残喘的挣扎着活到现在；而现在，就连苟延残喘也不让我活了。”小说深刻揭露了职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女性的主体意识再次被宗法父权社会所排斥，“男性是父权宰制社会的基本原则，女性则是受排斥的对立面，是他者、非男人、一种有缺陷（即无阳具）的人”。由此可见，在当时，即使是登上社会舞台的职业女性，也无法摆脱传统宗法观念的歧视，她们始终被赋予男性从属的身份，无法摆脱依附的厄运，也无法真正取得事业的成功。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生动而具体地描述了职业女性为了生存而做的较量与挣扎，揭露了职业女性的困惑与痛苦。女主人公柳思琼的种种不幸也正是作者本人所经历的，她用自身的经历和感受真实书写了知识女性在职业生涯中的酸甜苦辣，具有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无论是潘柳黛，还是《退职夫人自传》中的柳思琼，她们职业生涯的开启都始于“娜拉”式的出走。她们勇于摆脱家庭的束缚，走出家庭而成为独立的职业女性。“娜拉的出现曾予千万女人以无限的兴奋，从此她们便有了新理想，一种不甘自卑的念头。她们知道自己是人，与男子一样的人，过去所以被迫处于十等男子之下者，乃是因为经济不能独立之故。于是，勇敢的娜拉们开始在大都市中寻找职业。结果是：有些找不到，有些做不稳，有些堕落了！成功的当然也有，但是只在少数。而且在这些少数的成功者当中，尚有一个普遍现象，便是她们在职业上成功以后，对于婚姻同养育儿女方面却失败了。于是许多人都劝娜拉们还是回到家里去吧，娜拉们自己也觉没味，很想回到家里来了。”所以事实上，出走的“娜拉”们并非想永远地流浪下去，她们在旅程中寻找的仍是一个理想的归宿。鲁迅曾预见性地提出“娜拉”的现实出路问题，深刻指出她们“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现实困境。
女性隐秘世界的大胆言说
在女性私人化写作中，女作家们避谈政治和社会，她们回归到女人自身，关注女性的私人领域和私人生活，表达女性的私人经验与私人意识，特别是被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与普遍伦理法则抑制、排斥、遮蔽的私人经验与私人意识。在上海沦陷区女作家中，潘柳黛的作品可谓前卫又大胆。正如周文杰对《退职夫人自传》的评价：“写得真切、动人，描绘大胆，文笔清新，充分反映了在那个年代作者对封建礼教的藐视，从女性争取经济独立中获自由的意志在婚恋中袒露了女性最幽秘的创伤和欲望，那些不经意的描绘向读者展示了作者自己的品格。”潘柳黛等女作家对女性隐秘世界的大胆言说，不仅体现了其对女性个体的关怀，也表明了她们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小说《退职夫人自传》以女主人公柳思琼与多位男性的关系发展为线索，将女主人公的私生活彻底暴露在读者面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性是长期被禁忌的话题，潘柳黛却大胆地将女性对自身的关注放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来考察。文本中不仅有超越了当时社会道德底线的两性关系的表白，更有婚外情、多角情、同性恋等在今天看来也很另类的情欲描写。例如，女主人公曾经与中学时代的同学贞一有过一段短暂的同性恋情，不过最终“因为我对于同性恋爱，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一则男人所给予我的恋爱，已经够我疲倦了，再则便是我得到男朋友，比较容易”，因此她并没有继续与贞一保持这种恋情。在两性关系中，女主人公占据着优势，将男人像蛇一样把玩在手中，“我要用我所有的智慧，耐性，来调理这在别人眼里看来并不可爱的小动物”。女性对情欲的追求也在文中被直白表述：“夜是色情的，人在夜里的感情和白天的感情绝对不会一样。在夜的色情里，发展的只是男女之私……”“我经不起他的诱惑，他的细长的手臂抱紧了我……他像发着高度寒热一样，用他的滚热的嘴唇，吻着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胸，我的……我的胸像气窒了一样，我的心在荡漾，我忽然冲动起来了，这是我的男人……我忽然也抱紧了他……我又做了他的俘虏。”敢说敢为的潘柳黛在小说中对两性关系做了夸耀般的描写，旨在突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主动与优势，但她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没有将两性关系作为女性对抗男权社会的手段，也没有做女性主义的内审——内审女性在社会阶层中存在的合理性，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女性在中国历史中经历了许久的压抑与摧残，一直作为男性的附属，缺乏独立人格，更没有自我。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特殊的战乱时期，女性意识渐渐开始觉醒，以至于出现了潘柳黛这样的女作家，创作出《退职夫人自传》等前卫又另类的文学作品。潘柳黛等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用知识女性的身体对那曾隐藏于宗法父权制下的真实欲望进行了大胆的言说。
一个时代、一座城造就了一个潘柳黛，她将创作定位为一种自我言说，将女性私人化写作带进上海文坛。在那样的年代，敢于将自己的隐私公布于众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所以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潘家柳黛小姐，却是个敢说敢为的新女性，她有一枝玲珑剔透犀利如刀的笔，她有一枚热情奔放的心，有一个如姜伯约一样大的胆，所以，她的作风不但脱却旧女性桎梏，亦为时代女儿所望尘莫及。”
作者：王晓云，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
编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