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刘人锋
摘要：张爱玲沦陷时期的小说表达了她对封建腐朽文化和畸形殖民地文化的否定与批判。可是，张爱玲的这一文化立场常常被人忽视，原因首先在于张爱玲沦陷时期的小说多以封建大家庭或者得其风气的家庭作为背景，塑造的大多是受到封建腐朽文化、畸形殖民地文化的毒害而不自知的人物；其次因为她参差对照的写作方法，造成了其小说主题的不分明。但是更主要的，还是我们对张爱玲的误读。
关键词：张爱玲 沦陷时期 封建腐朽文化 畸形殖民地文化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来自wwW.Lw5u.coM]中这样描述张爱玲的小说：“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噩梦中老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噩梦没有边际，也就无处逃避。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生存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间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双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的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①这是20世纪40年代傅雷对张爱玲沦陷时期绝大多数小说的批评。到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王拓认为张爱玲沦陷时期的小说“写来写去总是离不开生活在上海与香港这两个地方的没落贵族”，“所展示给我们的，是那批生活在与当时中国的历史主流不相衔接的租借地——上海与香港——的腐败的没落官僚的腐化生活”②。到了21世纪，王安忆批评张爱玲：“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④
可见，从张爱玲开始创作以来，对于她沦陷时期小说创作的批评就一直存在，那么张爱玲沦陷时期的小说究竟写了什么？
一
张爱玲的小说是历史的反映，她在沦陷时期的小说以晚清到民国初期的社会变迁为背景，来写都市里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夏志清评价她是“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④，赵园认为“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是一个开向沪、港都市社会，尤其是其中的‘洋场社会’的窗口……反映着近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侧面”⑤。张爱玲沦陷时期的小说不仅是历史的反映，而且在反映历史的同时也表达了她的文化立场。她首先表达的是她对封建腐朽文化鲜明的批判立场。
张爱玲的小说在写人的时候就是在写一种生活，反映了人物背后的文化。《第二炉香》中的罗杰满怀欣喜地娶了愫细，结果愫细由于对性的了解为零，在新婚之夜跑出来，闹得满城风雨，众人皆视罗杰为色情狂，男人们挤兑他，女人们在憎恶之余又将他当作性变态来挑逗，最终导致罗杰自杀。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由于蜜秋儿太太封建愚昧的家教，就连女儿所读的报纸都要经过她的检查才允许看，以致她的女儿二十多岁了，对性知识毫无所知，大女儿因此离婚，小女儿因此在新婚之夜出逃，两个女婿都因为她的女儿自杀。通过这个故事，张爱玲表达了对封建保守文化、封建禁欲主义的强烈抨击。
《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虽说有二十岁，“眉梢嘴角却又有点老态。同时他那窄窄的肩膀和细长的脖子，又似乎是十六七岁发育未完全的样子”。毫无疑问，聂传庆身体病态，不但如此，他心理也变态，“他不爱看见女孩子，尤其是健全美丽的女孩子，因为她们使他对于自己分外的感到不满意”。聂传庆身体的病态和心理的变态都是那个弥漫着鸦片气味的家造成的。父亲动不动就打他，他的耳朵有点聋，就是被他父亲打坏的。父亲与继母总是尖酸地讽刺他、打击他，使他丧失自信，心理扭曲。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聂传庆不但得不到应有的父母之爱，而且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来自wwW.lw5u.cOM]然而“他爸爸并不是有意想把他训练成这样一个人，现在他爸爸见了他，只感到愤怒与无可奈何，私下里又有点怕”。可见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聂传庆的父亲，而是他父亲代表的封建腐朽文化，而他父亲本身也是封建腐朽文化的受害者。聂传庆的生母也是封建腐朽文化的牺牲品，婚姻不能自主，被迫嫁给聂传庆的父亲，由于没有爱情，很早就抑郁而死。
《金锁记》中的姜季泽，“一路打着哈欠进来”，“水汪汪的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拖过一把椅子，将椅背抵着桌缘，把袍子高高的一撩，骑着椅子坐下来，下巴搁在椅背上，手里只管把核桃仁一个一个拈来吃”，这是一个典型的败家遗少，是封建大家庭姜公馆的产物。而在封建腐朽文化中走向疯狂的人物曹七巧，“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曹七巧的疯狂来自对爱情的饥渴，她自己性欲得不到满足，也不能容忍她身边的人享受正当的性生活。儿子娶了媳妇，她嫉妒到了疯狂的程度，百般挖苦，叫儿子半夜三更陪她抽鸦片，使儿子不能与妻子同房。她还替儿子娶了一个姨太太，使儿媳的日子更不好过，妻妾二人在她的折磨中结束了残生。她故意破坏女儿长安的婚事，使女儿得不到正常的爱情与婚姻。曹七巧是变态的，她将报复施加于儿女，在她的报复之下，儿女也是变态的。然而，曹七巧本身也是封建腐朽文化的受害者，她婚姻不能自主，由于兄长贪恋钱财将她嫁给一个整日躺在床上的骨痨病人，使得她正常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她爱姜季泽，可是十多年来在封建大家庭里，“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在情欲的煎熬中她花一般的年纪过去了，好不容易她死了心，他又来撩拨她，打她卖掉一生换来的钱的主意。曹七巧是不幸的，她的不幸是由封建腐朽文化造成的。
在一些小说中，张爱玲虽然没有明确揭露人物背后的封建腐朽文化，但是通过人物的生活反映出他们深受腐朽文化的影响。例如《花凋》中的郑先生给家里安排的日常生活秩序是这样的：“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机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佣人们因为积欠工资过多，不得不做下去。下人在厨房里开一桌饭，全弄堂的底下人都来分享，八仙桌四周的长板凳上挤满人。厨子的远房本家上城来的时候，向来是耽搁在郑公馆里。”郑先生家的生活为什么如此？原因在于“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他还带点名士派，“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郑先生融合了封建名士与遗少的作风，在他的把持下，全家的生活过得荒唐滑稽，可悲可笑。
作为女性，张爱玲当然关注封建腐朽文化中女性的命运。《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兄长把她离婚分到的钱用完了就开始厌恶她了，极力怂恿她去做巳死前夫的寡妇，这一方面是变相地赶白流苏走，一方面仍然是打她钱的主意。在这样“唱歌Ⅱ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的封建大家庭，没有亲情，只有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倾轧。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人被视为物品，男人普遍希望自己得到两类女人：“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与孟烟鹂分别是佟振保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娇艳的红玫瑰能够给他许多唧唧喳喳肉的喜悦，却永远不会让他动一下结婚的念头；端庄的白玫瑰名正言顺地成为他的妻子，但是很快失去了他的欢心。这就是封建男权社会中女人的命运，不管热烈还是端庄，被鄙弃的命运总在等候你，让你无以逃避。
张爱玲曾经在香港大学读书，在香港住了三年，对殖民地的文化比较了解。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中国封建腐朽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杂糅，更见荒唐与腐败。如《第一炉香》中梁太太的府邸是这样的：“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形的，几何图案式的构造，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梁宅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景物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时代气氛，全都硬生生地掺和在一起。只有这种杂糅的文化，才有这种不伦不类的生活方式，才能容忍梁太太那样的女人，让她“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清朝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梁太太正是中国封建腐朽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交媾产生的畸形殖民地文化的产物，张爱玲塑造梁太太这个人物来自她对这种畸形文化的深刻认识。
在腐朽的封建文化中，在畸形的殖民地文化中，人物与文化的关系正如郑川嫦临死前感觉的那样，是“你坠着我，我坠着你”的关系，最终这样的人物和文化都将走向灭亡。
二
张爱玲沦陷时期的小说成为展现封建腐朽、畸形殖民地文化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的画卷，从她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对于腐朽、畸形文化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讽刺，表明她写这些小说的实际意义是对封建腐朽、畸形殖民地文化的否定与反抗。那么，为什么她的这一文化立场被人忽视呢？
首先，是因为她小说的题材。张爱玲出生于没落的封建贵族家庭，祖父张佩纶是满清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到张爱玲记事的时候，民国已经建立十余年，她的家族已经没落，然而豪门贵族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失落感是强烈的。她记得小时候“摇摇摆摆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见着他的泪珠滚下来”。张爱玲的父亲是典型的遗少，抽鸦片，逛青楼，娶姨太太，坐吃山空。遗老遗少们沉迷于过去的文化与生活，思想感情距离所处的时代很遥远。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张爱玲熟悉封建没落家庭的生活方式，谙知在封建腐朽文化中生长的人的生活习性，因此她沦陷时期的小说多以封建大家庭或者得其风气的家庭作为背景，塑造的大多是受到封建腐朽文化、畸形殖民地文化的毒害而不自知的人物。但我们不能因为张爱玲写封建贵族、没落家庭的人和事就认为她赞同这些人和事，一个作家在他创作的初始阶段毫无疑问是以他熟悉的生活为题材的，这在文学史上已经被无数作家所证明。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也不是人人都投入到了革命战争中。文学作品既然是生活的反映，那么就应该反映生活的多样：既可以反映革命与战争，也可以反映恋爱与婚姻。每个作家都有属于她的生活经验与感悟，要求每个作家都写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对文学的误解。一个作家如果要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以他熟悉的生活为基础，写他熟悉的题材，这才会形成文学创作不同的风格与特色。
其次，是因为她的写作方法。张爱玲说：“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也就是说，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就是作家对他所熟悉的生活以一种更近世情真相的写法去表现，不是以强烈的对照的方式去表现，不是作家在作品中直白地表达自己的喜与恶，而是让读者自己体会。张爱玲创作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她熟悉的是封建贵族、没落家庭的生活，既然有这样的生活，她就用文学来反映。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物，本身就包含其独具的意义，如实地描写也就是如实地将其独具的意义展示出来，“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它所能取得的”
作家不必明确地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图，这应该才是成熟的文学创作方法。对此，张爱玲显然很老道，她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文学史上这种例子并不鲜见，例如沈从文的《边城》。作者本来要表现的是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独与悲哀，但是在《边城》流传的过程中，逐渐被定位为田园牧歌，是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歌颂，是“玲珑剔透牧歌式文体”中“最完善的代表作”。
正是因为以上两点原因，张爱玲沦陷时期的小说对封建腐朽文化、畸形殖民地文化的反抗，她对腐朽文化、畸形文化受害者表达的同情都被忽视了。
其实，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对封建腐朽文化的否定与讽刺无处不在，例如她笔下的蜜秋儿太太“个性里大量吸入了一般守礼谨严的寡妇们的黑沉沉的气氛，随便她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总似乎是一身黑”。聂传庆家的网球场“很少有机会腾出来打网球，多半是晾满衣服，天暖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煮鸦片烟”。姚先生“把陈良栋的舅父敷衍得风雨不透，同时匀出一只眼睛来看住陈良栋，一只眼睛管住了心心，眼梢里又带住了他太太，惟恐姚太太没见过大阵仗，有失仪的地方”。张爱玲生于“五四”以后，并且就读于教会学校，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对她的熏染不可避免地发挥着作用，因此她很清楚没落阶级不可避免的命运，在她刻画封建腐朽文化的维护者时，类似的语句时常可见，这来自作者对熟悉的人物的深刻观察，反映了作者对这类人物及其背后文化的否定与反抗。
对于封建腐朽文化的受害者，张爱玲毫不吝啬地表达了她的同情。在《金锁记》中，虽然她多次写到曹七巧怎样尖酸刻薄，但是她对曹七巧充满了同情。例如写曹七巧被压抑的情欲，“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写曹七巧临死前对年轻时候的回忆：“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花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因为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张爱玲刻画的曹七巧的变态上，这些语句也就为读者所忽视，没有注意到作者对于曹七巧有着深切的怜悯，而这怜悯就来自作者对于封建腐朽文化的反抗。其他人物如罗杰、聂传庆和他的母亲、郑川嫦等，张爱玲由衷地表达了她的同情。因此，认为张爱玲“对于她所描写的腐败的环境、腐化的生活与人物，似乎充满了恋恋不忘的深情，她是以一种怀旧的、哀悼的、惋惜的心情在讲述着那些没落贵族们的麻醉、腐化与灭亡的故事”，这样的论断值得商榷。
结语
虽然张爱玲较少正面书写时代的大主题，但是她沦陷时期的大部分小说都铺陈于变动的时代背景上，贯穿于清末民初的动荡时局，她的艺术魅力在于她所表达的关于时代的生存体验。虽然张爱玲沦陷时期的小说中没有一个像《家》中的觉慧、《雷雨》中的周冲那样代表新文化的人，甚至没有像《家》中的觉新、《北京人》中的曾文清那样虽然无力挣脱旧文化的影响，却能够反省旧的生活方式的人物，但是实际上饱含了作者对于封建没落文化、畸形殖民地文化的批判，只不过由于作者独特的写作方法，她的文化立场常常被人忽视。
项目名称：湖南省“十二五”重点建设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学科代码050108）资助项目
作者：刘人锋，湖南女子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女性教育中心副教授、文学博士。
编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