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姜翼飞
摘要：《八月的乡村》是萧军反映东北沦陷区抗日斗争的重要作品。与故事发生地剽悍的民风相应，作家用粗浅的线条勾勒出了东三省人民反抗侵略、光复家园画卷的一角。战争状态下人们对生存的渴望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是此作中颇占笔墨的两个话题，本文试图从部分情节入手，以当代视角来审视作品，浅谈《八月的乡村》中所表现的生存意识与复仇意识。
关键词：《八月的乡村》 生存意识 复仇意识
东北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早的地区，从甲午战争到抗战胜利，其间五十余年，或明或暗、或隐或现，不同形式的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在东三省的黑土地上几乎从未停歇。20世纪3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东北作家群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一个创作群体，面对版图变色、家园沦陷的现实，他们以粗犷的笔触、真挚的情感唤起了那个年代众多国人对祖国的热爱，“把北国的血与泪、剑与火和胸间的民族情、乡土情凝聚于作品，成为方兴未艾的抗日反帝文学的劲旅，以一个地区作家的群体意识给全国文学主潮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血的烙印”。相对于当时还没有直面日寇铁蹄侵凌的关内国人来说，东北籍作家对法西斯非正义战争、反人类行径有着更直接的体验。作为这一创作群体代表性作家之一的萧军，亲眼目睹了“九一八”之后故乡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战争给交战双方带来的损失，战争中人们对生存的渴望和由战争引发的民族仇恨给他的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也使得生存意识与复仇意识成为了萧军这一时期代表作《八月的乡村》中两个重要的叙事要素。
战争状态中生存意识的觉醒
生存意识即渴求活着的意愿，而战争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杀伤，对个体生存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战争导致的大规模伤亡深深地触动着交战双方，因此战乱年代往往是人们生存意识觉醒、强化的时期。罗马人在征讨异族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面对尸横遍野的战场不禁感叹伟大的事业常常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这里的“伟大事业”是指帝国武功的再一次彰显，而“巨大的风险”自然说的是战争对于个体生命的摧残，哪怕是作为战胜者，罗马人的生存意识也被战争的血腥所唤起。
回看七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这一阶段是中华民族承受苦难最为深重，同时也是抗争最激烈的年代，国家面临的危机前所未有，国人表现出的斗争意志也前所未有。“亡国”即要“灭种”，要生存必须抗争，可以说战争中生存意识的觉醒把中国人的爱国情绪、民族认同感推上了最炙热的顶峰，对生存的向往促使亿万国人奔向全民抗日的战场。萧军在创作《八月的乡村》时已经是一位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了，作品中传唱国际歌、互相称同志的“人民革命军”显然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但萧军并没有简单化、脸谱化地描写这些抗日战士。②这支游击队并不是由工人阶级组成，而是由各色人物汇集而成，其中有像萧明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从农民中来的，有从东北军中来的，有从伪满洲国军投靠来的，甚至还有原来打家劫舍的土匪。这些之前身份各异的人积极参与抗日都是为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生存，是生存意识的觉醒推动他们走上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之路。蒋介石在《庐山讲话》中曾劝勉中国人“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应投身到抗日中，此话着实大有道理。日寇来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都要受损，一个人有可能听不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微言大义，但不可能不想好好活着，于是生存意识就成为了世界上任何一个被侵略民族反抗侵略最根本的动机。为了“图存”，《八月的乡村》中各路抗日武装对日寇展开了不断的袭扰。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的暴行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可怕，残忍的杀戮唤醒了沦陷区人民的生存意识。尽管抗争过程本身就带有着巨大的危险，但为了生存，人们只能参战[来自WwW.lW5u.com]，这就是《八月的乡村>中多数抗日游击队队员选择反抗侵略的根本动因。作品中一个老农在与萧明聊抗日时说若是他还年轻一定也参军抗日，理由是“日本人逮住老百姓，只要你年轻一点……就非给弄死不可”④。当人民革命军内部在谈到抗日的必要性时，朝鲜籍的女战士安娜教育大家如果不奋起反抗，中国人的命运将会比朝鲜人更惨，不服从的朝鲜人让日本人抓住后都被活埋了，如果中国人不抗争就只能等着被活埋，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和侵略者战斗。
不单作为受侵略方的中国军民的生存意识被残酷的战争唤醒，作为施暴方的日本侵略军的生存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萌动，且动摇了他们心中对战争目的的认同感。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所谓的“富国强兵”之路，其军事力量以几何速度增长，几十年内从落后的岛国一跃成为世界列强，同时也为“二战”中的最后毁灭埋[来自www.lW5u.CoM]下了伏笔。在这个过程中，军国主义思想可谓罪魁祸首，日本人在以“忠君爱国”为伪装的军国主义思想的洗脑下，不断进行军事扩张，国民陶醉于侵略战争的胜利中逐渐失去了理智，参与战争的狂热盖过了对生命的珍视。然而，在面对真实的战场、令人生畏的伤亡时，即便是被洗脑过的日军也会对生存的意义有了新的判断。《八月的乡村》中的日本兵松原就是怀有这样意识的侵略者，他在学校期间是“青年团”的一员，“忠君爱国”是他的人生信条，他的梦想是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灌输的“军神”乃木希典那样的将军，为实现此抱负哪怕是失去性命也在所不惜。但是来到中国战场后，他对战争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他观察到来满洲参战的同胞越来越多，但是能活下来的却越来越少。身边战友的大量阵亡触动了松原对人生价值的重新思考，过去他心目中的“君”真的值得这么多日本人拿生命来尽忠吗？徘徊在一片狼藉的战场中，他甚至怀疑起了日本天皇的品行，这对于在校时期一心要做“乃木将军”的松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来中国参战前，松原的爱人芳子将军国主义称为劣等的思想，松原对此不屑一顾，斥责芳子是国家的叛徒；但是参与了几次战斗后，松原的脑海里反复闪过临行前芳子的话语，越来越对战争的残酷有所认识。松原在参战前后思想的变化反映了侵华日军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就算是被日本政府推上“神坛”、为千万个像松原这样好战军人所敬仰的“军神”乃木希典也不是对战争的血腥全然无动于衷。与同时代很多日本狂热分子一样，乃木希典早年参与了甲午年的侵华战争，日俄战争爆发，乃木希典再次披挂上阵，他最著名的“战功”莫过于率日军以超过一半的伤亡攻占了旅顺口。如果说之前历次侵略战争的强度尚不足以让嗜血的乃木希典认识到战争的可怕，那么在旅顺口的惨胜第一次触动了他心中对战争、对战争中生命的重新认识。日俄战争结束后，乃木希典出人意料地向天皇检讨自己的“战功”，而且这段经历也成为了乃木希典余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可见，战争的残酷让侵略者同样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贵与生存的意义。对松原在战争中军国主义思想发生动摇、生存意识有限范围内觉醒的描写是《八月的乡村》中颇具价值的一笔，于此也不难理解对左翼文学历来持谨慎态度的夏志清给予《八月的乡村》较高评价：“第一部以反日斗争为主题的成功的共产主义小说。”
反人类暴行激发的民族复仇意识
复仇意识也是《八月的乡村》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萧军作为一位东北籍作家，身上始终浸染着黑土地上侠义文化的气息，类似于“血债血还”的侠客信条伴随着作品中几乎所有抗日活动的始终。这里的复仇已不仅是个人、家族之间的恩怨，而是整个民族受到侵辱之后迸发出的民族仇恨，中国人民拿起刀枪向侵略者讨要血债。
《八月的乡村》中塑造了一批立志向日寇复仇的抗日英雄形象。人民革命军的成员大多与侵略者有着血海深仇，如司令员陈柱，他的老婆孩子全都被日本人杀害了，他怀着国恨家仇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他在鼓励战士们时，常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包括满洲军阀、官吏、地主、土豪、劣绅是劳苦大众的敌人，为了未来的新世界，为了向压迫、杀戮自己的同志、姊妹、弟兄的敌人复仇，做出革命的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充满神秘感的铁鹰队长原是奉天的一个农民，当年就是为了复仇入了“胡子”，后来同样是因为仇视侵略者成为了人民革命军的一员。与陈柱司令一样，铁鹰队长在对部下讲话时也总把为同胞们报仇挂在嘴边。游击队中的女队员李七嫂也是在复仇意识的驱使下加入抗日队伍的。她本是村里的一个农妇，在日军洗劫村庄时遭敌人侮辱，她的孩子被杀，情人唐老疙疸也死于日军之手。经此一连串的打击，复仇的火焰在她心中燃烧，“她所想的只有复仇和忍耐，孩子和情人；怎样踱尽这所有的山岗，田野，和森林…一早一步跨到了龙爪岗”⑤。此后，李七嫂穿起她情人唐老疙疸的衣服，拿起他的枪，继续着唐老疙疸的抗日事业。
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倡导“和为贵”的精神，就像民间常言的“冤家宜解不宜结”，甚至是提倡“以德报怨”，关于复仇意识的道义合理性始终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对于《八月的乡村》中浓重的复仇意识，我们应当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这里的仇恨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它是对侵略者一系列反人类行径的强硬回应，是被侵略民族处于亡国灭种边缘时别无选择的武装反抗。而且《八月的乡村》中这种复仇意识是以反侵略为目的，而不是以杀伤为目的。例如铁鹰队长在给年轻战士们交代任务时说：“不独不打本国兵，外国兵也不打，只和那些统治东西们算账。”⑥这说明萧军对于复仇的对象有着清醒的认识，即使是在自己的家乡饱受日寇蹂躏的年代，他仍能理性地理解这场侵略战争的实质。战争中不单是中国人，普通的日本百姓、前线军队同样也是受害者，尽管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充当了暴行的实施者，但究其根源是好战的政府以及愚民的军国主义思想引发了这场战争，由广大日籍百姓组成的军队成为了日本统治阶级贪得无厌的牺牲品，而在战争这种极端条件下受过洗脑的日军人性日渐扭曲，做出了种种令人发指的反人类行径。所以说，《八月的乡村》中的复仇意识是正义、理性的抗争精神，将复仇对象直指战争真正的罪魁祸首，而不是泛泛地强调以血还血，是要从根源上消除战争。萧军对于战争的理解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圈
作者：姜翼飞，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编辑：张勇耀