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王京
摘要：“二战”中日本的战败，为战后为数众多的反战文学的涌现提供了条件。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周年，本文重读《麦与士兵》和《活着的士兵》这两部描写战争的代表性作品，以期为理解日本的战争文学，进一步思考文学、知识分子与战争的关系，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日本战争文学《麦与士兵》《活着的士兵》
一明一暗的两部作品
1938年9月，日军集中三十余万兵力的武汉会战正处在外围的激战之中。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麦与士兵》在《改造》杂志上刊载并得到了读者的狂热支持，随后，它作为单行本出现在书肆街头，瞬间一售而空。
作者火野苇平(1907-1960)在卢沟桥事变后的9月应召入伍，其部队11月初由杭州湾登陆，转战上海、南京后长期驻扎于杭州。火野因获“芥川奖”于1938年4月调任陆军报道部，《麦与士兵》以日记的形式描述了他5月4日-22日随军参加徐州会战的经历，是他作为陆军报道队员的第一个重要成果。《麦与士兵》前后共售出一百二十万册，甚至出现了以该书为意境的同名歌曲，成为当时日本的一大社会现象。火野之后又接连发表了《土与士兵——杭州湾敌前登陆记》《花与士兵——杭州警备驻屯记》《海与士兵——广东进军抄》等作品，从默默无名一跃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战争文学作家和国民英雄。
同样是在1938年9月，另一名作家石川达三(1905-1972)，却因为其描写战争的小说《活着的士兵》，受到了东京地方法院的审判。1938年1月5日，石川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记者抵达南京，在南京和上海进行了为期十三天的调查。回到东京后只花了十一天时间，十三万余字的《活着的士兵》就一气呵成。这部作品描写了从华北调往华中地区的西泽连队仓田小队由上海沿长江行军作战，以及攻入南京之后的种种情况。因文中有着“对非战斗员的杀戮、掠夺、军纪松散等状况的记述，扰乱了安定的秩序”，杂志在发行当天就被查禁。9月5日，石川被判处监禁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
几乎是同一时期出现的两部战争文学作品，可谓一明一暗，命运迥异。一部成为“国民文学”的榜样，开创了战争文学的新阶段；而另一部作为反面教材，成为作家自我约束的参照。值得一提的是，战后对二者的评价却戏剧性地发生了一百八十度逆转，《麦与士兵》被认定是鼓吹战争的军国主义作品，而《活着的士兵》则被誉为反战文学的代表作。世易时移，两部作品依然一明一暗，似乎它们本就相互对立，黑白分明。
今天，我们不妨尝试暂时避开自从它们诞生以来就被赋予的将之相互对立起来的视线，重读这两部描写战争的代表性作品，为理解日本的战争文学，进一步思考文学、知识分子与战争的关系，提供一些启示。
两种民众视线
火野一直热心于文学，一度因倾心于左翼运动而暂别文学，但1932年被逮捕后“转向”，以关注劳动民众和地方传统文化的方式重回文学。在因“芥川奖”的斩获而改写其命运的小说《粪尿谭》中，火野描写了从事掏粪业的下层人民，对为了追求幸福而艰苦努力的小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入伍后身为伍长的身份，增强了火野与“作为庶民的普通士兵”的共鸣。“作为一名士兵，必须代替那些在战场上生死与共的战友，说出他们的心情”（《青春与泥泞》序言），可以说是火野心中真实的念想。他的战争作品中充满了对士兵的赞美与同情，究其根源，是出自作为民众的自我认定和对民众的无条件承认。
石川同样具有民众视线。在调查期间，石川尽量不见军官和军队首脑，与下级官兵同寝同食，倾听他们的聊天谈话，了解他们的日常细微之处。《活着的士兵》中描写的小队，是日本陆军编制里最小的战斗单位。浓墨重彩的几位主要人物仓田少尉、笠原伍长、平尾一等兵、近藤一等兵、随军僧人片山玄澄等，都是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
石川得以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品，是1935年获得“芥川奖”的《苍氓》。在这部作品中，他以1930年赴巴西为期数月的亲身调查为基础，描写了日本移民生活的艰难。他的另一部作品《背阴的村落》，则讲述了因水库建设而被淹没的村庄的故事。从民众视点出发，了解真实情况，揭示社会问题，是石川倡导的写实主义的文学风格，《活着的士兵》也贯彻了这一风格。
具有明显的民众视线，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作者与民众的关系却不尽相同。火野的《麦与士兵》以每天的随军记录为基础，采用了日记的形式，文中使用第一人称，随着自身的眼光展开描写和抒情，大量地投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与感情活动；而石川的《活着的士兵》虽然也是以随军调查笔记为基础，但选择以小说的形式展开，围绕几个主要人物，通过能够深入内心活动的第三人称叙事，推进叙述与思考。可以说在火野的作品中，民众与自我相融合，具有一种纯粹性，没有对错，有的只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姿态是融入，基调是感动；而在石川的作品中，民众是被观察分析的对象，具有一种矛盾性，充满内心纠葛，并随着外在环境而变化，姿态是旁观，基调是审视。火野和石川的作品中呈现出的这两种不同取向，反映了日本文学中民众视线的两种模式，前者是渲染人情悲欢的文学，而后者是揭露社会问题的文学。
《麦与士兵》中的战场现实
从烈日下晒得黝黑的皮肤，到一望无际的麦田与黄尘之间默默行进的队伍，从缺食少水、跳蚤肆虐下的乐观忍耐，到泥泞中白刃战后汗污满身的满不在乎，再到遭遇抵抗时的英勇无畏，火野在战场上找到了令自己感动的现实，而战争也似乎成了士兵们的美德的展示台。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麦与士兵》中也能看到一些与主调不够和谐的音符：
我不想死。不想死。不想现在在这儿死。但是也许我会死……我在土上用手指写父字和母字，写了擦，擦了写。还有妻子和孩子的名字。我闭上眼，向世间所有，祈求保佑。我紧握着妈妈给我做的护身符。在日本的亲人们的诚挚之心也许能够保佑我。但我也知道现在这里所有的士兵，一定都和我一样被诚心所护佑着。而这些士兵却一个个死去……我死心了。虽不想死，但也没办法，死就死吧。我把手掌放在胸上，紧紧按住心脏所在的地方。我为自己辩解这不是恐惧，但其实就是恐惧。我只是极力装作平静……与其死相难看，不如自己在太阳穴打上一枪。我把手[来自wWw.lW5u.Com]枪抵在太阳穴上试了试。冰冷，透心凉。我想在死的时候，用敌我双方都能听到的声音大喊大日本帝国万岁。但是，我想活下去。竭尽全力活下去。而这么一想，又思念起家乡，心潮澎湃，要流出泪来。我闭眼祈祷。
这是在孙圩激战的生死关头，火野真实感情的流露。这里有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和动摇，对生命的珍惜和执着，对家人及故乡的思念与不舍。正如火野自己所说：“这些都是战场上最凡庸的感想。”而正是这种平凡而朴素的感受，潜藏着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基本动力。
可惜的是，火野并没有对夺去无数宝贵生命的战争，以及将他们送往前线的国家表示质疑，而是简单地将对生的留恋和对死的恐惧替换成了对中国军队的仇恨，通过这样的仇恨，把自己与“祖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伴随着战争的胜利，他与国家的一体感更是达到了顶峰：
祖国……仿佛一种思想一样涌上心来……生命是最宝贵的。然而，在这个战场上，却有一种东西能让人甘于舍弃宝贵的生命，许多士兵，有家有妻子有孩子有亲人有工作，但有一种东西能让他们甘于舍弃这一切，让他们舍弃也无悔。许多生命失去了，但谁都没有死。什么都没有亡。士兵超越了人类的凡庸思想，也超越了生死……在饮弹葬身于支那大地的那一天，我要为了我爱的祖国，用尽所有的力气高声大喊祖国万岁而死。徘徊在生死边缘时流露出的不和谐音，都被重新纳入到了国家至上的框架之中。在“祖国”面前，生命、亲人、家庭等最基本的价值都被轻易抹杀，个人“变成了这涌动着的庄严的波涛中的一个小水泡”。
《活着的士兵》中的战争现实[来自wWw.lw5u.com]
《活着的士兵》则聚焦于另一种战场上的现实，部分揭示了战争中的阴暗面。
除了以残酷的方式杀害中国士兵及战俘，仓田小队所有士兵的手上都沾满非战斗人员的鲜血：近藤一等兵在愤怒和情欲交错的狂暴冲动下刺死了试图对他开枪的女子；士兵武井因为怀疑帮忙做饭的中国青年偷了长官专用的白糖而将其捅死；平尾一等兵因为抱着母亲尸体哭泣的年轻女孩哭声烦心而将其捅死；笠原伍长强奸并杀死中国妇女，还将其结婚戒指据为已有。
值得一提的是随军僧人片山玄澄，本来他的任务只是超度阵亡将士，但他不但无法为敌国的阵亡者超度，还因为战友的死而对敌人感到憎恶，主动加入到作战行列凶猛杀人，甚至手持铁锹追杀逃散的中国兵。
在战场上，所有的战斗员不知不觉都变成同样的性格，想的都是同样的事，提出同样的要求，它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就像医学学士近藤一等兵失去了理智一样，片山玄澄和尚失去了宗教信仰……在脱掉僧衣穿上军装的同时，他失去了僧心，被士兵的心同化了。
战争不仅仅是一种手段，更是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的可怕之处在于要求大多数人停止思考，不用知道理由，只去达到目的，遵循最低限制下的本能去行动，于是人完全变为了工具和机器，人性中恶的东西将很难被控制。按照这一逻辑，只要存在战争，无论理由如何，都会造成人的异化，所以应该主张从根本上消除战争。
但石川没有往这个方向更进一步，相反，他在全书的高潮攻打南京城郊紫金山的战斗中，不遗余力地描写了士兵的不畏生死和忠诚。我们可以看到倒在血泊中呻吟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士兵，重伤之中还请求再打几枪的士兵，从中国兵尸体上抓过炒米大口咀嚼的士兵，守着阵亡战友的尸体，将大衣盖在他们身上，自己枕着中国士兵尸体过夜的士兵等，甚至小说前面有所恶行的士兵，后来也都改换了姿态：武井临死已经无法看清但依然合掌向军旗敬礼，玄澄不畏流弹救护伤兵并为阵亡者超度，笠原沉着冷静地击退中国军队的反攻。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他对战争罪恶的描写，使得他对战争的态度变得模糊不清。
在法庭的答辩中，石川辩护说自己创作《活着的士兵》的目的，是对后方国民悠哉游哉的态度不满，希望民众在了解真实情况的基础上真正支持战争。这种思考方式，在《苍氓》三部曲的出版序言中也可见一斑：
我对政府的方针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只是以自己的眼目，观察大移民的真相。我不是负责宣传的，我只管诉说真相。我从没有劝说移民们中止其计划，不如说是借再次前往海外的人的口，给予了肯定的解释。但我希望这种肯定不是充满虚饰的假象的宣传，而是在直面现实之后的肯定。
1938年9月宣判后不久，石川就以《文艺春秋》特派员的身份，再次随军参战，这次的目的地是武汉。他于1939年1月发表的《武汉作战》，以流水账的形式记录了武汉会战的全过程，称之为“日本民族在东洋的跃进”，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做了正面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附记”中的一句话：“前次因为研究了战场上具体的个人而惹下了祸端。这次尽量避免个人描写，而表现整体的动向。”
从《活着的士兵》到《武汉作战》，对于石川而言，仅仅只是角度的选择问题。这也反过来证明了《活着的士兵》虽然对战争的种种阴暗面有着具体的描写，但并未进一步对战争进行反思，而是停止了思索。他的写实停留在对现象的客观描述上，并不深刻，也无坚持，随时能轻盈地放弃旁观者的姿态，融汇到民众之中。
共同的底层
石川的角度转换，显示了他与火野之间共同的认识基础，那就是囿于“日本”之内，无法获得超越国家的眼光。从人性的角度看会成为促使其发生异化的战争，当扩大到日本这个整体，在面对中国之时，便成为了正当的行为。而在火野那里，包括自己在内，士兵们从来就与“日本”密不可分，他们虽然有名字，却并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只是日本这个巨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冈崎义惠对火野的《麦与士兵》的评点颇为得当：“此处无思想，而是情绪的表达。而这正是日本式的，也正是魅力之所在。”放弃思考和分析，诉诸情绪，也正是“我们日本人以肉体理解的传统精神”（小林秀雄）。只是强调心情上与对象融合一体的取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日本式情绪”。当对象是“日本”这一整体，或是为这一整体献身的部分时，这一情绪有可能无限膨胀。
与之相对，《活着的士兵》保持与对象的距离，从外在、旁观的视角加以审视，可以说是思考性的。但正如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中指出的，日本式的思想，因为缺少能够成为参考坐标的轴心，诸多不同背景不同体系甚至本该相互矛盾的思想混杂共处，往往呈现出不彻底不稳定的情况。石川对战争阴暗面的揭露与对侵略战争的支持的混在，正体现了这样的“日本式思想”，因为并不彻底，所以一旦遇到压力，很容易放弃。
无论是情绪的自我膨胀，还是思想的轻易放弃，其最终指向，都是“日本”。而中国，在强烈的“日本意识”之下，也便只成为了“日本”的一种倒转。
当我们把中国引入视线时，不难发现，无论是火野，还是石川，都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
在他们眼里，中国民众都是落后、愚昧、顺从、只管自己一家幸福、无思想、无原则的形象，而中国的广袤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则是唾手可得，任人摘取的。在中国民众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一方面强调中国自古战乱频繁，另一方面强调与日本作战的中国政府，是和民众脱离的，民众实际上处于“无主”状态。
无论是《麦与士兵》，还是《活着的士兵》，所有的内容都围绕着具体的战斗：战斗的准备，战斗的过程，等待下一场战斗。而作为整体的战争的性质，交战双方中日两国的关系等历史脉络都被抽离，只截取了一个是非不明的断面。战争成为既定的前提与环境，对此不再做更深的追问，于是对战争的理解，转化为必胜的目的论。
在《活着的士兵》中，仓田少尉与其他军官有这样的议论：“南京市损失的财富恐怕有几十亿吧？幸亏这场战争在中国打。国家财富受损失，良民衣食无着，女人们被蹂躏，这些事若发生在日本国内，你们将怎么想呢？”而得到的回答是：“说句实话，打了败仗，真够惨的。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认为不能随便发动战争，一旦开战，就得打胜仗。即使到孙子这一辈替我们还债，也得打胜仗才行。”
当战争成为既定的状态，所有的目标便集中于战胜，也只有战胜，能够暂时掩饰和部分补偿战争带来的一切伤害。
明治以后，国民教育的历史性累积、当时盛行以战争为手段的国际局势、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连战连胜的事实、发动战争最初具有的经济拉动效果，以及总动员体制在开始阶段带来的社会一体感及公平感等诸多远近的要素，使得当时的日本社会弥漫着欢迎战争的氛围。《麦与士兵》的畅销与《活着的士兵》的查禁与自我放弃，一进一退，正迎合了这一氛围。情绪压倒思想，形成了高度一致的环境。
文学的可能性与困境
对于战争文学，战争期间的评价，是出于政治；而战后的反转，也依然是出于政治。迎合显而易见的政治状况，给予标签式的定性固然容易，但流于形式的赞赏或是批判，都将弱化我们能够从文学中得到的收获。深入生活、深入内心的细节丰富的作品，天然具有对单一叙事和意识形态的抵抗性，或者至少表现出不合拍的一面。无论是火野感到的不和谐，还是石川描写的人的异化，只要再往前一步，对复杂性和摇摆感，以及业已渗入到身体内部的观念、模式的思考，就有可能成为理解人的存在状态，反思种种实践之意义的契机。这正是文学本身具有的可能性。
但我们也看到，像火野那样，一开始就直接在感情上同化为民众的大众文学，在民众本身缺乏反思的情况下，直接演变为“国策文学”，客观上成为了为错误的政治方向摇旗呐喊的文字。这显示了在缺乏更大的视野和更深的思考时，立足于民众的纯粹信念可以成为可怕的破坏力。而石川本来可以有更大的作为的尝试，却只是昙花一现。在外在的压力和本人主动的双重影响下，迅速抛弃冷峻旁观的立场，轻盈转身融人大众之中，则显示了所谓如实的观察描写，如果缺乏真正独立而持续的思考作为支撑，就很可能只是可以被轻易放弃的形式。
就战争期间日本文学的整体动向而言，没能更进一步取得突破的历史事实，揭示了文学的可能性与现实表现之间的巨大鸿沟。作家个人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外部环境带来的种种或软或硬的影响、对文学作品中具体事实的选取，以及描写倾向性的限定，也许依然是文学实现丰饶可能性的最大障碍。
面对战火中失去的生命和被剥夺的正常生活，只有去思考为什么如此，追问为何需要，才能产生对作为手段的战争，以及对支撑战争的有形无形的制度的反思。伪满洲国通讯社出版的译本《麦田里的兵队》的译者记中，将火野的《麦与士兵》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称为“欧亚两洲并驾齐驱的两部战争文学的最高峰”，火野在晚年对自己的战争文学的解说中，也提到了《西线无战事》。但火野的战争文学，即使是战后撰写的以日军惨败的英帕尔战役为题材的《青春与泥泞》，与《西线无战事》间的根本性区别，是缺少后者中那样对国家是什么，为什么有战争的追问。
所谓反战，也许可以有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反对人类使用战争作为相互间解决问题的方式，从根本上消解战争的可选择性，这是对战争存在论意义上的必要性的反思；二是反对出于自我保护和维护整体和平之外的战争，严格限定战争的前提条件，这是对战争的社会及历史正当性的反思；三是反对滥杀、侮辱、折磨、奸淫、抢夺、放火、毁坏等对人身及财产的随意和过度的侵犯，强调伤害最小化原则，这是对战争过程及具体行为伦理性的反思。
日本的战败，为战后数量众多的反战文学的涌现提供了条件，但绝大多数是围绕着第三层展开的，这造就了其视野的局限性和历史认识的不彻底。因为如果缺乏第一或第二层面的意识为指引，战争中施加给对方的伤害，很可能会成为细枝末节而不被重视，或是仅仅被处理成迫不得已的结果；而战争中自身受到的伤害，则很可能变成忘却自己加害者身份的挡箭牌，甚至反转为委屈与光荣并存的悲情，成为狭隘民族精神的催化剂。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七十周年，直接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大都已经逝去，战争似乎已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太过遥远，以至于只能成为消费和娱乐的对象，出现在网络偏激的言论中，或是游戏、影视作品之中，在似曾相识的血腥画面、缠绵悱恻的情感纠葛、有惊无险的敌我较量中不断反复，逐渐固定成似乎不痛也不痒的模式。我们如何继承那次全人类的悲剧留给我们的伤痕和遗产？如何对导致战争的有形无形的体制保持足够的敏感，对战争必然带来的痛觉保持足够的感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作者：王京，北京大学日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日本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